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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党卫队保安处和党卫队的这些人员是执行柏林的任务，则务必查清，是什么人交给他们这项任务。具体讲：帝国最高层领导人中谁在设法与西方接触。阿列克斯。”
◆ ①蒙田（一译蒙台涅）（1533—1592）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和散文家。——译者注。
－－在尤斯塔斯得到这份电报的前六天，斯大林研究了苏联国外秘密机关的最新情报后，把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召到“近郊别墅”，对他说：“只有那些不懂政治的中学预备班的学生才会认为德国已经精疲力尽，一触即溃，因此它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德国现在犹如一个被压到极点的弹簧，只有从两面对它施加同样强大的压力才能摧毁它。否则，如果一面的压力变成一种支撑力，那么这个弹簧就可以舒展开向另一方向冲击。而且这将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因为，第一：希特勒分子的盲目狂热依然十分强烈，第二：德国的军事潜力还远远没有消尽耗竭。因此，法西斯分子与西方的反苏分子和解的各种尝试，在我们来看是现实的，可能的。当然了，”
斯大林继续说，“您应当很清楚，可能进行这些单独谈判的主要人物，多半是在党内和百姓中有威望的希特勒最亲密的战友，他们，希特勒最亲密的战友，应当是你们密切监视的对象。毫无疑问，一个即将垮台的暴君最亲密的战友为了求生也会出卖他的。这是政治角逐中的一条公理。如果你们疏忽大意，没有抓住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那只好怨自己了。肃反委员会是铁面无私毫不留情的。”斯大林从容不迫地点燃了烟，补充说：“它不仅对敌人不心慈手软，而且对那些给敌人以取胜机会的人也同样如此，不论你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第二节
远处响起了空袭警报器的长鸣声，高射炮立刻也吼叫起来。
发电站掐断了电路，施蒂尔里茨只好一直坐在壁炉旁，两眼盯着黑红色炭火块上浮动着的蓝火苗。
“要是现在把抽烟孔盖上，”施蒂尔里茨懒洋洋地想道，“过三小时我就会死去，也可以说是与世长辞了－－以前在亚基曼卡有一次我和祖母就险些被煤气熏死，就是因为我们过早地封上了炉灶，当时灶里的劈柴也象之样还没烧尽，也冒着这样的蓝火苗。使我们中毒的那种气体是无色无嗅的……我认为…”
等到炭块完全变成黑色，婉蜒浮动的火焰也已经消失之后，施蒂尔里茨才关上了抽烟孔，点燃了一支插在香槟酒瓶口里的大蜡烛。没想到蜡烛油顺瓶壁下淌，日久天长凝结得奇形怪状，造型之奇特使施蒂尔里茨感到惊讶。他点了很多蜡烛，所以酒瓶几乎已经完全看不出了，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奇异的凹凸不平的器皿，像一个古老的双耳酒罐，只是颜色白红相间。此后施蒂尔里茨专门请去西班牙的朋友给他带来许多彩色蜡烛。后来他把这些造型奇特的烛油酒瓶分赠给了自己的宾朋好友。
附近什么地方连续响起了两声爆炸。
“这是我们的爆破炸弹，”他这样断定，“好厉害的爆破弹呀。小伙子们炸得好极了。简直是太好了。当然，要是在最后几天让炸弹敲一下那可太冤枉了。我们的人恐怕连你的痕迹也找不到。总的讲，默默无闻地牺牲是令人不快的。萨申卡…”突然他看见了妻子的面孔。“小萨申卡和大萨申卡①。’现在死太不是时候了。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摆脱绝境。如果是独自一人生活，那倒轻松些，因为就是死了出不那么可怕。但是见到自己的儿子后去死，那就太可怕了。有些白痴在小说里写道：在钟爱的亲人怀里 他安静地死去。可我认为，死在自己子孙的怀里，最后一次和他们见面，感到他们就在你身边，然而你又知道这是诀别，这是你生命的末日，他们会感到凄切、悲痛，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
有一次，在“菩提树下”大街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施蒂尔里茨和施伦堡一起与一位年轻的苏联外交官谈话。
施蒂尔里茨习惯地皱着眉，听这位俄国人和政治情报处的头目在辩论人是否有权信仰驱妖避邪的物品，信仰符咒、预兆等等其他的——用这位大使馆秘书的话来说——“野人的内脏”。
在这场颇为风趣的争论中施伦堡也和往常那样，言谈很有分寸，然而言必有据，而态度却又十分谦让随和。施蒂尔里茨看着他正在生拉硬拽地把这个俄国小伙子拖进一场争论，心里十分恼火。
“用车前灯把对手照花了眼，”他想道，“然后再仔细端详他：一个人的性格在争论中看得最清楚。施伦堡是善于此道的，谁也比不上他。”
“如果您对世上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的话，”施伦堡接着说，“那自然有权批驳人要相信避邪物灵验的观点了。不过，您果真对一切都那么了解吗，我指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指物理，化学，数学…”
“哪位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大使馆秘书显得有点急，“一定要在脖子上戴上护身辟邪的东西之后才去解题呢？这简直是荒唐。”
“他提出问题后应该就此打住，”施蒂尔里茨心里想，“可他偏偏忍不住，来了个自问自答。在争论中重要的是提问；问题一提出，对手自然就要被动回答，更问况回答总是比提问要复杂得多呢…”
“或许有的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真的带着护身符，只是他们没有到处炫耀，故意惹人注意罢了。或许您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持否定态度？”施伦堡又是一个提问。
“否认可能性这太幼稚了。可能性这个范畴是对未来这一概念的一种迂回的释义。”
“回答得好，”施蒂尔里茨又暗自想道，“不过他应当把球再踢给对方…比如说，这样问一句：‘您不同意吗？’但是他却没有问，结果又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了。”
“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把护身符也归入不可理解的可能性的范畴呢？或许您不同意？”
这时施蒂尔里茨出来帮忙了。
“德方在争论中获胜了，”他做了评定，“不过，秉公而论应当提出的是：俄方对德方提出的十分成功的问题所做的回答同样是妙不可言的。这个题目我们已经谈完了，不过，倘若俄方在进攻中利用提问掌握主动权，我不知道我方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子……”
“小兄弟，你明白了吗？”施蒂尔里茨的眼睛在问。该国外交官听后一下子呆住了，他紧咬牙齿，两腮的肌肉凸了出来；施蒂尔里茨看出来他的这番开导已被对方所理解。
“亲爱的，你不要生气，”他看着离去的年轻人，心里对他说，“我这样做要比别人做好得多……不过，关于护身辟邪物你却没有说对……当我处境十分艰难，而我完全有意识地去冒险（我的冒险总是有生命危险的）的时候，我总是在胸前戴上护身符——一个椭圆形的项饰，里面放着萨申卡的一络头发…后来我迫于无奈把她的这个项饰扔掉了，因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是俄国人的。于是我又买了一个德国项饰，沉甸甸的，显得十分阔气，萨申卡那一绺金白色的头发又和我朝夕相伴了，这就是我的护身符…”
第三节
二十三年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他最后一次见到萨申卡；当时他正动身先去上海；然后再前往巴黎执行捷尔仁斯基交给的一项与白俄侨民有关的任务。那是刮着大风，很可怕、很遥远的一天。就从那天起，萨申卡的音容笑貌就深深铭刻在他的心上，她成了他“自我”的一部分，和他融成了一体……
施蒂尔里茨又想起了在一个深秋季节他和儿子在克拉科夫偶然相遇的情景。他记起了有一次儿子是怎样化名“戈里尚奇科夫”到旅馆来找他，他们又是怎样开着收音机低声细语；以及他与儿子（由于命运的安排儿子选择了父亲的道路）分手时的痛楚心情。施蒂尔里茨知道他的儿子现在就在布拉格，知道儿子现在的任务是保护这座城市，不让敌人把它炸毁，就像当年他和维赫利少校保护了克拉科夫一样。他知道，儿子正在完成一项既复杂又艰难的任务，但同时他也明白，虽然从柏林到布拉格乘车只需六个小时，可是他却不能去和儿子见面，因为这样会使他的处境十分危险……
1942年在大卢基城郊，施蒂尔里茨的司机在敌人空袭时被炸死了。司机叫弗里茨·罗什克。一个性情温顺，总是面带笑容的小伙子。他为人很正直，施蒂尔里茨知道，他曾拒绝做盖世太保的情报员，尽管中央保安局第四处曾一再要求他提供有关施蒂尔里茨的报告，但是他却一份也没写过。
施蒂尔里茨伤愈后，驱车到卡尔斯霍尔斯传城郊罗什克的遗孀家里去了一趟。房间里没有生火，罗什克的妻子正躺在床上说胡话。罗什克的儿子亨利才一岁半，在地上爬来爬去，有气无力地哭着：孩子的喉咙哭哑了，再也不能喊叫了。施蒂尔里茨急忙请来医生。病人被送到医院，是哮吼性肺炎。施蒂尔里茨把孩子抱回家去。他的女管家，一个上了年纪的善良的老太婆，给孩子洗了个澡，饱饱地喂了一顿热牛奶，正准备把他安置在自己的房间。
“请在我的卧室给他铺好被褥，”施蒂尔里茨对她说，“让他和我在一起睡吧。”
“夜里孩子吵得可厉害啦。”
“或许这正是我的喜好，”施蒂尔里茨轻声回答说，“也许我很想听听娃娃在夜里是怎么哭的。”
老太婆笑了，说：“孩子哭有什么好听的？我看那只是受罪。”
但是她没敢和主人争辩。夜里两点左右她被吵醒了。主人卧室里的那个男孩扯着嗓子，没完没了地啼哭。
老太婆穿上暧和的 过的长袍，匆忙梳了梳头就走下楼来。她看见卧室里还点着灯。施蒂尔里茨把裹着羊毛毯的孩子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还低声地给孩子哼着歌曲。
老太婆从来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