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文学研究领域，对于汉译第一首英语诗，“文学教授和评论家们”难免会想当然地认为是名家名作，但实际上它偏偏是朗费罗的一首二、三流的作品《人生颂》，这确乎是“文学交流史”对学者们的小小“嘲讽”和“挑衅”了！此外，还应看到，学者们在“理论”上的推断往往和实情有出入，用钱钟书的话来说，“我们定下的铁案”，往往被历史事实所“推翻”。例如，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指出，某些学者的推论：“中国旧诗和中国旧画有同样的风格，体现同样的艺术境界。”（根据“诗画一律”的原则推定），不能在“文艺批评史”里被“证实”。他进而指出“批评史里的事实”是：“旧诗和旧画的标准”存在“分歧”，“旧诗”尚实而“旧画”尚虚，因此，“相当于南宗画风的诗不是诗中高品或正宗，而相当于神韵派诗风的画却是画中高品或正宗。”钱钟书最后在方法论意义上总结说：“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文艺批评史里的）事实，然后寻找解释、鞭辟入里的解释。”（32）也就是说，在学术研究中应先勘定“事实”（“考”），后寻找“解释”（“论”）（33），这种学术操作模式无疑是那些热衷于建构“理论系统”而疏于考核事实的学者们的一针解毒剂。
由上可见，钱钟书所谓“理论系统”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脱节，包含着以下为两个层面：（1）理想（“蓝图”）与现实之间的脱节；（2）理论上的推断（“铁案”）与实际之间的脱节。正是由于存在这两个层次的脱节，“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才会被“搠上大大小小的窟隆”。那么，学者们在理论上的推断或思想家们对未来的构想为什么老和事实“合不拢”呢？笔者以为，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之一就是逻辑与事实之间的二元紧张。钱钟书曾一语道破地指出：“其事未必不然，其理未必然，这就是解释学。”（34）这一论断所显明的“理”与“事”之间的矛盾，即对应着逻辑与事实之间的二元紧张。一般而言，学者们或思想家们都是在符合逻辑的前提下进行理论推断或规划未来的，由此推出相应的结论或作出相应的预测，但“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并不遵循人为设定的逻辑原则，尽管这种人为设定的逻辑原则本身乃是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因此，人们对“应然”或“必然”的期许，便难免在冷冰冰的事实面前碰壁。于是，有人将这类事实视为“不合理”的事例。针对这种看法。钱钟书极具洞见地指出：所谓“不合理”，不过是“不合学者们的理想和理论”。这一观点实已切中了“理性主义”的症结，与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对“理性主义”传统的反思，可交相发明。
然而，尽管“理论系统”或“系统化”的研究模式存在着易总体失效、易片面化和易与现实脱节等通病，但“西学东渐”以来，它作为一种被赋予了“现代性”、“科学性”等意义的研究“范式”却引导、规约着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包括以所谓“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以及传统学术方法的现代转型两个方面），以致在“五四”时期有学者把所谓“不成体系”的传统人文学术，讥为“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35）。换句话说，在这类学者眼中，“不成体系”的人文研究便不成其为研究。与这种观念相呼应，胡适在提倡“整理国故”时，也特别强调“条理统系的整理”。细按之，此种“条理统系的整理”可区分为两个方面：（1）对某个古人的学说进行“系统化”整理；（2）贯通史实，“构造”“历史的系统”。“西学东渐”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致力于这两方面的工作，系统化的个案研究与体式欧化的“文学史”、“哲学史”之类的学术著述随之日益增多。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这种热衷于构造“历史系统”、热衷于将古人学说“系统化”的作法，始终保持着反思和怀疑的态度。例如，章太炎先生就对热衷于构造“历史系统”的作法颇不以为然。他针对不少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不合科学”的批评，反讥其开卷便是“历史的统系，历史的性质，历史的范围”乃“油腔滑调”。在章氏看来，中西历史发展不同，著述体例自然也大有差异。西洋有“哲学史”，中国有“学案”；西洋有“文学史”，中国有“文士传”，很难说孰高孰低。只不过现在为了便于初学，必须编删繁就简、条理清晰、注重“历史统系”的“教科”书；但不能说这就是理想的学术形态。（36）在某些场合，章氏甚至认为这类“教科”书算不得真正的学术“著述”，如他在评价日本人模仿西方著作体例而撰写的支那史时便指出：“要之彼国为此，略备教科，因不容以著述言也。”（37）
陈寅恪先生则针对当时“墨学”研究中过求“条理统系”之弊指出：
“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38）
陈先生的这段论述，实质上揭示了人文研究者因时代、社会环境及所接受思想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前理解”对其解释实践（如对墨子及其他古代哲学家的学说进行“整理”）的干扰这一事实，这与西方解释学的观点不谋而合。而陈氏所谓“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则与意大利学者克罗齐（Croce）的宏论“一切历史皆当代史”如出一辙。
更具启示性的是，陈先生提出了治哲学史者之“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这一有着重大方法论意义的命题。按照本文的论述逻辑，近现代中国学者在人文研究中刻意追求“条理统系”的作法，乃是和西学“范式”的规约作用及胡适等人对所谓“科学方法”的提倡有着密切关联的。前文提到，作为“范式”的西学著述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追求“系统化”，具体而言，也就是注重“总体相关性”、“逻辑关联性”或“历史连贯性”，而胡适先生倡言的“科学方法”，除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十字箴言外，还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如强调应对研究资料作“系统整理”（39）、“哲学家”应“建立自己的系统”（40）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同样谈的是“系统”二字，在内涵上却有微妙差异，如“系统整理”云云指的也许只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整理，未必特指赋予研究资料以“逻辑关联性”或“历史连贯性”。但无论如何，对“系统”的强调，使得人文研究更重条理、更重整体性而抑制了“跳跃性”思维和“片段思想”，则是不争的事实。而陈氏所谓治哲学史者之“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恰是针对上述学术趋向而发。在陈氏看来，治哲学史者之“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愈受其“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离前人学说的“真相”便愈远。也就是说，治哲学史者越追求“条理统系”，他的“前理解”或“成见”对他的干扰便越大。陈氏这一深合西方解释学要旨的洞见，无论对当时某些人文学者如胡适等过求“条理统系”的作法，还是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界日益追求“系统化”的趋向，都具有深刻的理论反拨意味。
第六章 挑战西学范式：钱钟书的反“体系”论第33节 “片段思想”的价值（1）
前文提到，钱钟书在对“理论系统”的反思中，是以肯定“片段思想”的“价值”作为对照的。他指出，相对于“理论系统”而言，存在着两类“片段思想”，一类是“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它们作为整个理论系统中尚未失去“时效”的“个别见解”，仍有其光彩不减的学术“价值”；另一类则是“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它们散落在各种非研究性的文本中，往往于“无意”中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辟见解。（41）钱钟书所着重肯定的，是后一类“片段思想”。但有学者颇不屑地认为，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值不得“搜采”和“表彰”；它们充其量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42）钱钟书则在两个层面上回应了这种偏见，他首先指出，“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又极具洞见地指出，“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43）这里所谓“自发的孤单见解”，可以理解为关于某一问题的片段感想或感悟，虽然是无意为之（“自发”），却又蕴含着至理，若加以有意识（“自觉”）地引申和发挥，则有可能构造出一整套“周密理论”或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常听人说，“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云云，如果排除自谦的成分，所谓“不成熟的想法”往往就相当于“自发的孤单见解”，而某个“想法”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也往往就是学术研究由“自发”到“自觉”，由“片段”到“系统”的发展过程。
钱钟书在描述这一过程时，用了“演绎”这一概念。他是在强调非文艺研究文本中的“片段思想”对文艺研究的“价值”时用到这一概念的，他说，“中国古代美学史”上无数挂牌讨论文艺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