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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村看行侍者《谈往》中《韩城赐死》条云：
十一年举考选改授例，行人吴昌时于门户声气中称魁首，外定铨曹，会内旨别出手裁，多不依外拟，故为颠倒，以示不测，如进士考选，黎玉田以台易府同，岁贡教知许自表苏州人，以府同易台，不止一人，独昌时改祠祭司主事，憾极，谓韩城作祟，愠恨日深。京邸清议，薛或有之，必宣指之，或挑衅，或加词，水火实甚。
这样，吴昌时就设法挤去薛国观，同时更和张溥进行策画，把周延儒再度捧出台来。
薛国观的为人，《谈往》说他“性褊急，出词过刻……人谨畏之”。有一次崇祯帝在召对的时候，叹息大小官员无不贪污，无法可想，薛就顺口说出如果厂里面有得力的人，贪污是不会风行的，这正触着了宦寺而兼特务的王化民的大忌，昌时借这机会和王化民建立了联合阵线，打倒了薛国观。《谈往》：
时帝尚严切，曾于平台召对，闲语间帝叹曰：目今朝臣通贿，外致东西糜饷，内致吏兵徇私，国事紊淆，生民涂炭，奈何！忧形于色。韩城聊为解嘲曰：使东厂得人，举朝何敢黩货！苞苴之来，或有所自！时厂臣王化民适蹲御座后，闻之汗出浃背，骇极恨极。昌时又与化民久结义盟，忧喜相商，于是内外耽目，专伺韩城之阴。
薛国观很得皇帝的信任，对这一套不去理睬，可是结果到底给他们寻到了一个题目，这次是利用薛国观和皇族外戚的矛盾，因为薛曾经建议征收“豪门皇族资本”，解除财政困难，而这事正关系皇族戚畹的切身利害，于是反对阵线里又添上了一支新力量，薛国观就此倒台了。
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上记：
上尝与韩城言及财用匮乏，韩城对以：外则乡绅，内则戚畹。在乡绅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独断不可。因以李武清为言。遂传密旨，借四十万金。冉万二驸马各一万，而周田等近亲不与焉。
真是滑稽，而且是真确的事实，就是开刀也先从旁支远支动手，有最亲密的裙带关系的还是留下来不动：
此旨间有抄传，复严禁之。李氏殊不在意。而督之日急。武清死，复及其子国安，提家人追比。久之，国安亦死，而追比未已。周嘉定乃其儿女亲也，上疏为言，又奉严旨。于是李氏尽鬻所有，其房无人售，则拆毁卖之……是时戚畹人人自危。
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抬出菩萨来：
后因皇五子病亟，遂造为九莲菩萨下降之言。九莲菩萨者，孝定皇后梦中授经者也。觉而一字不遗。因录入佛大藏中。旋作慈寿寺，其后建九莲阁。内塑菩萨像，跨一凤而九首。乃孝定以梦中所见语塑工而为之，寺僧相传，菩萨为孝定前身，其来久矣。至是言皇五子见菩萨来，甚怪上之薄情，不念先世亲属云云。又言，如不从此改过，将来殇折不止一人，还都要唤去。大都上未尝至皇五子病所，皆诸人撰造节次，遣人传报。上大惧，于是传谕停止追比，复武清侯爵，而皇五子竟薨。乃心念此事皆繇韩城发端，欲诛韩城以谢孝定在天之灵。（《玉堂荟记》）
内中情事，王化民知之最早，急闻于昌时，密令台省，遍耸毁斥，实指其行私，指其弄权。特参疏日且数上。（《谈往》）
皇帝的胡涂，加上吴昌时手段的毒辣，到底使薛国观从首辅的位子上跌了下来，致仕回家了。
这时候复社的党魁张溥，正在江南“逍遥林下”，选文章，批经史，却忘记不了朝中的政事，更不能忘记他在北京安好的一着棋子——吴昌时。《七录斋集》诗稿卷二里有一首《寄吴来之》：
红叶从风溯远堤，春回烟阁静香提。素心道路难为说，好事云屏待子题。一诺久知千古重，三秋自此两峰齐。平章梅雪看君子，赋有金声报紫霓。
这正象一个党魁训勉部属的话，勉励他好好的干，“千秋事业”，全寄托在政治斗争的成败上。谁说张溥是甘心终老林泉的呢？虽然他的朋友要为他辩解，不是他自动地要作政争，而是为了害怕自己被目为“党魁”，才不能不采取“以攻为守”的自卫手段。
《黄裳卷》 第一部分吴昌时事辑（4）
杜登春《社事始末》说：
是时乌程去位，杨、薛相继秉国钧。窥见主上崇儒扶正，深眷娄东，无吹求西铭之意。门下或有私附杨、薛以图显荣者，以故西铭得以逍遥林下，批读经史为千秋事业，而中夜不安，唯恐朝端尚以党魁目之也。
正巧周延儒（宜兴）因为受了温体仁的排挤而放归林下，周自己很后悔，做了一次傻瓜，陪旁人打击东林党人，自己却也被挤了下来。他心里想重回北京，却想不出一条路。两方面的利害既然已经一致，彼此利用当然是很自然的事。于是张溥就想：
计非起复宜兴，终成孤立之势。乃与钱牧斋、项水心、徐勿斋、马素修诸先生谋于虎邱之石佛寺。（《社事始末》）
这种情势在吴梅村的《复社纪事》里分析得很详细，见《梅村家藏稿》第二十四卷：
未几薛国观从庶僚得政，蔡弈琛与里豪吴中彦者交，私受其金为鬻狱，南御史成公勇发其事，以指纵疑先生（张溥），谋益急。吴来之昌时为礼部郎，移书先生曰：“虞山毁不用，湛持相不三月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复出不足弭祸，主上于用舍多独断，然不能无中援，惟丹阳盛顺伯可与谋。”顺伯时客先生所，故与介生姻旧，雅负权谲。见其书奋曰：“来之诚善，顾非公言，莫足鼓动者。某请衔命矣！”先生嘿不应，来之以己意数申款问遗中贵人，卒不能得要领。间刺探一二禁密语疏中，数为人传说，沾沾自多，公卿固侧目。
薛国观回家以后，还觉得不服气，上了一道谢恩疏，里面发了不少牢骚，皇帝就又把他抓进京来对质了。《谈往》记：
（国观）十二月抵里后，谢恩奏辩云：臣之得保首领还故土，皆荷皇上之生成，但袁恺等讦奏，实出吴昌时指使。并诉昌时致憾之由，谓圣上操纵独裁，怨毒则归臣下，臣死亦无敢怨等语。奉有圣旨则严切殊甚，奏内事情，着赴京讯理。
吴昌时在薛国观到京以后，就又布置了一着阴毒的棋子，让自己的外甥，薛的亲信的王陛彦去探视薛国观，再使厂卫去逮捕，关于王陛彦：
陛彦孝廉，试中书，撰文者从无掌房之例，庚辰闱后，与梁维枢俱转尚宝丞，或欲依附韩城以就功名。……陛彦，松江人，吴昌时之甥也。（《玉堂荟记》）
十三年五月，韩城来京候审，有内阁举人中书松江人王陛彦向为韩城心腹，以旧日情谊，至寓问安，稽事密谈。厂役希旨，密伺薛邸。适遇彦，擒奏下狱，此化民昌时阴谋险策，设阱构成，在韩城又别生一事，以供人指摘，按律拟罪。（《谈往》）
这结果是不难想象的：
陛彦以职侍内阁，泄漏机密例，律拟大辟。八月国观赐缢。陛彦弃市。（《谈往》）
这一位政敌（薛）和一个陪死的外甥在临刑的时候都大骂吴昌时，“韩城将死，曰，吴昌时杀我！”王陛彦“赴市时语人曰：此家母舅为之，我若有言，便得罪于名教矣！”（俱见《玉堂荟记》）但是吴昌时对这件事反而表示得意：“语上闻，来之不以为忧，顾色喜。”（《复社纪事》）
薛国观既赐死，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来的就是怎样再捧周延儒上台了。杜登春《社事始末》记张溥在虎丘和东林巨子钱谦益等密议以后就派人到北京去传递消息，指示行动，那描写是十分动人的：
遣干仆王成贻七札入选君吴来之先生昌时邸中。吴先生者，一时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之人也。辇毂番子，密布内外，线索难通。王成以七札熟读，一字一割，杂败絮中，至吴帐为蓑衣裱法，得达群要，此得之王成口，最详确。时是辛巳二月事。
运动起复，种种都由吴昌时在京策划，然而在这个贪污的局面下面，钱可少不得，出钱的是些什么人呢，不看野史的记载，真是怎样都猜不到的。《烈皇小识》卷七：
召予告大学士周延儒于家。先是阁臣虽内外兼用，鲜有当圣意者。众推宜兴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而圣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洲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
连逆案里的阮胡子也是后台股东之一，“法门广大”得连敌人也包了进去。据《谈往》所记，“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别有大力出资，而任支费，霞城贺氏与虞城侯氏两家”。股东还有一位贺先生在。既然是股东，自然就有发言的权利，阮大铖请延儒设法起用，不过究竟因为身在逆案，无法公然出面，结果就推荐了马士英去作凤阳总督，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是绾南北交通枢纽同时又是守朱家祖陵的重要军职。
在阮大铖的《咏怀堂辛巳诗》卷上中，有六首《送周相国挹斋入京》（原注：“仲冬相国书招谢桥结夏”），一片颂祷之词，读了使人肉麻，末二首“不甘寂寞”之情如见：
逋客冥冥息影深，宁忧缯缴到长林。所虞朝著多坚垒，勿恤神州有陆沉。随地孤寒为引手，何人吐握不归心。期公尽洗荆榛劫，剩得青山与向禽。
车笠平生约未违，萤光亦近太阳飞。公车长路冲冰雪，官舍西山礼翠微。衰鬓霜痕愁更满，晚年汐社去何依。遥知东阁簪裾会，应念岑牟老布衣。
至于张天如，就更不用提，要用的，要杀的，索性开了两本册子交给了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