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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SARS出来后，你只要认真地采访，几乎到处都是新闻。当然，总要稍微前瞻一点想问题。这个前瞻性不是盲目的，是要顺势的。比如对SARS的公开性，其实是可以想到的。这种事，怎么可能瞒着？一旦公开，就要考虑，如何总结教训？4月20号以后，我们主要在想，尽可能把报道做得深刻一些。我们当时设想，报道SARS在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的情况，可能能够更尖锐地反映出这些年来中国发展的代价问题。因为SARS看上去很偶然，是病毒传染一批人接着往下传播，但从本质上来看是提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和发展的代价问题。我国这些年来恰恰在卫生的预测和预防上投入非常低。SARS也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改革的滞后、医疗体制改革的滞后、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我们当时就认为问题在中西部会比较突出，要做一个对中西部疫情比较全面的报道。最早是想去宁夏，但是发现去不了，而且宁夏并不是疫区，后来就转而报道山西，主要是出于三点考虑：一是那里疫情比较严重，仅次于广东；二是那里是北京疫情的发源地，至少北京的首批病例和山西有关系。另外，山西地理位置位于中部，也比较近，而且山西我们北京人是可以去的。
第一部分第14节 我在寻找什么？（2）
采访者：山西方面在接受采访时没有压力吗？
胡舒立：我觉得山西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当然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采访会比较顺利，后来发现当地并不像咱们想像中那样表现得很神秘。
采访者：你怎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调动足够多人马去做这个报道，你是不是早就已经做了这些准备了？
胡舒立：首先我们在香港的那个记者坚持做SARS报道。在北京，4月1号以后我们开始有专门的一个团队做SARS报道。
采访者：当时你身边的一些朋友是不是也不希望你做SARS报道？
胡舒立：我们曾经在4月20日前后想报道北京对SARS的确诊方法和真实的数据，但采访难度特别大，结果报道做得不透。另外，我认为如果拿不到有说服力的事实——疫情报告等，就干脆以采访日记的形式刊出，不主张没有依据的分析。总的来讲，以我多年的新闻实践，我认为尽管新闻报道需要策划、也可以有许多表达的技巧，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用稿件还原新闻事实本身，就是认认真真地写事实，把重要的新闻事实写清楚。
采访者：我同意，这也跟《南方周末》早年的风格相一致。你们的SARS报道给人的感觉是采访特别扎实。
胡舒立：《财经》一直主张扎实的风格。比如说，我们当时做的每周调查中对医院情况的采写，就是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跑，一个护士长一个护士长地问。我们要求每个医院最少采访四个人。比如人民医院，一定要找到院长、院方负责人，一定要找到最早接触首发病例的人，一定要接触护士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至于稿件中采用第二手资料，或者用什么技巧、角度表达，这些方法我们也会，但这种方式对读者了解现实的贡献相对较小。《财经》一直培训记者坚定不移地去报道新闻，用事实说话。
采访者：不少媒体在做负面报道时把握不好分寸。你是否可以介绍一些把握报道分寸的经验？
胡舒立：经验谈不上，只是做法。我觉得一是要发现事实，二是要审时度势。应报道新闻性比较强、已经开始引起各方重视的问题。所以这还是一个对新闻价值判断的问题。比如说“基金黑幕”，我们是2000年10月刊登的，当时我们觉得中国证券市场必须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到了。当然，媒体的报道可能会有所推动，就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从做财经报道来说，我觉得证券市场是中国最先进（公开、透明）的领域，尽管它充满了问题，但是它对许多问题都是承认的。
采访者：你对于未来媒体的竞争怎么看？从前面的交谈中，我们看出你已经意识到了其他财经类媒体发展对《财经》造成的压力。
胡舒立：未来的媒体竞争肯定会越来越激烈。但我们并不怕竞争，而且非常希望竞争。我觉得只有竞争才能使中国新闻事业有大的发展。从广东传媒的经验可以看出，即使制度约束比较严格，竞争仍能促进媒体更好地尽责工作。这是目前广东媒体不时有出色表现的重要原因，因为当地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因此我觉得竞争是一件好事情。
第二，就我个人来讲并没有很强的“小单位”进取心，一定要比别人强多少。也许这么说会让人失望。我不是特别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反正我只是干我该干的事情。我很希望竞争，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引起竞争，但如果别人比《财经》做得好或者比我做得好，只能使我感觉很愉快。
其实做事情就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既定的想法去做，如果特别投入太多的精力去关心市场的反应，别人如何想，是做不好报道的。
所以，我们更倾向于把所有的竞争对手看成是一种同盟的关系。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感觉真正做新闻的人有时候会很孤独，传媒人是需要互相温暖的。真正让我比较难过和担忧的并不是竞争，而是孤独。我关心中国媒体在竞争中，有没有可能在重大事件上能够形成所谓的主流媒体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在美国也是经过了好几十年，我想在中国肯定也会有一个过程。当然这个也跟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关系。
假如媒体对新闻的功能看不清楚，只是去取悦读者，而反映公众的声音、反映公众独立思考的意识不强，就不容易形成一种严肃的新闻价值观。我更关心的是怎么在这种竞争的格局当中、在更多的媒体成长中形成一种大家的价值共识。传媒必须通过充分的竞争，寻找到一种有价值共识的报道形式，它既不是单纯的官方说法也不是简单的、低水平的商业化。它还应该促进一些所谓严肃性的新闻价值共识的形成。
采访者：你希望有这种共识，但是你的价值是什么？
胡舒立：我个人的价值就是在这种共识中实现。
采访者：你的意思是只想成为精神领袖或者是精神的先导，你不希望在物质世界取得一些成功吗？
胡舒立：我不可能算什么精神领袖，我就是喜欢当记者，写稿子，当主编都嫌麻烦。
采访者：你用二十年的时间取得了很多成果。
胡舒立：我特别不爱当主编，我觉得麻烦死了。因为我特别喜欢写稿子，我就是记者出身，后来我不幸也当了所谓的“官”，在工人日报、工商时报都担任部门负责人。但我特别喜欢当记者，到处采访长见识挺好玩，也可以有时间独立思考。
采访者：你是否觉得你一直在寻找一个梦？
胡舒立：我在寻找一个新闻平台，让我可以比较幸福地当记者。起初我学新闻的时候，并不一定喜欢做新闻，但是毕业以后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其他专长，只能干新闻，干别的还得重新学习，挺麻烦的。但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很多时候有一些选题自己特别想报道却又不能见报，而且没有好编辑来指导。
另一方面我通过对西方新闻的研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收获，就是认为新闻应该是一个没有立场的客观事实。如果记者有立场也只能通过评论去表现。
我记得一位著名的记者朋友跟我讲过一句话：“你先写一个东西影响了十三亿人再说，没有一个市场比这个市场更好了，有十三亿的人可以先读你的东西。只有中国的这个地方确实是属于我们。”我后来就开始坚定地做记者，职责也很明确，就是给十三亿人看。我这个人确实没有什么直接功利的想法，比方说想拥有一个报纸之类的。大家是不同年代的人可能想的不一样，我这个人是一个思想比较自由、随意的人，我就是希望在中国按照我理解的新闻观念干新闻——把事实说清楚，同时表达一种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也就是说，我的判断是自己的而不是受利益牵扯的。
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写稿子投给各家报纸发表，这样我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写新闻，但这种新闻不够集中。在中国新闻界摸爬滚打若干年以后，我意识到中国这个地方是值得干新闻的，而且读者们非常需要它。我所说的新闻是指严肃新闻。后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新闻实践证明，干新闻在中国是可行的、是有意义的。我的目标定得比较实际，觉得（对社会的）进步有所推动就可以了。
第一部分第15节 文化商品化与商品文化化（1）
文化商品化与商品文化化
访《时尚》杂志社副社长刘江文/陈明月张伟杰张淑杰
采访者：《时尚》这几年一直很少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这次很感谢你能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刘江：我们一直是埋头做事、低调做人。现在因为创刊十年，我们为了给杂志社的十年做个总结，自己也在整理思路，所以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你们这本书的想法很好，有些新的角度，新的关注点。有好些人想写类似的书，也有好些人写了类似的书，但大多是一个人完成，熟悉谁就写谁，缺乏纵观性。另外，所定位领域深度不够，实际上很多人都说传媒领域是最后一块朝阳行业。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觉得还是实际做事的人应该最有发言权。
采访者：《时尚》经过十年的发展，你是如何看《时尚》这个品牌的？经过十年这个品牌有变化吗？
刘江：品牌的发展就是品质的发展，开始我对《时尚》只是珍惜、爱护，我觉得它是高品质的代表，现在我看《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