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蹿下跳。每次拔之前我都领喊口号，我们统一服装、喊声震天，所有人都是激情状态……我们这支队伍打败了当天所有的对手，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给大家传递某种信息，能够影响大家。原来大家只顾自己埋头工作，挣钱出名，虽然是团队的工作方式，但是每个人的个体意识太强，互相之间协作感比较差。当时比赛能有这种状态我也觉得很意外，同事们回到办公室后还议论了很久。
我想，从那个时刻起，有一种健康的、生气勃勃的合作精神在这个团队中产生了，当然，这才仅仅是开始。正是由于大家有了同荣辱共进退的情感，二套的改革才顺利地推进了。后来我调离广经中心的时候，许多人流了眼泪，我也同样，可能留恋的正是这种氛围吧。
采访者：当年二套收视率提高得很快，比如名牌栏目《经济半小时》，在改革之前，最低的时候降到了零点零七，改版后很快上升到零点三，迅速恢复到零点五，同时，还诞生了几个脍炙人口的新栏目——《开心辞典》、《幸运52》、《对话》，到年底，你主管的这个频道获得多家媒体联合评选的“最有活力的电视频道”奖，这也是国内首个电视频道大奖。你对这个结果觉得满意吗？
程宏：我想我的观念大家都接受了，就是把生活和服务这个概念放进去之后，我们要求这个频道里必须要有娱乐类节目、服务类节目，加强和观众的互动、交流，这个频道才会有感染力。不仅仅是《开心辞典》、《幸运52》、《对话》，还增加了关于房产、汽车、IT业、互联网等领域的专门性栏目，这些在中央电视台都是首次出现的。最时尚的内容全部变成了独立的栏目，在这里成为支柱性的选择。关乎民生的栏目进入了频道，而且进入的时候不是边缘化的、羞羞答答的，而是以所谓非主流、非传统的内容在这里起到了支撑作用。同时我们对整个频道也进行了精心、独特的包装，一些崭新的视觉元素构成了这个频道新颖的识别系统，最终调动起人们观看这个频道的欲望。
采访者：那你现在调到总编室，对于央视整体的频道改革设想，会不会也借鉴了当年的经验？
程宏：的确如此。在此之前，我始终为我们没有一个既有鞭策力、科学性，同时又客观理性、取舍分明的栏目评价体系和规则感到遗憾。没有这样的评价和淘汰体系，容易导致员工不思进取，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这对于保持一个电视台最重要的活力和创造力有着致命的伤害。我到广经中心后，就想，二套作为独立频道，是否可以尝试着对本频道的栏目进行综合评价、重新洗牌：在这个频道里实行好的栏目放在最好的时间段，收视率低迷的栏目，则放在早间或者深夜，再差的就不让它生存了。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取舍，我是想用收视率作为一个杠杆，加入其他的因素，比如观众满意度，比如专家对它的评价，比如它的成本指标：一期投入多少钱，如果投入高的达到的效果和投入低的效果都一样，那你凭什么拿那么多钱。
第二部分第23节 革新源自本心（2）
这个理念我在广经中心开始实施。第一个月就开始干这件事，准备进行末位淘汰。请了许多专家学者，帮我做了一个综合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很复杂，这么做特别累，额外增加很多负担，当时我一心要把这个事做成，但是还没等我做完，就调到了总编室。我就接着在全台做这个事，台长很支持，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用半年的时间制定综合评价体系，那是厚厚的一本，非常详尽。由于这个体系的实施，它引起了全台一系列的连锁变化。
采访者：现在末位淘汰已经执行了差不多一年半，已经淘汰了一大批栏目，以后呢？
程宏：这是常态的一种行为，每年都要淘汰，才能给新鲜的、充满竞争力的节目提供空间。同时，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现在十五个频道，将近四百个栏目，栏目的量太多，而且栏目之间互相交叉，内容重复，浪费经费。栏目比例应该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布局。一个频道里应该有多少栏目，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大体有一个定量。而我们最多的一个频道有三十五个栏目，可以说是完全不加节制的。
的确，以前我们不知道多少是适度的。频道设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栏目首播和重播配置应该有一个科学依据在里面。如果我们建立机制，能有效地把这种栏目无序增长的势头遏制住，还能不断加以调节性淘汰，而与此同时，这个方法、这个规则还能对从业人员有个约束和制衡，能起某种激励作用，还能对经费的使用起到某种限制和调控的作用，那这就确实是好东西。
节目评估体系是在反复论证后才开始运行的，推出后产生了多方面的效应，有些节目做得好，收视率和观众满意度提高，排名自然靠前，而制作成本如果降低，也就是经费节约使用，综合评估分数还能高，排名还能往前。所以，有些栏目就主动要求缩减了经费。这都是意外的收获。这就是它的连带效应。
采访者：除了推行末位淘汰制，你在自己任上还有哪些计划？
程宏：现在我们的总编室共有四百多人，作为一个统合机构，这么多人，太庞大了。我认为理想的媒体节目中枢应该是简洁、高效的，在突发情况下和特别情境中有无可置疑的快速反应和应变机制以及支配、协调能力。但事实上这么庞大的机构，要想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这是一个遗憾。
面对革新，常常是我先设想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然后在工作中再让它变成什么样。以前我在节目部门里，比如在经济中心，你的动作所及是局部的，现在我在总编室每做一件事都关乎全台，所以要有深入的研究论证、周全的考虑和翔实的实施方案，比如最近我们正在研究制定的关于频道的综合评价体系，就是一个更为敏感、更加复杂的项目。但不管怎样，提高总编室的综合调控能力，使它成为真正简洁高效的节目中枢，是我下一步想尽力做到的。
采访者：有很多电视媒体想挖你走，但是你从业二十年来一直留在央视，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程宏：有几个因素吧。第一，二十年在人的一生当中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我生命中最充满活力的岁月是和这个媒体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太多的记忆是和它一起分享的，这些东西有时很难割舍。应该说，是它使我成长。我有志于这个事业，也希望看到它的变化，看到它的提升，希望我能一直参与其间。
另外，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媒体起着重要作用。中央电视台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一个小台和一个大台的作用确实不一样。中央电视台是一个航空母舰级的巨大平台。这也是我选择衡量的一个理由。我们期待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我如果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里起到作用，应该说更为欣慰。
程宏，男，现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20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在总编室任职，从此一直在央视工作。
曾在中日合拍大型纪录片《望长城》节目中担任编导；在《建国35周年国庆文艺晚会》和《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等文艺节目中担任总体设计和撰稿人；在电视连续剧《9·18大案纪实》、《苍天在上》、《咱爸咱妈》、《水浒传》中担任主要策划人。
1993年任央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艺术处处长、文学部主任，主抓电视剧创作，一批产生轰动效应的电视连续剧在此期间产生。1996年任央视社教节目中心副主任兼专题部主任，一批文化类专栏节目成为当年CCTV…1的亮点。2000年任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这一年CCTV…2的面目焕然一新，并被多家媒体联合评为“最有活力的频道”，这也是国内首个电视频道大奖。
随后，程宏被调入央视总编室任主任，直接推动央视全台的频道改革及实行栏目末位淘汰制。
1986年、1990—1992年，程宏曾两度赴美国学习电视制作和大众传播。
媒体应该大众化。超强媒体不应该是给少数精英办的，而是为大众服务的。
中央电视台应该拥有这样的地位——既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又在国内民众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成为社会的良心，同时又能给从业者带来荣誉、财富。
现在我们讲全球化，资讯全球化，只有传媒才能把资讯以最快捷、最直接的方式进行传播，能够让所有的人，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百姓大众，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获得信息。传媒在国家繁荣、社会进步和人民的成长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未来传媒还将扮演这个角色，甚至对国策的制定者们都产生着意义深远的影响。
中央电视台的频道改革和栏目更新，不仅彰显了国家电视台的魅力、活力、创造力，而且在激烈竞争的电视媒体市场中更加捍卫了中央电视台的主导地位。是谁撬动了这个航空母舰级的巨大平台？程宏给我们讲述着幕后英雄的良苦用心。
程宏给了我们将近四个小时的采访时间。从晚上7时半到11时，他听到问题迅速作出回应，而且回答问题时语速很快，思路清晰，滔滔不绝，对自己掌握的内容非常有把握，显得极为干练。
他也比较坦率，向我们吐露自己的苦恼和思考，从二十年前讲到二十年后。给人感觉没有什么架子，在座的采访人员中有程宏以前的部下宋阳，他不时诙谐地说，“这个事儿宋老师也知道”。
有一点比较可贵的是，程宏对于自己所处的位置、电视业的一些体制问题等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都有一种积极的态度，随时准备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