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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两位的讨论很有意思，但在对利维坦的敏锐感悟和对人性冷峻认识之间，我觉得中间还应有对主权国家和它们之间关系（国际关系）的冷峻分析。在此之前，我想还是不急于判断“全球治理”有无利维坦的影子。
国际理论中有思考国家构成社会、民族大家庭或世界共同体的传统。国华提到的几位作者的名著，虽然对政治哲学家、哲学家以及历史学家来说是“副产品”，却的确是这一脉国际理论的源泉。只要我们从中世纪开始观察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我们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者千古悬念）：国际社会划分为单独的国家只是一个暂时的历史阶段，它出现于中世纪的统一体中，注定要被“世界国家”所取代。
但直到今天，反对这一构想的意见明显占上风。我觉得比较有道理的反对意见有两个。一个是19世纪中期以后在美国出现的，经历了南北战争的美国人痛定思痛，坚决反对任何超国家的观点，认为超国家仅仅简单地把国际战争这一人们认可的邪恶行为转变为国内战争，以至于完全丧失掉了它的优点。有位美国人言之凿凿：“即使人们有可能跨越这么多的中间环节，并建立起世界政府，那么也可能造成一定的政治后果。这种后果具体来说就是，国内战争取代了国际战争；或者另一方面，将我们现有的对公共自由与私人自由的保护权力交给一个力量上不平衡、也无法进行反抗的中央集权政府。”是啊，如果说成立世界政府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防止战争维护和平，但世界国家太大了，出了内战怎么办？更何况还有公共自由与私人自由的问题。国华对大“利维坦”担忧是不是与此也有点关系。
另一个反对意见我认为更重要。因为这个意见基本上否定了哪怕退而求其次，在国家之间形成某种社会契约的可能性。由于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而且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人们便常常把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比做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如果把国家进行拟人化处理，似乎在国际社会中也应该出现某种社会契约。因为对个体而言，无论是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还是洛克笔下的自然状态都会导致社会契约的形成。但是反对的意见坚决认为，对主权国家而言，绝不会产生类似的结果。为什么？原因恰在于国家不同于个人。法特尔说的最清楚：显然，国家间的公民社会决不像个体间的公民社会那样，具有同样的必然性。因而，我们就不能说两者具有同样的性质，更不能说这种性质会见以我们去建立国家间的公民社会。个体的组织决定了他们靠自己只能做极其有限的事情，而且没有公民社会及其法律的帮助，它们根本就可能相处。然而，一旦足够多的人在一个政府中联合起来，他们就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且他们发现，其他政治社会的帮助对他们而言，并不像国家自身对个人那样那么必不可少。
自16世纪以来，主权国家一直是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的焦点。但所有致力于国际体系研究的理论家最终莫不遇到“涉及生与死、国家存亡的完整经验”的困扰。直白的说，他们未能成功地把国际关系还原成一种具有预测功能的抽象理论体系。国际政治事件周期性地重复发生，国家追求的目标几百年来是一成不变的均衡（均势）或不均衡（非均势）关系。这种情况持续恶化到几乎使我们放弃，甚至达到相信国家间关系既不是人类所能控制的，也不能由人的意愿来改变的地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四点”，主张放弃对均势（乃至权力政治）的过度追求，而以无须依赖均势的方式去变革国际关系之后，利用法律制度和组织手段取代国际关系的改良主义的思考才重新谋得一席之地。但二战前夕发生的一些国际事件却再次对国际研究领域拥有进步信念的改良主义者敲响了警钟。慕尼黑事件和英法绥靖政策失败的直接教训就是“历史经常重演”，国际关系不平等的现实不是道德（德性）、理性乃至神性所能轻易撼动的，但也并非不可撼动，也许世界和平的实现最终将依赖人文化生之功的长久润泽。
（甲：本书作者；乙：林国华，芝加哥大学古典政治哲学博士；丙：张胜军）
跋与附录跋：臆说钱钟书
钱钟书这个人，太聪明，也太刻薄；太清高，也太世故；太博学，也太博杂。对他难有一面倒的评价，以致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互不相让，也是情理中事。
和多数当代读者一样，我也是因为一部《围城》而发现了钱钟书。这部小说的诙谐刻薄，以及弥漫着的文人味和没落贵族的气息，使它特立于当时的小说界，令我有一种不期然的惊喜。在这部小说的前半程叙事中，我隐约看到一个站在人生边上、对浮世众生评头品足、且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的钱钟书；到了后几章节，我看到的是一个“忧世伤生”的钱钟书，并感受到一种直透肺腑的悲凉之气。有西方学者以为，《围城》的终局部分是全书的败笔，我却以为钱钟书在临近终局也就是关于方孙婚姻破裂的叙事中，因人生的哀感压倒了炫智炫博的冲动，文笔愈趋纯净，刻薄味也趋于寡淡，实为全书的精华。
照我的猜测，女性读者对《围城》的反感程度多半偏高。因为这部小说对苏文纨、孙柔嘉、汪太太等女性心理不留情面的揭穿，及其对女性外形、仪态、言谈举止的“刻划”刻薄勾划，委实有伤厚道。但不得不承认，钱钟书确实是一位描写女性的高手，这在他的短篇小说《猫》和《纪念》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这两部小说把爱默式的虚荣、曼倩式的精致偷情表现得细腻传神，因喜欢《围城》而渴望读续篇的读者不妨找它们来过瘾。我以为，同样讽刺文化人和表现婚姻困局的《猫》放大了就是一部《围城》，而布局考究、叙事流丽的《纪念》在小说艺术上甚至超过了《围城》。
在钱钟书小说提供的女性群像中， 唐晓芙大约是唯一逃过刻薄笔墨的一桩“罕物”，但也因而成了一个最虚渺无味的角色。杨绛曾对号入座，暗示唐晓芙的原型就是她。我以为不然。在我看来，方孙的夫妻口角多半是钱杨斗嘴的翻版，文化修养不够，吵架也不会如此精致。
钱杨都是亦学者亦作家的世间一流人物。杨绛的散文写得干净而有情味。相比之下，钱钟书的散文就未免流于造作，一册《写在人生边上》，徒见才智挥霍，似未得散文写作之妙谛。以小说而论，杨绛的《洗澡》形似《围城》，亦是状写文人之颠沛与情爱，但其烛照人性的洞察力和书写人情世态的笔力，则远逊于《围城》。小说和散文写作原是两副笔墨，非冷血静观，不足以言小说，非人情深蕴，不足以言散文。 当然，非冷血不足言小说并非意味着冷血是小说创作的充分必要条件，但我以为它确是必要条件之一。《红楼梦》确实是曹雪芹情之浓缩，但他若只是记情，而没有对世态人情的静观，也就写不出这部超一流的人情小说。
钱钟书亦是旧诗作手，此非杨绛所能。钱诗风格有前后期之别，近代诗评宗匠陈石遗病其少作好为李义山、黄仲则辈风华绮丽之体，劝其多读宋诗。钱后期之作确乎近宋而有以才学为诗之弊，时人诟其诗以一〃紧〃字，可谓切中要害。我手头藏有中书君诗初刊一册（未刊），槐聚诗存一册。两相对照，足见诗艺流变之几。
因钱钟书与陈石遗渊源颇深（记录老少二位恣意月旦近世文人并大有“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狂态的《石语》即是明证），而陈是“宋诗派”领军人物，故郑振铎想当然尔地以为钱钟书喜欢宋诗，遂嘱其着《宋诗选注》，作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分册。钱自谓《宋诗选注》因“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不能归咎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刑律”，此言可见钱之襟怀，且适足反衬动辄叫屈喊冤而不知自省者之作态。
《选注》一书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压阵，以“人民性”为标尺，选录了大量表现无产阶级老前辈受剥削受压迫的篇什，藉以配合忆苦思甜的政治韬略，到底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但坚持不录《正气歌》之举则颇合于以“铁的硬”为特征之一的方鸿渐老家的民风。该选本的精彩处诚如胡适所言在于小传和注释。钱以小说笔法，勾画出一帧帧风趣传神的诗人小像，注释中则每有 匠心独云之洞见， 颇能启人灵思。 我虽孤陋，所读近人、今人之各类诗词选本亦甚伙，就中以考据精审或选诗眼光高出钱氏选本者，不在少数，但以文字趣味而论，尚无出其右者。盖因钱氏深得“能作”“能评”、“善写”“善鉴”互洽之旨，于手操选政之际，能以己之创作心得化入诗评，且出之以小说笔意。此为习于高头讲章撰著者所不能为，亦浸淫西式学术体制者所不能为，不敢为。
《选注》序言亦堪称妙文。该序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