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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冰点”，突破非黑即白的两极报道模式，给中国新闻界传递一个崭新的信号，李大同作为始作俑者引起业内外的关注变得理所当然。
我国新闻工作者“客观报道”的时代不仅没有“已经或正在消失”，相反还远未到来。到今天为止，我们充其量只能说是看到了“客观报道时代”来临的曙光。
一家全国性媒体，很像一枚硬币：硬币的一面是“国徽”，另一面标识“币值”。“国徽”是普遍性——你是哪个国家的；“币值”是特殊性——在一个国家的特定环境下，只能用它。《中国青年报》的“第一种属性”如同国徽，意味着我们是大报，必须承担大报的社会责任；“币值”是“第二种属性”，意味着本报读者构成（兴趣、需要）的规定性，并以此区别于其他硬币。
我很反对记者最高使命是“记录历史”的意见。我认为新闻的最高使命不是记录历史，而是感动今天，影响未来。
李大同，男，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现为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编辑中心副主任兼《冰点》专版主编。
1985年年末，他突破以往新闻界非黑即白的两极报道模式，首次将“灰色带”人群作为新闻的考察对象，以“进行式”报道取代传统的“结论式”报道，使新闻更加逼近生活的原生态。
1994年年底，他受命创办一个新的专题版。
1995年1月，这个被他起名为《冰点》的专题特写版问世。《冰点》闯出一条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细腻、生动的描述，全面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与变迁办刊的新路。
1996年，《冰点》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评选中，被专家全票评定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栏目”。2003年，《冰点》再获中国新闻名专栏奖。
入选理由
《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曾经是生活中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带着一种渴望，渴望心灵深处的某种沉睡良久的意识被触动的情结。
熟悉了《冰点》，对它的幕后策划人自然有很多臆测。《冰点》栏目对人性深处的关怀和接触，以及表现手法的细腻和那种总是在细节上让人眼泪抛洒的情感，会让人觉得它的策划人一定带着儒雅多情的风格。但是，2003年3月21日，当我们在中国青年报社的会议室见到这个声音洪亮的策划人时，第一感觉反而是他挥洒自如的刚硬。《冰点》异乎寻常的成功，成就了他的新闻生涯里最辉煌的亮点，他就是李大同。
李大同有一双让人印象深刻的眼睛。在采访的过程中，那里面流露出很多的情感，有时是犀利的，有时是感慨的，有时深情，有时会愤怒。他性格率真，很少用一种置身事外的超脱说话，似乎他所做的，就是他生命百分之百投入。
言之开怀之处，他昂头哈哈大笑，流露英雄鏖战而胜之后由衷的喜悦。而说到从业中的无奈，他冷静的分析里又带着激昂的情感，好似一员大将，受挫后再稍作调整，仍不失攻城略地的气概。
如同他的性情一样，他的语言很直白，不做文绉绉的雕饰。他说“新闻的自由是一代又一代人一步一步拱出来的”，他还说，“记者的能力就在于撬开别人的嘴巴，从里面掏出话来”，这些语言里有很浓的乡土味，那或许是十年插队，土地留给他的印记。
李大同对事物的分析，让人感到一种充满历史感的穿透力，让人们审视在历史的潮流中，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弄潮儿。而他的成功之处，或许更在于他处于什么位置就认真扮演自己该扮演的角色。
这就是李大同的感染力，也许也是《冰点》能震撼人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部分第34节 凤凰台上凤凰游（1）
凤凰台上凤凰游
访凤凰卫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文/王咏涛张磊王艳宁
采访者：伊拉克战争中，中央电视台一、四和九套节目首次对战争进行了直播报道，可以说开了国内电视台的先河，你如何看待？
刘长乐：我在之前的一次访问中，曾对中央台有一个高度的评价，我认为这次对伊拉克的直播搞得不错。在中国内地现有的体制中，中央台能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而且能基本上把握住这个空间，尽量拓宽了他们的外延，同时在内涵的把握上也很不错，这对中央台来说是很成功的。
采访者：中央电视台能够直播这场战争，这是否可以说是由于凤凰卫视进入大陆，激化了媒介市场竞争的结果？
刘长乐：很多人认为是这样的，与其说是“凤凰”扣响了国内传媒的大门，不如说是“凤凰”敲开了所有国内媒体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的大门。
采访者：“凤凰”的几个名牌主持人、记者为什么都是女性？
刘长乐：也不一定都是女性，我们现在是“三名”战略，就是“名牌主持人”、“名牌评论家”和“名牌记者”。闾丘露薇是名牌记者的一个典范，男记者有郑浩，他们都属于名牌记者的培养范畴。
我们的几个名牌时事评论员在内地上也是非常有名的啊，他们的名字不亚于靓丽的女主持人，比如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评论员中可没有一个女性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男主持人也是很优秀的，像窦文涛就是很优秀的一个。目前为止，他已经有相当大一批固定观众，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他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创造了《海湾风云录》这个节目，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另外，董嘉耀、梁冬也都是男主持人。
采访者：为什么第一线女记者居多？
刘长乐：我们第一线的记者女性比较多，这实际上不是“凤凰风格”，是香港风格。香港人在一线的女记者居多，这好像是他们形成的一种习惯。
采访者：是不是女性在采访上比男性更有优势？
刘长乐：倒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她们这个队伍相对比较群体化。在香港，这些记者都互相认识，一般闾丘露薇有什么事情，她马上就会告诉《东方日报》等媒体的女朋友，男孩是入不了这个圈的。香港的记者职业群体都是女孩，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另外，我觉得从工种角度来讲，电视台里的男孩在技术方面承担了许多责任，摄像就要是男的，当然也可能有女摄像，但很少。灯光、摄像、录像都已经是男的了，女的只有当记者、播音员和主持人，从结构上说这也是一种可能。有很多人批评我把女孩都放在采访一线，男的坐在棚里侃，这个主要是因为记者中女孩子多，所以女孩子上一线也就多。当然我们也有男孩子到一线的，让女孩到一线是男士们把机会给了女孩，拿机器、摄像、拎包的可都是男孩啊。
采访者：当年吴小莉被朱基总理点了名，你当时知道这个事情有什么感受？
刘长乐：朱总理是国家领导人，也是一个普通观众。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高兴，我们认为这是官方对“凤凰”这种形式的认可，这是十分不容易的。
其实，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凤凰”能在几年的时间里，始终不渝地保持这种节目风范，并取得成果是十分不容易的。现在大家都挺羡慕“凤凰”，但实际上，前几年各电视台和“凤凰”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但现在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像。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成功就在这里，与其说我们带来了竞争，倒不如说我们开了先河，起到一个敲门砖或垫脚石的作用，给大陆的新闻体制带来了变化。
采访者：星空卫视和亚视几个海外电视现在也允许落地，但我看你对“凤凰”未来的发展空间还是非常乐观的，这是为什么呢？
刘长乐：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海外媒体和“凤凰”相比还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从份额上讲，“凤凰”在大陆的广告份额大约是一亿美元，现在超过四百万美元的海外媒体还没有一个，差距太大了。当然没有中央电视台那么大的份额，中央电视台有十二个频道，我在内地只有三个频道，而且我的覆盖率不一样，如果我达到中央电视台的覆盖率，那肯定是不一样，但我们不敢憧憬这样的情况。
亚视其实是我拥有的，我也希望亚视能更好地发展，我在亚视占有的股权比“凤凰”还大。亚视和“凤凰”在语言上、在播出手段上都是最全面的。“凤凰”是普通话，亚视是广东话和英文。
技术传播上，“凤凰”是卫星电视，亚视是无线的播出方式。但就海外媒体对内地的态势来看，我们更关注的是和中央电视台、省级电视台的竞争，海外媒体包括星空、华娱、MTV在和我们同台演出，但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差别。
第三，从覆盖的区域来看，“凤凰”是一个泛太平洋、泛亚太区的播出方式，甚至是泛全球的，而亚视是一个地区电视台，它主要是依托于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从内容来讲，“凤凰”走的是可视青年电视台，“三高一低”；亚视走快餐道路，是市民阶层路线。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海外媒体，除了英文的BBC、CNN和NHK之外，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定任何人不许搞新闻这个节目，但对“凤凰”却网开一面。
采访者：你会把其他媒体的优秀人才挖过来吗？
刘长乐：不一定，绝大部分是靠自愿，我们媒体间是不伤和气的，竞争还是要有理性的，还是要开放的。从所有制来判断，全世界共有三种体制：第一种是美国式体制，是完全商品化的体制；第二种就是公有和私有相结合的，是双轨的，比较典型的就是英国和日本的，具体就是BBC和NHK，他们是靠收执照费和通路费来维持运作；第三种就是完全公有制，大陆就是完全公有制和国有制的、有部分商业成分的这样一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