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第2节 西潮冲击下的中国学术（2）
显然，陈寅恪对王国维文学研究法的具体总结（“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以及王瑶关于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与中西“会通”之关联性的宏观描述，为我们总结王国维、陈寅恪、鲁迅、钱钟书等学贯中西的近现代文史大家的学术成就，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方法论指南。
需要说明的是，王瑶生前设计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课题，已基本付诸实现（13）。不过，在他所格外推重的“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鲁迅、钱钟书”等六位学者中，独有关于钱钟书学术成就的研究文章付诸阙如（14），这不能不说是遗珠之憾。笔者以为，无论是考察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转型，还是考察“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钱钟书的学术实绩都是一个不容忽视乃至无法绕过的重要个案。该课题基本完成后的总结语中有云：“缺了这三章（钱钟书、刘大杰及冯沅君、陆侃如夫妇等三章）当然很遗憾，起码使得全书显得‘残缺不全’。……或许，正因为‘残缺’，使此课题成为开放的空间，召唤更多的研究者加入。”（15）笔者非常乐意响应该课题的“召唤”，并试图通过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或“现代化进程”这一视角切入对“钱学”（QianStudies；钱钟书研究）的思考，而成为该课题后继的“研究者“之一。
前面提到，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与中西文化的“会通”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性。而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又可以抽象地表述为“旧学”之“新变”。因此，笔者拟在“会通中西”与“旧学新变”这两个相关题域所构成的分析框架中考量钱钟书的文学学术（或称文学研究）。具体言之，笔者对钱钟书会通中西之治学理念与治学模式的考察，不仅仅着眼于中西“比较文学”或中西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而更多地着眼于中西“会通”与传统学术（含传统文学研究）在现代语境下所发生之“新变”的内在关联性。显然，此种类型的钱钟书研究只是基于某个特定视角的审视，而非对钱氏之学所涵盖之所有理论问题的总结，是为“钱钟书文学学术述略”。
由于中西“会通”前提下的旧学“新变”首先发端于中国传统科学领域，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背景。有论者指出，在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科学萌发了如下“近代化倾向”：即，“中西会通，引进西学补中国之不足”。（16）而作为“中西会通”之开端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则是明末科学家徐光启经崇祯帝批准，“开设、督领历局”（1629），“以西法改历”，因此，“中西会通”的工作便首先在天文、数学领域展开。（17）由于“中西会通”的前提是了解西学，因此，徐光启便将其主持下的历局的首要工作定为翻译，并提出了“‘大统’（指《大统历》，——笔者按）既不能自异于前，西法又未能必为我用。……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18）这一堪称远见卓识、至今仍具启示意义的指导方针。此后，薛凤祚作了《历学会通》（1664）一书，提出“此会通不可缓也”。（19）清初发生的中西两家历法之争，则促使有识之士对如何进行“会通”予以反思。以梅文鼎为代表的学者试图找到一条“中庸之道”，以期在不脱离中国学术传统的情况下，择取西说之长，弥补中国传统天文数学的不足，即所谓“见中西之会通，而补古今之缺略”。（20）
较之天文、数学领域的先行者，中国传统文学研究领域的学人在尝试“会通中西”方面，晚了将近三百年。直至十九世纪末以降，王国维、梁启超等近代学人才开始在文学研究领域进行中西“会通”（比“翻译”西学更进一步）的尝试。王所著《宋元戏曲史》、《红搂梦评沦》，梁所著《中国韵文的变迁》等，堪称这一方面的开风气之作。前面提到，明末徐光启主持下的“历局”是以“西法”（西方天文历算之法）改历，与此相类，完稿于民初的《宋元戏曲史》（1913）则是以“西法”（西方著书之法）重写文学史。作为王、梁学生辈的钱钟书在注重中西“会通”方面，显然是两位导师的出色后继者，且态度更为坚定，也有着更为明确的方法论自觉，并在“援西释中”的规模方面，远逾前人。其代表作《谈艺录》、《管锥编》便均在中西“会通”方面，卓有建树。此外，即便是在“比较意识”不甚突出的《宋诗选注》中，也同样包含着“会通中西”的尝试：如在提出“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高明”的观点时，参照了亚里斯多德《诗学》中的相关论点；在评价宋代诗人“资书以为诗”的习气时，以文艺复兴时代那些心目间“只浮动着古罗马大诗人的好词佳句”的人文主义作家为参照；又以恩格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及歌德“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的说法与苏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议论相参证；且将苏轼诗作的“博喻”之法与“莎士比亚式的比喻”相提并论，如此等等。（21）此外，诸如“形式”与“内容”，“形式主义”与“古典主义”，“否定命题”与“肯定命题”等西学范畴在《宋诗选注》中也时有出现。这实际上为《宋诗选注》的专门研究者提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即：从中西“会通”或“比较诗学”的视角予以审视。
上文提到，明徐光启经崇祯帝批准，“以西法改历”。促使崇祯帝批准徐光启改历方案的直接原因在于，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1629年6月21日）日食，以传统历法测算天象的钦天监所预报的日蚀再次失验，而徐光启用西法预测日蚀却获得成功。（22）这表明，中国科技史或学术史上最初进行的中西（“泰西”之西）“会通”，是与传统科学的变革（“近代化”或“现代化”）直接相关的。而传统科学或传统学术进行变革——可抽象地表述为“旧学新变”——的目的，则是超越自身的局限性（“超胜”）、弥补固有文化的不足之处（“补古今之缺略”）。
从中国古典文学领域来看，提倡传统变革（“新变”）的理念，并不鲜见。其中颇具代表性的看法则是梁肖子显针对文体变革及文风变化所发的一段议论：“五言之制，独秀众品。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朱蓝共妍，不相祖述。”（23）肖氏此论在辨证地指明新旧（“朱蓝”）各具价值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传统变革的必要性。不过，中国古典文学或中国传统文学研究领域在近代之前所发生的“新变”与近代以还所发生的“新变”，就其内在机理及历史背景来看，存在着质的差异。具体言之，近代以还所发生之旧学新变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或传统人文学术发展的一个环节，是在“西学东渐”及“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24）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文化自身演变的框架之内。因此，对钱钟书等近现代学人以会通中西为特征的治学理念、治学模式及与旧学新变之关联性的考察，便无法脱离“西学东渐”及“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传统社会与文化格局的总体崩溃和现代重建）的历史语境。
钱钟书《胡步丈曾远函论诗却寄》（1943）诗云：“汲古斟今妙寡双，袖携西海激西江。中州无外皆同壤，旧命维新岂陋邦”。（25）这两联诗句无疑将近现代文学研究（含“诗论”）处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26）这一历史境遇，作了相当传神的揭示。钱本人自作笺注说，后一联意在说明“西洋诗歌理论和技巧可以贯通于中国旧诗的研究”（27）。从初刊于1948年的《谈艺录》一书可以看到，该联实则是喻人自喻。因为，所谓“西洋诗歌理论和技巧”与“中国旧诗的研究”相“贯通”云云，恰是《谈艺录》这部现代“诗话“的基本方法论特征。显然，“西洋诗歌理论和技巧”贯通于“中国旧诗研究”的结果，便是“旧诗”研究中之新局面的开拓和新思维的出现，这便是“旧命维新”之义。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钱钟书寄胡步曾诗明明谈论的是“诗论”的方法，却以“旧命维新岂陋邦”作比，这无疑是身处忧患之中的知识分子冀望民族复兴之家国之情的不经意流露。换言之，钱钟书那一代学人在关注着本学科领域内所经历的现代变革时，往往不能忘怀中国社会坎坷多舛的“现代化进程”，忧虑之情，溢于笔端。从这一角度去审视钱钟书对其《谈艺录》所作的定位——“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28），庶几近于“识言外有哀江南在”之“知者”（29）矣。
第一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第3节 钱钟书的历史定位（1）
余英时在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逝世后评价说：“墨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最高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30）余氏的“终结”说作为对钱钟书盖棺论定式的历史定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资深文论家王元化亦指出：“钱钟书去世，意味着本世纪初涌现出来的那一代学人的终结。钱钟书学贯中西、融汇古今，他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成就堪称那一代学人中的一个代表，……”（31）钱老的学生董衡巽更是不掩痛惜之情：“像钱老这样学贯中西的学者，广博精深的学者，在中国是不多的，两三百年的一个。他这一走，……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32）甚至有西方论者也持类似论调，如嘉思伯•；贝克尔（JasperBecker）评论说：钱钟书之死“标志着五四运动所孕育的一代人的故事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