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初计此辑尚有《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已写定各卷中偶道及“参观”，存而未削，聊为异日之券。（36）
如果脱离上述三层上下文关系去解读钱钟书的“阐释循环”论，便难免单薄之嫌，并有曲解之虞。
我们且围绕第一层上下文关系，对《左传正义•；隐公元年》论的第三段予以细读。该段起首是：
“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注》：“不义于君，不亲于兄，非众所附，虽厚必崩。”按解“不昵”为太叔“不亲”庄公，非也。其语紧承“厚将得众”而驳之，遥应“多行不义”而申之，言不义则不得众也。（37）
“公曰”一句，引自《左传》。《注》文则出自晋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按语为钱钟书所下。这种引文；注解；按语的写法，是《管锥编》的基本编撰格式。它一方面表露了钱钟书崇尚“具体”分析的一贯立场，一方面显示了《管锥编》作为“解释之解释”的基本取向。
由按语中“紧承”、“遥应”二句可见，钱钟书是在把握《左传•；隐公元年》上下文的前提下，对杜预的误释予以纠正的。在此基础上，钱钟书将“不义不昵”型“句法”区分为两类：一为“因果句”，一为“两端句”。并指出，此型“句法”，“意难一准”，“所赖以区断者，上下文以至全篇、全书之旨归也”。这就是说，孤立地看，“不义不昵”一语，既可以断为“因果句”，释之为“不义则不得众也”，也不妨从“杜注”，断为“两端句”，释之为“不义于君，不亲于兄”。但一旦置于《左传•；隐公元年》的“上下文”，则“不义不昵”一语，只能断为“因果句”。
为了进一步论证语“意”与“上下文”的关系，钱钟书引录了王安石《临川集》卷七二《答韩求仁书》中的“辞之终始”说：
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杨子谓“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犹之《诗》以“不明”为明，又以“不明”为昏；考其辞之终始，其文虽同，不害其意异也。（38）
钱钟书对这段话甚为推崇，誉之为“明通之论”。并用text（本文）/context（上下文）这一对西方语言（哲）学的概念加以阐发：所谓“辞”，对应于“text”；而“辞之终始”，即“context”。由于“文同不害意异”，因此，“观‘辞’（text）必究其‘终始’（context）”，否则，难免望文生义之弊。
钱钟书以为，王安石此说，“足阐《孟子•；万章》所谓：‘不以文害词，不以词害志’，亦即《庄子•；天道》所谓：‘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这就涉及到文－辞－意（王安石），文－词－志（孟子），语－意（庄子）这三组概念的辨析。
首先，何谓“文”？《孟子》赵岐注，释“文”为“文章之文”，而《孟子正义》撰者焦循，则从朱熹之说，纠正“赵注”而释“文”为“文字之文”（39）。钱钟书显然认同于“焦疏”。因为，他将王安石的“文同而不害意异”，苏东坡的“字同义异”，薛蕙的“不以一说蔽一字”并提，且在正面描述“阐释循环”一节，将“某字之诂”对应于“文”，同时，依次将“某句之意”对应于“词”，“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对应于“志”。
那么，“词”和“句”到底有什么区别？“词”和“辞”又有什么关联？
“词”可解为“语言组织中的基本单位”（据《汉语大词典》），如“词语”的“词”，有时又不妨释为“语句”，如“唱词”的“词”。“词”又通“辞”：《管锥编》正文中的“辞之终始”，在目次中写作“词之终始”。而王安石系以对“智”、“仁”、“不明”等的解释，来说明“考辞之终始”的必要性，因此，这里的“辞”，即“词语”的“词”。
以上表明，在钱钟书的论说语境中，王安石的文－辞－意，实即文字－词语－词意，而孟子的文－词－志，则意为文字－语句－“全篇之义”。需要说明的是，“词语”或者“语句”，均处于文字和篇章的中间层。无论由解释文字到理解全篇，还是从理解全篇到解释文字，“词”（“词语”或“语句”）都是无法绕过的中介、
接下来，我们问，庄子的“语－意”何指？且看其原文：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40）
显见，此处的“语”同于“言”，“语”之所贵在于“意”，并形之于“书”（文字）。而“意之所出”，“从道而来”，“道”既“无色无声”，故“不可言传”（41） 。这表明，在人类的“表述”活动中，存在着“能够说”和“不能说”的“界线”（42） 。庄子的“道”，即为“不能说的事情”。但是，“道”（“道理”）虽不可“道”（“道白”），或者，可“道”（“道白”）非常“道”（“道理”），人们并不甘于“沉默”，仍然“横说竖说”，“强为之名”（43）。对于这种“道”与“言”/“名”的复杂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言意矛盾，钱钟书在《管锥编》“老子卷论第一章”作了详尽分析，下文将论及。同时，我们看到，若返回原文，庄子的语－意链实可扩充为书－语－意－道“四重根”，比孟子、王安石深入了一层。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它们都归属于传统美学和（语言）哲学范域内的“言意”理论。
钱钟书又指出：
两文俪属，即每不可以单文孑立之义释之。寻常笔舌所道，字义同而不害词意异，字义异而复不害词意同，比比皆是，皆不容“以一说蔽一字”。匹似“屈”即“曲”也，而“委屈”与“委曲”藐若河汉。“词”即“言”也，而“微词”与“微言”判同燕越。“军”即“兵”也，而“兵法”与“军法”大相径庭…… （44）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文同而不害意异”（“字同义异”）与“字义同而不害词意异”的微妙差别。
仔细体味钱钟书的论述，可以看到，“文同而不害意异”，意为字形同而不害意异，例如，“老吾老”中的第一个“老”字，与“毋老老”中的第一个“老”字，虽字形相同，但在前后两种“上下文”中，却有不同含义，一为“尊之爱之”，一为“轻之贱之”。而“字义同不害词意异”，意为字形不同而字义同的两字分别与同一字（按，其同在字形）搭配构成两词，而词意不同，如“屈”与“曲”，字形不同而字义同，但与同一字“委”（字形同）相搭配构成“委屈”与“委曲”两词，却有不同词意。
综观上文，钱钟书由纠正《左传》“杜注”的一个误释，说到“不义不昵”型句法可于不同“上下文”中区分为“因果句”、“两端句 ”两类，进而引证王安石的“辞之终始”说等传统言意观，并借用西方语言（哲）学术语予以阐发，又一再强调“文同不害意异”，不“以一说蔽一字”，反反复复，主要为了提示人们于“解会赏析”之时，务必重视语义与“上下文”的关联。
第五章 在巴别塔的废墟上：钱钟书的文学解释观第25节 狄尔泰与戴震的对话
不难看出，钱钟书在语义与“上下文”关联问题上的反复申说，实际上为下文批判“乾嘉朴学”的单向语义阐释模式，正面描述“阐释循环”，作足了铺垫。反过来，钱钟书对“循环阐释”模式的论析，又全面揭示了语义与“上下文”的关联：即，局部语词的意义固然由“上下文”决定，而“上下文”的整体意义，也受限于局部的语义。
且看原文：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句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也。《鬼谷子•；反应》篇不云乎：“以反求覆”？；鸟之两翼、剪之两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戴震《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又卷一《〈古经解钩沉〉序》：“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躐等。”（略）钱大昕、凌廷堪、阮元辈诵说之（略）。然《东原集》卷一O《〈毛诗补传〉序》：“余私谓《诗》之词不可知矣，得其志则可以通乎其词。作《诗》者之志愈不可知矣，断以‘思无邪’之一言，则可以通乎其志。”是《诗》破“古经”之例，不得由“文字语言”求“通”其“志”，如所谓“循阶”以升堂入室；须别据《论语》一言，以“蔽”全书之“志”，反而求“文字语言”之可“通”，毋乃类梁上君子之一跃而下乎！一卷之中，前篇谓解“文”通“志”，后篇谓得“志”通“文”，各堕边际，方凿园枘。顾戴氏能分见两边，特以未通观一体，遂致自语相违。（45）
显见，钱钟书是以反思乾嘉“朴学”（着重于戴震）为逻辑起点而引入“阐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