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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很多日本人认为，他们的语言那么独特，以至它的神髓、美和细腻，外国人无法掌握。而且，如果某个外国人声称他抓住了本质，无人相信他。他们这么想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除了二战后短暂被占领外，从来都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侵占。它的文化没有受过其他文化的威胁。因此日本语言始终是孤立的。孤立了大约两千年。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对其独特性、本性、结构和作用那么肯定。
我想，一些年轻日本作家正在做的事情，是试图打破和摧毁这种顽固，反抗这种肯定。我曾在希腊一个岛上住过几年，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可每一个我打过招呼的人都会说，“我开尼桑轿车。很不错的汽车。”一周后，我对此感到厌倦，但我认识到，尼桑、卡西欧、精工、本田、或者索尼，是他们所知道的仅有的日语词汇，他们所知道的仅有的日本东西。他们对日本文化、日本文学、日本音乐，或者任何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一无所知。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做些事情，来打破日本人长期以来所珍视的这种隔绝。
我想日本青年作家正在做的事情，是试图重构我们的语言。我们欣赏三岛所运用的语言的美和细腻，但是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返。我应该干些新的。我们所正在做的，是打破孤立的藩篱，以便我们能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同其他的世界交谈。应该有个居中的地方，我们能到那里和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流信息。
人们必须自尊，这种自尊源自你向其他的人自由表达自我的能力。日本人民在全世界都取得了物质胜利，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文化上向其他人民发言，作为结果，他们并没有寻回他们的自豪感。他们一直都想知道，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现在他们开始反思自己。日本政府非常积极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组织项目把歌舞伎和能乐介绍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去。但是，歌舞伎和能乐，虽然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和传统形式，但都属于过去，并不能对当代日本人发言。
麦金纳尼：我料想，日本文学界对你的走红，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愤慨，况且你还拒绝承认日本文学中的某些传统。年长和较为传统的日本批评家，如何看待你的作品？
村上春树：很简单。他们不喜欢我。日本文坛存在着代与代之间的斗争。日本文学界有很强烈的等级观念，你必须从最底层一步步往上爬。一旦攀上高峰，你们就已成为其他作家的裁判。你们相互阅读对方的作品，然后相互给对方颁奖。但高高在上的人们，却未必真关心正在攀登的青年作家的努力。
我的小说处女作刚问世，他们就说日本文学在衰落。其实并不是衰落，仅仅是变化。很多人不喜欢变化。老作家生活在非常封闭的世界里，他们并不真的清楚什么在发生。
第一部分村上春树们：村上春树，王家卫
前几天又买了一本《挪威的森林》。之所以用“又”，是因为我已经不知道买了多少本《挪威的森林》了。从第一次看到现在，我一本一本地买，一本一本地送人。结识的朋友，男的或者女的，一个一个地更替，昨天的心动，转眼烟消云散，惟独这一本书，心动的感觉还是依旧。
因为张国荣的死，我决心搜寻他的电影，新看了《金枝玉叶》、《异度空间》等，感觉不甚了了，此时愈发怀念当初看《阿飞正传》、《东邪西毒》时的感觉了。张国荣只是一个诠释者，只有在表达某个天才人物的思想时才会变得特别。王家卫才是一个大家。看他的电影，听他电影里面的音乐，一直只有一种感觉：心动！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对于爱情还是充满了幻想的。做着风花雪月的梦，想着长发飘飘的秋水伊人。因为没有试过，才觉得美好。然而一旦经历过了，接着只有幻灭。
我想起村上春树的那句话：她（直子）居然没有爱过我！自己为此也感到无穷的悲哀。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你爱的人却不爱你则是不变的定律。所以柳永才会叹道：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村上讲述的是一个幻灭的故事。然而并不是人人都会在幻灭之后选择死亡，那么，幻灭之后怎么办呢？
“我是个孤星入命的人，从小父母早死，只好跟着哥哥相依为命，从小我就懂得保护自己，我知道要想不被人拒绝，最好的方法是先拒绝别人”。王家卫这么替我们回答。
鲁迅曾经说过，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最好不要叫醒她。那是因为做梦的人是无辜的。每个人在未曾进入世界之前，总是理想的浪漫主义者，跟个孩子一样。孩子的想法虽然与实际相差甚远，但也天真无邪，谁会残忍地破坏他们的想像呢。
别人包容你的想象，那是宽容；自己包容自己的想象，那是自恋。西毒就是一个自己包容自己的人。但西毒又不同于一般的自恋者，因为他很清醒，他知道自己所做的梦，最终也只有破灭的份。那就是说，自己原本是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和允诺的，在明知道这种希望必然会被拒绝之后，最好的方法只有：先拒绝别人，避免自己受伤！
渡边深爱着直子，为此忧郁苦恼，无论怎样地努力，最终直子还是弃他而去。渡边对于爱情的梦想就这样破灭。幻灭之后他选择放纵。在孤独的海岸，当听一个渔民唠唠叨叨他死去的母亲时，渡边只想到他死去的爱人和破灭的爱情，“你死了一个母亲，关我什么事？”受伤的渡边这样走进了自闭。
王家卫似乎更聪明，他逃避了受伤，在没有被别人拒绝之前，先拒绝别人，也拒绝了受伤。
工业文明摧毁了山水田园、男耕女织的浪漫世代，由此也开始了人类更高级的幻灭。在工业化的社会，只有白痴才会相信人和人能够理解。
理解了这一点，渡边选择逃避，永泽则玩世不恭，他要看看自己在不公平的社会里究竟能爬到什么地位；西毒则集渡边和永泽之大成，一面冷漠地瞧着世人的悲哀，一面积极谋取自己的利益，西毒就是这样一个残酷的野心家。
第一部分村上春树们：张爱玲，村上春树
一个是对民俗趣味怀有强烈好奇的学究型少女，一个是游荡酒吧的浮滑少年，张爱玲和村上春树，似乎形象和作品从哪一方面来说都绝不相同，可说是就算碰了面也不会跟对方讲话，就算是在正午最拥挤的餐馆里也不可能并桌喝茶的两种人。如果要他们并桌，至少得把两人之间的距离对折九十九次才行。地球跟月球的距离如果折叠这么多次，大概也早就对撞在一起了。
惟一可能的是，在作品中互相嘲笑对方。张爱玲喜欢嘲笑自认诚恳的无能男子，村上春树喜欢嘲笑问太多说太多爱太多的犯错女人，尽是一些有骂到对方嫌疑的事。这可能是他们惟有的两种互动之一。
张爱玲的众多修辞系统下面又有很多次系统，这些与其说是字词选择，不如说是某种人格，例如可口可乐情结。可口可乐瓶身的原始灵感来自设计者女友穿着时髦窄裙的身形，这件事在张爱玲身上则以瓶子和女人、衣着的无限联想出之。《倾城之恋》女主角穿的绿色玻璃雨衣“像一支瓶”、“药瓶”。而对于男主角，“你就是医我的药”。《连环套》的霓喜在外人眼中则是“冒险小说中的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夜礼服上满钉水钻，像个细腰肥肚的玻璃瓶，装了一瓶的萤火虫。”
以村上春树来举例的话，最著名的次系统该就是动物的臆病症候。这是一种把任何生理的不适、力不从心归罪于某些没有见过面的动物的倾向。《寻羊冒险记》里老鼠说“对年月的感觉渐渐迟钝起来，仿佛有只黑鸟在头顶上嗒哒嗒哒地振翅，使我无法数算三以上的数字。”“我的缺憾随着年纪愈变愈大，即是体内养着一只鸡似的。鸡生蛋，蛋又变成鸡，那只鸡又生蛋。”取代鸟类的，是《梦中见》和《舞！舞！舞！》对灵长类的敌意：“朦胧中，一只巨大的灰色猿猴，手执槌子在我的脑后狠狠地一击，我昏睡过去。”
重新命名的效果可能是精确化，也可能反而变模糊了。总之就是使人产生某些固定联想的强迫性思考。就如逛街时遇见夏天，会想到“夏一跳”、“惊奇一夏”之类的用语，读者也会不断地在女性身上遇见张爱玲的瓶瓶罐罐们，或是偶尔直觉想找鹪鹩为头痛负责。不仅是譬喻的成品，以小说碎片的形式嵌入读者日常感官，连他们技术的手腕都会在此陵夷相争。生活中某人绽现的譬喻，就像是在张爱玲可乐队，或村上春树宠物队的计分板上又加了一分。这是在两人所不知情的彼此谩骂之外的，两人所不知情的票房斗争。
第一部分三个男人
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本土里，会不会产生像村上春树、伍迪•；艾伦，或者是王家卫那样的作者。可能目前是不会的。即便出现，他们也是被一种绝对力量的传统的价值观所排挤的吧。似乎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从来是受老一代们批判或是鄙夷的。
“城市”这个词汇在传统和历史的眼晴，充满了异化的物质主义、冷漠的消费主义之类的贬义。似乎“城市”的对立面是“人文”。不管“人文”的含义是什么，新人类们拥抱城市，迷恋城市。那么，三个城市里的男人，三个在后工业都市环境里成长起来的男人，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村上春树是恋物的。有时，我觉得音乐在村上的小说里不是什么所谓的精神，其实是一种扎实的物质。而伍迪•；艾伦，无论是拍摄陷入窘境的纽约知识分子，还是聚焦被曼哈顿高楼生活摧毁的都市个人，那些个体总是无历史的，无原由的，主人公的焦虑自他出世之日存在，他的困惑永远缠绕在他的私人生活里。伍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