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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 �
采访者：在你看来，京城报业市场的竞争是不是已经进入最激烈的程度？你觉得现在的竞争和十年前有什么不同？
崔恩卿：目前京城报业市场的竞争仍属起步阶段，远远没有达到最激烈的程度。1992年，《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出来，发行两万份就对零售市场起了很大震动，当然那时只有《北京晚报》和我们竞争。到了1998年，《北京晨报》出人意料，用了一千人的发行队伍，一出手就是十五万份，一下就把零售市场撬动了。到了2000年，北京报业市场仍相对平静，只有《北京青年报》、《晚报》，加上《晨报》，而且基本上算是一大家子。《信报》诞生也就是因为当时北京还没有形成激烈的市场竞争，直到《京华时报》出现，北京报业的竞争才开始激化起来，我当时的判断仍然是“竞争待发”，北京市场上真正的报业大战可能会在2005年以后爆发。
当时《京华时报》融资规模达到四千万元，而《信报》只融到六百九十万元，实际上，《京华时报》和《信报》实际使用的启动资金基本上都是在七八千万元左右。现在要在北京办报，门槛就更高了，达不到二十万份发行量，就进不了北京的报业市场，三年周期，你有两亿元的资金做保证，你的报纸才有希望。这就使大的传媒集团和大的外来资本有可能凭资金优势进入中国媒体，表现的形式不完全是在办报质量上，而是在发行和广告市场的争夺上。
采访者：你觉得民间资本给中国报业带来了什么样的新变化？《信报》的股东既有广电集团，又有鲲鹏网，姜昆还担任了《信报》的名誉社长。如果我能给《信报》带来三千万元的资金，是不是也能有个名誉总编辑的头衔？
崔恩卿：《信报》目前已不再“增资扩股”了，所以你想当名誉总编也就无缘了。在2000年以前，我有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那些民营资本投资的传媒几乎没有成功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是报业里的人，他们没有把报业当作一项文化事业，他们仅仅把报业看成是一块肥肉，但又不懂得报业发展的规律，不懂得报业经营和赢利模式。报纸是综合的，必须形成综合的影响力才行。不像盖楼，你十个亿花光时，这座楼肯定是立在那儿了，哪怕是少卖点，早晚都能卖出去。报纸不行，第一天是一摞，第三百六十五天还是一摞，而且这一摞的特点是早晨上市有人抢，到了下午就成一堆废纸。它的收益只有靠影响力。他们不了解这个规律，看不见报纸的影响力，再加上我们现在的民营资本绝大多数是大个体户，不具备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素质，故多是近视眼，说的是着眼长远，实际上是只顾眼前利益，这是“投资无果”的真正原因。这就需要职业经理人，但我们现在没有，即便有，这些投资者也不会用，也用不好。我们国家会编报的人多，但会管理报纸和经营报纸的人并不多。这就是民营资本投资报业的两难之处。
第二部分第25节 随缘寻胜境（2）
采访者：你认为外资需要多长时间能真正进入中国的大众传媒？
崔恩卿：我估计这个过程还相当漫长，但是不意味着不能进入那些边缘媒体和小的媒体。外资一旦进入，投资方必定左右你的经营，不能左右你的经营，他的投资就没有意义。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左右经营一般来讲是个经营权问题，利大于弊，其利在于可以推动报纸市场化，而绝不是掌控报纸的内容制作，搞新闻自由化。
采访者：企业发展需要良好的环境，你认为中国目前传媒产业的生态环境如何？它最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里？
崔恩卿：我从事报业以来，2003年春季首次听到高层领导讲报业发展问题，核心是“三贴近”，这是报界的春风。尽管推进相当难，但会像雨后春笋一样，时机到了，气候到了，不可阻挡。但媒介作为党的喉舌的本质，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中国的国情，主张“新闻自由化”的激进行为必然导致混乱。中国是个大国，我主张“报业市场化”，是把大众传媒作为信息载体，进入经营领域，能够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解决生存危机。在经营层面上，今后十年会有很大发展。特别是主流传媒，今后十年会成为改革的主体。
采访者：你如何看待报纸越来越厚？
崔恩卿：厚报是大趋势。一是由报纸的媒介特性决定的，当代大众传媒本质上是“实用信息纸”，必然要承载足够的实用信息，以体现服务功能；二是竞争的结果，要增加信息量，不加到一定的厚度不行；三是广告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广告和消费信息。但盲目加也不行，加厚意味着要加大成本，没有一定的广告市场，加厚就有可能亏本，就会自己把自己拖死，所以一定要适度。
采访者：你如何看待网络媒体？在新闻或广告市场上，你是否感受到网络媒体的压力？
崔恩卿：我是个网盲，也不上网。但对网络，我的直觉是，网络的发展对传统媒体是一种很大的激励和促进。第一，信息来源增加了，眼界扩大了，传统媒体的参照物更多了。第二，我们的信息如果不能够更好、更及时地反映最快的新闻，那肯定就要落后了。同时，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也是一种补充和延伸。过去，传统媒体地域性强，但穿透力不足，主要靠其他传媒去链接，现在有网络这个新渠道，信息发出后全世界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两者是帮手，而不是对手，至少五至十年仍然是互补、互助、互动的。在广告市场上，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与传统媒体竞争的局面。
采访者：你最尊敬的一位新闻人是谁？你认为中国哪份报纸最棒？
崔恩卿：这个很难回答。新闻人的概念一般是指报业中写新闻的。我基本上是做经营的，我是把报社作为一个经营实体来解决报社生存和报业发展问题，在解决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对好新闻的概念、标准基本上是相对淡化的。我主张评好新闻，但我们评出的好新闻与市场上畅销的、老百姓认可的新闻不是一个概念。难怪有人说抢好新闻不如早出报纸，这都是相对的。所以，我对老一辈新一辈新闻人都没法评价。报纸没有好报坏报之分，只有市场能不能接受之分，只能看它的影响力。具有相对深度的报纸可能只卖十万份，很市民化的报纸可能卖三十万份。我觉得，一张现代化的报纸包括党报基本构成应该是A＋B，A就是新闻信息，B就是服务信息，比例是3∶7。
采访者：明年（2004年）你就六十岁，是退休的年龄了，如果《信报》还需要你留任社长，你会答应吗？
崔恩卿：我与《信报》董事会已经签了一个“卖身契”，是第一任社长、董事长，而且是法人代表，根据规定，一届三年，我可能一时半会儿离不开。但我确实想“告老还乡”，我回到家中几乎每天都和家人说这句话。我这叫阴错阳差续报缘，因为我现在还是市文联党组副书记，本来是兼社长，分管报纸，现在却成了主办者、操盘手。但是，毕竟是年龄不饶人，事业是青年人的，这是规律。
崔恩卿，男，河北沧县人，1944年2月出生，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一年制）进修班，1991年毕业于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曾任共青团石景山区区委书记、中共石景山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共青团北京团市委常委。1983年至1996年，任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北京青年报业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青年报刊协会副会长兼经营管理委员会主任。
2000年开始，任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副秘书长，北京娱乐信报社社长、北京信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红骏马报刊发行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获“全国报业经营管理先进工作者奖”，事迹收入《中国百名优秀企业家奋斗史》，并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主持编辑“《北京青年报》现象研究丛书”《新闻冲击波》、《北京青年报现象研究文集》、《我们尝试了什么》、《新闻周刊三级跳跃》、《产业化：青年报刊业发展的前景与挑战》等，出版个人专著《报业经营论——北京青年报发展的轨迹》，主持编辑《北京娱乐信报》系列丛书《老实交代》等。
《北京青年报》开启了中国报业经营化和报纸市场化的先河，而带领大家第一个吃螃蟹的就是崔恩卿。这位“报界奇才”的可书之处还在于，不但没有因“娃哈哈事件”与报界隔绝，而且再燃激情，重续报缘，创造了一个难以拷贝的新闻奇迹。
专业报是追求行业权威，都市报是追求地域社会综合影响力，综合日报是一个规模，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边缘报纸创造了报业经营论、报纸媒介论和大众化、市场化、地域化的经验。任何一种报纸想要靠市场力量运作，就必须符合这“两论”“三化”。
报纸是综合的，必须形成综合的影响力才行。不像盖楼，早晚都能卖出去。报纸不行，早晨上市有人抢，到了下午就成一堆废纸。它的收益只有靠影响力。
我们国家会编报的人多，但会管理报纸和经营报纸的人并不多。这就需要职业经理人。
网络的发展对传统媒体是一种很大的激励和促进，也是一种补充和延伸。两者是帮手，而不是对手，至少五至十年仍然是互补、互助、互动的。
一张现代化的报纸基本构成应该是“A＋B”，A是新闻信息，B是服务信息，两者比例是3∶7。
崔恩卿与报界有缘，在北京青年报社一干就是十三年，之后尽管离开了报社，但仍是另一家报纸的分管领导，仅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