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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哭，车子开过来就停了。然后他们走下来问我，问我的情况。我就把那里发过来的电报拿给他们看，他们又专门把我送到布吉镇。 你们的三次来信，我都已收到，切莫挂念。其实，第一次来信我于3月18日收到，给你们的信我是3月17日寄出的，因此，发生了误会。望原谅我信中的错话。 反之，我收到你们的每封信后都是迫不及待地打开，详知内容，心情非常高兴。从中我看到亲人温暖的话语，对女儿酷爱的心，使我为之动情流泪。 ——小芳家书 火灾发生的时候，小芳是从楼上跳下，落在楼梯上。可是她一跳下来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结果后面的人都拥着往楼梯走，倒在地上的小芳就这样被踩死了。 就在小芳摔倒的那个楼梯角，一共死了二十几个打工妹。小芳虽然没有被火烧到，但是她的整个脸都青了。 小芳的父亲至今都不敢在小芳的母亲面前提见过的小芳的情况。尽管小芳已经离开人世十年了，但是，母亲想到自己惨死的女儿，心中仍然会气，会痛。十年来，伤心的母亲再没有到埋葬小芳的这片自家田地做过农活。 小芳死在工厂之后，她家里拿到了三万三千元人民币的赔偿。 陈晓楠：他们给你一个协议说赔三万三？ 王父：嗯。 陈晓楠：你马上就签字了吗？ 王父：他们说了我就（签了）。
第一部分花祭（4）…（图）
回到家中，小芳的父亲才听说，有些死难者家属拿到了五万多元的赔偿。他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拿到的赔偿就比别人少呢？ 王父：嗯，回来一听说，加上我的屋里头（老婆）又生气，同样是一样的，（为什么）别人的是五万几，你的才三万几？他们送我回来的目的也是那个情况。三万三，拿了两万块钱在我身上放着，那一万多是汇走的。 陈晓楠：拿两万多搁兜里的。以前拿过这么多钱吗？ 王父：以前都没有。 小芳的父亲把钱藏在烂棉袄里，将两万多块现金放在口袋的两边，就这样，从深圳回到了四川老家。而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从来没有拿过那么多的钱。 陈晓楠：以前没拿过那么厚，两沓钱，是吧？ 王父：嗯，以前看都没看到过百元券。 陈晓楠：那是什么感觉？拿着这么多钱回来。 王父：什么感觉？还是划不来的。自己的子女死了，（要是在），钱是赚一辈子。像现在，我们老了，她还是可以照顾我们。现在没人，光是有钱有什么用啊？能干什么？ 陈晓楠：家里埋怨你了吗？ 王父：就是家里埋怨。再加上骨灰盒又没拿回来，她（小芳的母亲）又埋怨我，走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跟我说的：“你们先走，我们后面就把骨灰寄回来。” 陈晓楠：老伴不高兴了。老伴跟你赌气吗？ 王父：她是。那时候她说：“女儿死了，连那把灰都不拿回来。” 直到现在，小芳的父亲并不知道这场大火的起因：当时厂子里的负责人，仅仅花了一千四百港币就遮掩住了安全隐患；他也不知道，如果当年厂方不是怕女工偷玩具，把窗户用铁条焊上，可能有更多的人可以逃生；他也不知道，如果当年劳动保障体制更加健全的话，他女儿的性命可能不仅仅只换来三万三；他不知道这一切应该怪谁。 十年了，他一直在责怪自己。他怪自己不能改变生活，让女儿出门打工；也怪自己千里迢迢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说不上几句话，糊里糊涂地却又回来了；他怪自己甚至没有及时地把女儿的骨灰带回来。他说，这十年，他的眼睛哭坏了，身子也拖垮了。 小芳的几件遗物是当时厂方收拾好了，包成邮寄包裹寄回来的。而小芳的遗物，不过是几件衣服，几件她织了想给自己做嫁妆的新毛衣。据幸存的女工回忆，小芳是个羞涩寡言的姑娘，她们唯一记得的画面就是小芳不停地织毛衣，大红的毛衣，大家都知道，婚期临近，她是在给自己准备嫁妆。 而小芳最终也没有能够穿上鲜红的嫁衣，成为幸福的新娘。她给自己织就的一件红色毛衣和绿色毛衣却成了她的殓衣，它们静静地在坟墓里陪伴小芳。 陈晓楠：火灾发生之后，工运学院的常凯教授，曾经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进入到了火灾现场。他在一片狼藉的女工宿舍发现了二百多封打工女的信件。后来社会学者谭深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沓劫后余生的信件当中，在这些非常鲜活的文字当中，仔细地辨认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信件的主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究竟有谁已经遇难，有谁依然活着？ 在这其中有一封信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很显然是一个女工的未婚夫写给她的，这封信写于1993年的10月30号，他在信中诉说了对她的思念，而且他特别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在两个星期之前，我曾经做过一个梦。这个梦在脑海当中印象太深，好像总是有什么不祥的事，但是又不全对，我不想去破解它，但是感觉又不能不去破解它。” 无论是常凯、谭深还是我们，都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这封情书的主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小芳。这封信发出十几天后，仅仅十几天，小芳就葬身火海。信中不祥的预感，不幸成了现实，而深切的思念也化为了泡影，小芳的爱情，小芳对未来的憧憬，都一并被大火带走。 小芳准备1994年正月结婚，家里已经请人打了家具，不过还没有来得及上油漆，出事之后，家里人再没有心思，而这些半成品的家具一放就是十年。 小芳家的旧房子还在，这是一幢土墙破屋，阴暗低矮。这样的房子是没有办法为弟弟娶上媳妇儿的。而在农村，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不过是为了盖一幢体体面面的房子，然后结婚生子。而他们实现自己愿望的唯一出路只有外出打工。
第一部分花祭（5）…（图）
现在，小芳家里靠当年的三万三千块钱的赔偿终于盖起了砖瓦房。如果按当年王小芳的工资估算，要盖起这幢砖瓦房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但是现在家里用小芳的抚恤金，终于盖了新房子。 小芳用她的生命，完成了对一个家庭沉重使命，但是她却离开了曾经离她那么近的幸福。她最终也没有能够住上新房子。 如果小芳没有出事的话，她现在已经33岁了。她死的那天，离她的生日还有一个星期。她却连生日都没有过完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但是如果她能够活到现在，她还是需要继续在外面打工来养活自己的家庭。 陈晓楠：要是没出事，今年33，还会在外面？ 王父：还会出去打工，还到外面打工。 陈晓楠：肯定会在外面？ 王父：肯定。 我顺便问一下弟弟的学习情况。我知道他的成绩是中等，但也不得不下苦工夫，尽自己最大努力，坚持苦战这最后几个月。他们什么时候会考？能来信告诉我吗？最好他能给我来一封信，谈谈他的情况吗？ 就谈到这儿吧。下次再谈。 祝全家人和睦，万事如意。 女儿小芳 敬上 ——小芳家书 小芳的弟弟现在已经结婚，也在外面打工，不过身体不太好，所以一年也没有办法给家里寄多少钱来。家里现在已经向别人借钱，还有近两千块钱的外债没有还。 陈晓楠：现在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 王父：现在家里经济情况还不是那样。像我们经常吃药，我有慢性胃炎，我屋里头的（老婆）也是，气，经常气。 陈晓楠：为什么气？ 王父：就是我女儿死了，怄的气。 陈晓楠：那会儿怄的气，一直这么多年还没好？ 王父：她那个气不行（过不去）。 陈晓楠：那个药钱是从哪儿来？ 王父：就是他们打工回来的钱。 陈晓楠：靠弟弟打工的钱？ 王父：嗯。 小芳弟弟现在做工的工厂也是做布娃娃的，他也像姐姐当年一样，在一个玩具工厂打工。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两三年了。 王父：干了两三年，只回来过春节，一家能够团个圆。像他们去年是腊月二十三才回来，正月初九就走了，要上班。 陈晓楠：那你想不想孩子？ 王父：心里想啊，有谁不想？自己亲生的儿，有谁不想？可是不去就没得钱用，家里没得开支。 陈晓楠：到小芳家采访，村子里出奇的安静。后来我们才发现，这是因为我们在那里几乎没有看到一个年轻人。在小芳的家乡，年轻人们纷纷外出，他们带回来的是用血汗钱盖起来的石头水泥房屋，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时间享用，因为他们还要继续在外面打工。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宿命，对年轻人来讲，外出闯世界是他们改变生活最好的机会，与此同时，也是唯一的机会。 陈晓楠：那这里有没有哪家孩子不出去的？ 王父：那就少了，没出去的都是有残疾的。 陈晓楠：只有残疾的才在家？ 王父：嗯。 陈晓楠：健康的全出去？ 王父：是。我们队才56个（年轻）人，都出去了28个人，全部是一些好劳动力出去，在家里的都是像我们眼睛不行的在家里，做点农活。 陈晓楠：那得到多大岁数就可以彻底回家了？ 王父：反正是老板不要的，就可以回来。
第一部分花祭（6）…（图）
十年了，我们本想看看这个家庭的变化，但是来到这里才发现，什么都没有变。小芳的相片还在，衣物还在，结婚时的家具都还在，甚至父母的深切的伤痛也好像刚刚丧女一样，没有丝毫改变。这个小山村里的一家，好像是凝固在了十年前那样一个悲剧的时刻。 小芳是这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当中的一个，恐怕她也是最不幸的一个。“十年生死两茫茫”，现在除了小芳的父母，好像已经很少有人再去想起这样一个姑娘，再去想起这样一段故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