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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向他哭诉了她今天遭遇的一切。
他一边听，一边琢磨她奇迹般地逃脱是不是缨勒的毒辣圈套的组成部分，是不是发生了每个侦察员都熟悉的那种情况。这种情况在侦察员的一生中只有一次。
他开着车在城里转了转，然后沿着环绕柏林的公路驶去。汽车里很暖和，凯特坐在他身边，孩子们在她膝盖上睡着了。施蒂尔里茨在继续思考：“如果我现在被他们发现，如果缀勒终于得知和我通电话的不是鲍曼，而是一个女人，那么我就断送了整个事业。那么我就没有机会阻止希姆莱在伯尔尼的阴谋。这太令人遗憾了，因为我在即将接近胜利时遭到了失败。”
施蒂尔里茨在一个路标旁减缓了速度，路标上写着：至鲁滨汉河滨街三公里。从这里前行经过波茨坦可以抵达巴贝尔斯堡。
“不，”施蒂尔里茨拿定了主意，“厨房里的茶碗挪动过位置，从这一点看来，缪勒的人白天来过我的住所。天晓得呢，也许为了我的‘安全’，他们会按照缪勒的指示回到我的住所去，特别是在这次电话之后。”
“小姑娘，”他说着猛地踏了一下制动器，“坐到后排座位上去吧。”
“出什么事啦？”
“没出什么事。一切正常，小姑娘。现在一切都完全正常。现在我们俩是胜利者。不是吗？用蓝色窗帘遮住窗户，睡吧。我不熄火。我把你锁在我的汽车里面，谁也不会动你的。”
“我们现在去哪儿？”
“不远，”施蒂尔里茨回答说，“不太远。安静地睡吧。你应该好好睡一觉，明天还有许多急事需要奔走呢．．．”
“什么急事？”凯特在后排座椅上坐舒服后问道。
“令人愉快的急事，”施蒂尔里茨回答说，同时他心想，“很难给她说清楚。她头部受了震荡，这不能责怪她。”
他在距离瓦尔特·施伦堡的单独宅院三栋房子的地方停下汽车。
“但愿他能在家里，”施蒂尔里茨像念咒似的重复着，“但愿他没有到瑙恩去见希姆莱，或者到霍赫利欣去见盖勃哈尔特，但愿他在家里。”
施伦堡果然在家里。
“支队长，”施蒂尔里茨没有脱外套，便急匆匆地说，他在施伦堡对面的一把椅子的边缘上坐下来。施伦堡穿一件暖和的睡衣，赤脚穿着一双拖鞋。施蒂尔里茨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他脚踝上的皮肤苍白而细嫩。“缪勒对沃尔夫在瑞士的使命有所了解。”
“您疯了，”施伦堡说，“这不可能…”
“缪勒建议我为他工作。”
“缪勒为什么偏偏来建议您呢？”
“大概，他已派人去追捕牧师；这是我们的生路，我应该到伯尔尼去。我去指导牧师的工作。您应该拒绝承认沃尔夫的使命。”
“您到伯尔尼去，立刻动身…”
“可是身份证呢？是否利用一下‘窗口’？”
“这是愚蠢的。瑞士的反间谍人员会逮捕您；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需要讨好美国人和苏联红军。不，您到那里去找我们的人，为自己挑选一些可靠的身份证。我给他们打个电话。”
“不必了。您写封信吧。”
“您有笔吗？”
“您最好用自己的笔写。”
施伦堡用手掌抹了扶脸，强作笑颜说：“我还没有睡醒－－问题就在这里。”
第四节 1945年3月14日6时32分
施蒂尔里茨驾驶着汽车向边界飞驶。他口袋里装着两份护照：他自己的护照和他妻子英格丽特。·冯·基尔施坦的护照。
通过德国的边防哨卡之后，他转过身来对凯特说：“现在好了，小姑娘。可以认为一切都结束了。”
这里已经是瑞士的领土。天空异常晴朗，没有一丝云彩。背后几十米以外，天空也是这样高不可测，空中同样悬挂着一轮在晨曦照下变成了谈黄色的月亮；在那透着绿意的橙黄色色的天空里，云雀同样感到凉意。那里的天空同样是美丽他天空，然而那是德国的天空，在那里，时刻都有可能出现盟国的异常漂亮的银色飞机；这些飞机每秒钟都可能投弹；炸弹随时可能给大地带来死亡。在最初的一瞬间，这些炸弹看起来好像是银白色的，躲在地面上观察投弹的人眼看着炸弹向他们的鼻梁落下来，转眼间就消失不见了，紧接着道旁乌黑的春天的烂泥腾空而起。这些杀人武器的速度是那些暂时还活着、但已孤立无援、濒临绝境的人们所无法看见的…
施蒂尔里茨驱车驶进伯尔尼。在穿过这座小城的时候，他在一盏交通信号灯下减慢了速度，因为旁边有几个孩子走过。他们边走边吃夹肉面包。此时凯特哭了起来。
“你怎么啦？”施蒂尔里茨问道。
“没什么，”凯特回答说，“我终于看见了和平，可他再也看不见了……”
“可是对小男孩来说，一切可怕的东西现在都结束了，”施蒂尔里茨重复一句，“对于小女孩也同样…”
他很想轻轻地对凯特说几句安慰的话，他心中充满了柔情，但他却不知怎样用言词表达出来。有多少回，他默默地说着那些温柔、平静、断断续续的话语，那是对妻子萨申卡说的…那些多次重复的没有说出口的话语，要么变成了诗歌，要么转化为不曾爆发的、但又时时令他不安的内疚。
“应该只想未来，”施蒂尔里茨说，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说了一句非常愚蠢、而且毫无用途的话。
“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凯特擦干了眼泪，回答说，“请原谅我……我知道，安慰一个痛哭流涕的女人是多么困难……”
“不要紧……你哭吧……主要的是对我们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美好的意图
施蒂尔里茨想错了。在伯尔尼同施拉格牧师会面后他就明白了，他的工作还没有结束，相反地，这一切还仅仅是开始。他听了杜勒斯和党卫队代表戈根劳埃的谈话录音，便立刻明白了这一点。这盘录音带是牧师通过前首相布吕宁的亲信搞到的。两个仇敌交谈起来像好朋友，他们的注意力明显地集中于“俄国的危险性”。
送阿列克斯：对于已呈送的关于杜勒斯和沃尔夫会谈材料的补充材料。
兹送上杜勒斯与党卫队上校戈根劳埃公爵谈话的录音一份，我认为有必要提出以下想法：
1．我觉得，杜勒斯不会把他同党卫队接触的情况原原本本地报告自己的政府。大概他只向自己的政府报告他同希特勒的“政敌们”接触的情况。无论是戈根劳埃还是沃尔夫，都不属于这类人。
2．罗斯福不止一次地声明说，美国的目标和所有反法西斯同盟的其他国家一样，是敦促德国无条件投降。但是，杜勒斯却在谈论妥协，甚至主张保留法西斯主义的某些制度。从谈话录音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3．任何同盟都是以结盟的成员国之间真诚相待为前提的。有时我认为杜勒斯进行这类会谈可能是为了试探德国人的意图，但我马上又不得不反驳我自己，因为任何一个侦察员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接触对德国人有利，杜勒斯反而吃亏，也就是说，德国人从接触中更多地了解到美国的立场，相比之下，杜勒斯对希特勒的立场和意图了解较少。
4．我甚至认为，杜勒斯的侦察员已经开始同德国人一起进行“挑拨离间”。但是瑞士的报刊却公开称杜勒斯是总统的私人代表 。有没有可能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在亲自组织“挑拨离间”呢？
结论：要么是西方国家的某些集团在耍两面派手法，要么是杜勒斯即将背叛作为反法西斯同盟成员国之一的美国的利益。
建议：必须使盟国们知道，我方已得知在瑞士进行的会谈的情况。我打算在近期内通过可靠的联络人员转告在此间举行的沃尔夫与杜勒斯会谈的新的详细情况。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谈话是外交官们所了解的那种有步骤有计划的会谈。我把这种接触叫做单独谈判。情况紧急，必须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以便挽救反法西斯同盟，使其最终摆脱来自两方面的挑拨离间。
尤斯塔斯
这份紧急情报发往总部之后，施蒂尔里茨便驱车到湖边去了。他想在那里享受一下宁静和孤独。他的情绪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么恶劣；他感到自己精神空虚，疲惫不堪。
他曾记得，1941年６月22日那一天，他经受了多么可怕的感觉。伦敦沉默了一整天。他记得，当他听到邱吉尔发表广播讲话的时候，他又是怎样松了一口气。虽然1941年夏天祖国遭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但施蒂尔里茨坚信（而且他的信念不是出自宗教狂热，而是一种合理的推断），无论通往胜利的道路多么艰险，但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大国也经受不住在两个战场上进行的战争。
天才之所以成其为天才，是因为他的各种目标都是始终如一的，他的行为是合乎逻辑的。元首生活在自己制造的幻想的天地里，他那种不受监督的狂妄症注定要导致德意志民族的悲剧。
施蒂尔里茨从克拉科夫城回来以后，出席了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招待会的气氛十分隆重。客人们脸上流露出快乐的神情，将军们胸前硕大的勋章闪烁着淡淡的光辉，仿照香槟酒配方酿造的罗马尼亚甜葡萄酒冒着气泡，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致词确立了所向无敌的德国与罗马尼亚的军事合作。此刻，施蒂尔里茨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座低贱的滑稽戏台上，那些攫取了政权的人们正在这里演出一场现实生活的神话剧，他们感觉不到自己脱离了现实，并且注定要失败。施蒂尔里茨认为，受到苏联和英国（施蒂尔里茨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美国也会参战）钳制的德国已经签署了自己的死刑。
对于施蒂尔里茨来说，明斯克、娘子谷或者考文垂所遭受的痛苦是共同的，那些为反对法西斯而战的人们都是他的战友。在荷兰和比利时，他曾两度冒着风险营救英国侦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