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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率直的性情，交织出一个极富感染力的可爱女人。
采访结束后，采访者顺便参观了一下《法治进行时》的办公环境，这是三间陈设简单、十分拥挤的办公室。见到采访者有些诧异，她乐呵呵地说：“这已经比我们创业初期的那个楼梯间要强多了。”
徐滔是个意志极为坚强的人。她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付出了很多很多，这是当今许多生活条件十分优越的都市女性很难做到的。同时，徐滔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不是每一位付出很多的人，都能获得她那样的辉煌。她在贡献社会的同时实现了自我。没有什么能比工作并快乐着更令人羡慕的了，而徐滔恰恰是这样的。
这次采访后不久，徐滔就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担任北京电视台科教节目中心的副主任。虽然她不再担任《法治进行时》的制片人，但仍然战斗在政法报道的第一线；她的目光已不仅仅局限于政法节目，她也不满足于只是打造一两个文化品牌。现在她正带领着一支更大的队伍，为了一个新的目标创造一个文化产业，而奋力地拼搏着。
第三部分第48节 寻找资本与主流传媒的结合点（1）
寻找资本与主流传媒的结合点
访《证券市场周刊》主编杨浪
文/康韬王秀兰刘丽新
采访者：最早听说你当过兵，打过自卫反击战。选择从军，是从小的理想还是那个年代的权宜之计？
杨浪：对传媒界而言，一个老总打过仗，可能会觉得传奇。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这种经历毫无传奇可言。我1970年当兵，当时十五岁。的确，在那个年代选择是很有限的，不是当兵，就是插队。我家里就是部队的，从小受很正规的家庭教育。我一直都很自信，相信自己属于出类拔萃类，中学时代当过学校红卫兵团的政委，当然不是打砸抢那种。参军以后，十七八岁开始发表作品，我的第一首诗发表在《云南文艺》上，二十四岁参加作战，二十五岁加入中国作协云南分会。
我和我妻子都是部队的，一起上过战场。当时，我们从北京去的有一百二十个战友，坐一个闷罐车就到了离家很远的云南，被分配到昆明军区。这个部队是前线的部队，上战场、参加作战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原来是在团政治部宣传处，为打仗去了舟桥团。
1979年2月19日凌晨，我们舟桥团在红河上架舟桥，一上滩头，几十条舟车放下，敲击着河面，发出巨大的声音，对岸敌军开始炮火压制，子弹打在桥上丁丁当当，我们随即发起攻击强渡红河，对面一排子弹扫射下来，我周围有一些战士伤亡，自己的部队在河那边往上冲，枪林弹雨中我们在上级规定的三小时内完成了架桥任务，我也因此荣获三等功。在战争中，我看到了伤亡，看到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倒下。我相信战争可能使人妖魔化，也可以使人净化，我属于后者。经过战争的洗礼，人会淡泊很多。
采访者：是什么原因使你离开部队，选择加入《中国青年报》而成为传媒人？
杨浪：很简单，仗打完啦。1978年《中国青年报》刚复刊，很需要人，尤其缺年轻的编辑、记者，就把我借调到报社。最初是编诗歌、散文。因为我在部队时就已经接触了一些著名诗人，文学观念还比较新。当时，在《中国青年报》的有陈小川、马立成、米博华、张飙、李大同等等一批青年才俊，包括我在内都没有正规的学历背景，而77级学生还没有毕业。我是1982年正式办理转业手续调到《中国青年报》的。
采访者：请谈谈你对《中国青年报》的感受。
杨浪：我对《中国青年报》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中国青年报》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影响一大批人，关键有两点：首先是这张报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在当时的中国主流媒体中，《中国青年报》是思想最活跃、最敢讲话、最可读的一张报纸。其次是这个团队中的人。《中国青年报》积聚了一批青年才俊。
1982年，思想解放刚刚开始，报社老中青并存，观念冲突非常明显。《中国青年报》积极倡导改革，倡导思想解放，在推动观念转变方面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1983年以后，改革进入大的发展阶段，开放了十八个沿海城市，党内和社会内思想冲突很大。《中国青年报》不仅在思想上旗帜鲜明地倡导改革，还在报界开创了一系列新的尝试，在报道上有了经典性的突破。比如“大学生毕业成才系列访谈”，无论是在报道形式上还是所涉及到的问题，都可称为开山之作。
后来，《中国青年报》还开办了国内第一个星期刊（周末版），开创了用报纸展开的知识问答，组织过世界性球赛，开设了与读者面对面座谈的“读者日”。这些现在看来很普通的事，在二十年前的中国报界却是具有创造性的。可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是报业的一个思想库、一个媒体的中坚。
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报》的青年才俊可谓群星璀璨。1985年前后，一些老同志相继调走，年轻人迅速凸显，在这个平台上发挥着自己的判断，实践着自己的想法。他们能拼能闯，创造并主宰报业的思想，而且一直影响到上世纪90年代。现在很多知名媒体的掌舵人都与《中国青年报》很有渊源。
采访者：那又为什么离开《中国青年报》呢？
杨浪：1989年那场风波对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我。当时是带着一种激情、一种理想主义在做报纸；后来就去探讨做报的一些新途径，比如把《中国地震报》市场化、参与新华社的《每日电讯》等。1992年《中国青年报》改版，出了三个周刊，我做其中的“社会周刊”。之后其他报纸也纷纷效仿，1993年、1994年挂周末版逐渐形成潮流。
在深刻体会到意识形态的刚性之后，我试图在纸媒体上做些其他尝试。做“社会周刊”时，在形式上做了些探索，比如：用杂文的形式写社会新闻，用中国传统的文言文写人物，凝练、耐读，还努力实现与读者的互动。在愚人节那天，我们放了一个“漂流瓶”，采集幽默段子，结果来了两千多稿件，可谓异彩纷呈，像“博士可以生两胎”、“世纪婴儿”、“济南铺设啤酒管道”等。见报后，舆论大哗，捅了马蜂窝，我也因此背了处分。突然间我认识到在那里的发展空间有限了。
采访者：请谈谈你参加《三联生活周刊》主创班子的经历吧。
杨浪：我很早就参与了《三联生活周刊》的筹办，“愚人节事件”之后，才实质性地介入到《三联生活周刊》。这个参与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大帮人，包括领军的钱刚、陶泰忠，做评论的何志云，做财经的胡舒立，做图片编辑的闻丹青等等，后来被称为“豪华阵营”。
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一大批新闻界有头有脸的人聚到《三联生活周刊》？事实上在1993年，商业资本进入媒体的第一轮，规则我们是不知道的，香港《明报》的于品海跟我们谈了很多，在我们听来完全是全新的概念。事实上因为有商业资本的进入，会有改制的机会，这一批人才会杀到这儿来，恰恰是商业资本的进入，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他完全不懂政治，不到一年，就铩羽而归。后来我们又找了第二任投资方、第三任投资方，都是好景不长，人员变动也很大。
1994年底，团中央支持尝试把《中国青年》杂志这本机关刊物市场化，这活儿是我特愿意干的，于是就去了《中国青年》杂志。我们那一任班子的目标是用两三年的时间让《中国青年》杂志走出低谷，使它有个比较好的市场形象。我们基本达到了这个目标，各种发行数据和广告数量也有了较好的回升。
采访者：后来怎么又去做财经媒体了？
杨浪：当时联办想做媒体，有非常要好的朋友来找我，要我推荐几个人，我说：“第一个胡舒立，第二个尹克，第三个张志雄，第四个王安。”又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又来，说他打听了半天，结果是我最合适，要我一定去。后来，经过对联办的了解，认为具有一定的资本实力和可靠的政治背景，就去了联办筹办《财经时报》。
采访者：资源控制权的分配是否在《财经时报》后来的变故中发生了重要作用。
杨浪：这也是一个问题，在当时既然展开这样多的资源，想做这样的一个产品，最合理的方式应该是它的一把手对整个资源的掌控，使它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但事实上，联办整个经营媒体的思路、它的成败得失都在这儿，叫做放开中间，抓死两头。到现在为止，它的广告是高度集中、发行是高度集中的，编辑部你怎么折腾，但是经营的权利始终是在联办的手里，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确实是跟联办谈这个问题，也确实有许多的冲突摩擦就体现在编辑部与广告发行方式的摩擦，但后来发现这是联办的一种有效模式，这个事情是不可更改的。
你很难说这里的得失利弊和高下优劣。因为就联办自身来讲，到今天为止联办还处在一个很好的健康发展态势，《财经时报》是成了呀。我这两年都在做媒管部副总，更多地研究联办的经营模式，我觉得它还是有道理的。它是从联办这个层面上，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为了有效利用资源，将来也可能改变管理模式。
在目前联办这个设置当中这种以配置和利用资源的效率为主的模式是不可更改的。但是实际上这两年的联办自己内部发明了一个所谓小三角的方式，就是大三角、小三角，大三角就是从媒管部这个高度对做产品做发行做广告的资源配置关系。我的主要精力就是从媒管部的角度去协调各个媒体的产品内容和业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