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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的黑皮包，装着他那七七八八的修锁工具，在老街上穿行。所以，如今老林的摊上索性连招牌也不用挂了，因为人人都知道这个一脸沧桑，可是又一脸平静的老头，就是他们的修锁师傅——老林。 老林其实已经很习惯被人称为“林师傅”。当他带上老花镜，穿上工作服的时候，也几乎没有什么人会怀疑，这样一个称呼有什么不妥。不过有一天，邻居们突然发现有几个自称是记者的人找上门来，他们毕恭毕敬地叫了他一声“林老师”。这个他们眼中永远的修锁林师傅老林，如何一下子变成了林老师呢？过了没几天，有一个消息在老街上传开了，原来这个曾经被他们呼来唤去的锁匠，竟是个大音乐家，或者说是个大翻译家。那么多人唱了那么多年的外国名歌，据说和他有点关系，比如说，其中有一首你一定知道，它的名字叫《哎哟，妈妈》。
第一部分修锁匠老林（2）…（图）
翻译生涯的开始 老林全名叫林蔡滨，出生在一个印尼华侨家庭。他对音乐的热爱起源于大学时代，那时他刚考到华东师范大学，还没有上课就被派到安徽参加土改，也就是在那时他被动听的皖北民歌所深深感动。 老林：我在那个时候就听到很多皖北的民歌、民间小调；我感到非常好听；我就用简谱把很多皖北的民歌记录下来；可以说，是皖北民歌带领我走向世界歌曲的百花园。 记录皖北民歌，使林蔡滨迈出走向音乐殿堂的第一步，他从此决心献身文艺。1955年，当他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就发表了翻译的处女作——苏联歌曲《我们的火车头》。第一次尝试翻译歌曲，他很受鼓舞，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翻译歌曲当中。1958年他出版了《苏联青年新歌集》，之后又连续出版两本英文名曲集。其中前苏联歌曲《多瑙河之波》、美国歌曲《山鹰》《单程车票》更是家喻户晓，也使他在当时的翻译界一下子出了名，全国大概有十几个省份在发表他的翻译歌曲。 老林：人家不是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块吗，就是一首歌就是二三十块钱，那么，写歌词的人一半，写曲谱的人，作曲的人一半，所以一个人正好是十五六块钱，当时一般工人的工资也只有二三十块。 出了名，而且有了不菲的收入，林蔡滨热情高涨，四处搜集好听的外国歌曲，然后就躲在房间里翻译，直到翻译出满意的作品。他翻译的歌曲大都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由于还懂一些印尼语，林蔡滨在出了三本专集之后，又接连翻译了几首印尼歌曲。像《哎哟，妈妈》《划船歌》等至今还广为传唱。 老林说，他很庆幸他的年轻岁月是有音乐做陪的，有那么多的好歌来做陪的，那一段岁月，他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做创作，什么叫做灵感，他时刻为之着迷。比如说像《哎哟，妈妈》这首歌，第一次听到，他就被那种很朴实的、很诙谐的曲调迷住了，他就反复地哼，反复地推敲，他说连做梦的时候说的梦话都绝对是那里的歌词，也正是这首歌，也帮他初尝了恋爱的滋味。因为那里面不是有这样一句词吗，“唉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老林说，当年他当真就是和女朋友一块儿唱着这个歌赢得了对方父母的同意。那个时候的老林实在是意气风发，他知道，自己正在一条自己喜欢的道路上行进着，这条路就是他所一心所向往的那两个字，叫文艺。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条看似笔直，看似光明的理想大道，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转弯，背道而驰。
第一部分修锁匠老林（3）…（图）
反革命特务的特殊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林蔡滨被打成反革命，由于教英语，又被强加上特务的罪名。批斗、抄家，林蔡滨全部的家产加上几十年留下的文稿全都被没收。 老林：我的歌曲很多都被说成是黄色歌曲，特别是《哎哟，妈妈》这首歌。学生们在批斗我的时候就叫我，你要把《哎哟，妈妈》这首歌歌词更改，你这个是毒害青年一代，叫我要改歌词。我说怎么改啊，他说你就不能说年轻人相爱，那我要说什么，你想吧，我就想出一个花招，我说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干革命，干革命，年轻人就是这样干革命。那个红卫兵，大家都鼓掌，改得好，说明林老师有进步，简直是笑话。当时不能够太认真，不能够跟他多计较，因为这些红卫兵是很幼稚的，他们思想比较幼稚，他们搞的这些批斗，我还是可以理解。后来我也感到无所谓，像是一种开玩笑，一种PLAY，游戏，“文化大革命”，我认为它是一场PLAY，是一种游戏，所以我也不大理会它，它批斗它的，我还是依然故我。 陈晓楠：其实我觉得，老林的个性里好像始终有点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他说起什么来都显得很平淡，也很平静，不温不火的，也很少激动，外人的到来好像也很难触动他那根神筋。不知道是阅历的累积还是他生来如此，老林说其实他是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因为如此，他这个没受过半点艺术科班教育的外语系学生才会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一定要献身文艺，也正因为如此，他受委屈挨批斗的时候，心里面还可以对自己说，这是个玩笑，这是个游戏。他固执地认为，外面的世界无论怎么样，他自己的世界是由自己来挑选，由自己来构建的，不过当然，那个时候的他并没有预期到，他为自己选择的人生角色接下来还会发生更加戏剧性的转变。除了外语老师，除了业余的歌曲翻译，下半辈子里他开始的是一条与以上的这些看不出任何关联的新的轨迹。
第一部分修锁匠老林（4）…（图）
修锁匠的简单生活 林蔡滨幸运地躲过了更大的劫难，恢复了自由。但是他却因此失去了饭碗。1970年，他所在的漳州干部学校被撤消，人员都转到五七干校，饱受折磨的老林没有选择去学校搞斗批改，他宁可去农村。在那里，为了生存，他开始了修锁生涯。 老林：我以前看到过反右派以后；有一些教师跑到街上去修理钢笔、打火机；这个对我也是一个启发，那我不止钢笔、打火机（会修），很多东西我都会修；我的范围比他们更多，所以我就很自然地想起，说去修理东西过日子。但是我又不敢在城里面修理；我怕学生看到了就笑话我，所以我跑到乡下；在乡下做流动的。赶集的日子一到；我在那边摆一个摊；公开修理，不赶集的日子我就下乡，到乡下给农民维修；锁类、时钟、手表、打火机，七七八八的东西。如果没有东西好修；我还可以拉电灯；我给农民拉了很多电灯，我就没有用电笔； 我可以用手自己（去摸电线），老电工都会这一套，用手去摸那个电线；通电不通电凭手的感觉；不必用电笔；我也不用的。 老林心灵手巧，学修锁属于无师自通，一边实践一边学。他经常解剖新锁，了解锁的构造，有时候打不开了，就琢磨着找个相同的锁拆开来看看。配钥匙也是，他把那些编码记得烂熟于心，所以那时还真没有能难倒他的问题。当我们问及老林去农村干这些活的感受时，老林还是一脸的笑容，他的答话似乎是在对于一段幸福生活的追忆。 老林：那个时候也无所谓；因为能够过日子，能够生活就很好。我刚刚出来有几个月是要饿肚子的；当时还没有收入，我就靠卖东西。那以后我到了乡下修理了；我一两个小时修一下；钱马上就有了，比教书要好；教书要等到每个月的十五号才领工资；我天天有工资。只要我下乡勤劳一点；我主动去找农民兄弟，我就有饭吃；我就有钱赚，所以我感到很高兴。我想我除了教书；除了翻译，除了写文章，我靠我的手艺还是可以生活得不错；所以那个时候我感到自己很自豪。我感到修理东西还是很有意思的；有一点创造性，把一个解放以前的老时钟拿来修修补补，它照样走得很准。
第一部分修锁匠老林（5）…（图）
一年之后，老林的修锁生意做回了城里。他参加了街道办的维修组，给老百姓修锁、修钟表。做一把钥匙就可以买一碗面条，渐渐地他也干出了名儿。那时他的足迹遍布漳州的大街小巷，人们都叫他“开锁大王”。此时的他，已经以一个修锁师傅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而对此，他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好意思。有一次，公安局长家的门开不开了，找了几个人还是打不开，后来找到了老林。老林犹豫了。 老林：我就感到这个事情不好办；公安局长的锁肯定不是一般的太普通的锁；如果我开不了；公安局长要批评我。如果能够开公安局长的门；你给他开了，这个事情也不好办；公安局长可能他要提高警惕。但是我还是要硬着头皮，还是要给他开，五分钟之内就把他的第一道大门打开了；这位局长就问我；你这个老师傅，你修锁多久了。开始审查我了。我就如实地告诉他。这个局长很客气，他除了送给我50块以外，他还把一碗牛奶分成两半，请我喝了半碗。我对这位局长非常感激，他对我很关心，很爱护知识分子。 陈晓楠：锁匠的生活一过就是九年，此时周围的人已经渐渐忘掉了这个街上姓林的锁匠曾经是一名大学生，曾经还是个外文老师，当然更不会知道，他和那些外国歌曲有着什么联系。对于这一点，老林并没有觉得太委屈，相反，靠手艺吃饭，养活自己，这样的生活让他觉得挺自由，很清晰。他说别人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心里始终有着一片可能还会再次进入的天地。他好像一心在为自己保留着什么，可能是一些时间，可能一些力气，可能是再一次的冲动，总之他知道，那个一直以来的理想还在他心里。 修锁匠的多重身份 回到城里的老林，已经把自己看成了一个真正的锁匠，当老师的生活已经渐渐离他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