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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我请来谈话的大部分物理学家是同意我的。而您将会怎么办呢？”
“没什么，”施蒂尔里茨回答说，“我毫不在乎。科学研究的结果要用实践证明。这些证明在哪里？”
“我有，在我口袋里。”
“居然如此？”
“正是如此。我从伦敦收到了一些情报。最新情报。这是对您的死刑判决书。”
“霍尔托夫，您想达到什么目的？您的用意何在，想干什么，……”
“我可以重复一遍：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您，正是您破坏了制造‘报复武器’的工作。不管您是否有意，您，正是您应该询问一百位物理学家的意见，而您却只询问了十位物理学家，并以他们提供的证词为依据——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孤立隆格——从而促使人们认为隆格的方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是毫无前途的。”
“这么说，您要求我不信任元首的真正士兵，怀疑凯特尔和戈林所信赖的人，去维护一个在研究原子方面走上美国道路的人？！您是要求我这样做吗？您要求我信任盖世太保逮捕的隆格——盖世太保是不会无辜逮捕任何一个人的——而不信任那些帮助揭露他的人吗？！”
“施蒂尔里茨，一切看来都合乎逻辑。我一直羡慕您善于按明确严密的逻辑行事：您谴责缪勒，因为他命令逮捕隆格，指责我庇护第三代的犹太人，把自己的信心牢固地建立在我们的尸骨上。好，施蒂尔里茨，我为您鼓掌。可我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您关心隆格是相当有远见的。虽然他现在被关押在集中营，但住在党卫队营地的单独住所，有可能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施蒂尔里茨，现在我要对您说的是最主要的：我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困境……要是我把调查的结果汇报给缪勒，他会意识到，您掌握了反对他的武器。对，您说得对，正是他下令逮捕隆格的。要是我告诉他，调查的结果对您不利，这也将使他遭到间接的打击。而我呢，不管这是多么荒唐可笑，会受到两面夹击。我既会遭到缪勒，也会遭到您的打击。他呢，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检验我的论据，而您呢……基本上会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来整我。我这个盖世太保的军官该如何是好呢？间谍机关的军官，请您说说。”
“他的用意原来如此，”施蒂尔里茨心里明白了，“这是不是考验我？如果他要考验我，那我心中有数，应该如何对付。但如果这是拉拢我呢？他们犹如船沉前的老鼠，为了免遭灭顶之灾，想立即逃离船只。他谈到盖世太保和间谍机关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好吧，心中有数了。回答他还为时过早。”
“盖世太保和间谍机关，”施蒂尔里茨耸了耸肩，说，“有什么区别？我们虽然有磨擦，可总的来说，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在工作。”
“是为了共同的事业，”霍尔托夫承认说，“只不过我们是以刽子手和暴徒而闻名于世，而你们是制作珠宝首饰的精工巧匠，是买卖化妆品的商人，你们是政治间谍。任何制度、任何国家都需要你们，而我们只属于帝国，我们与帝国同命运共存亡。”
“您问我该怎么办？”
“对。”
“您有什么建议？”
“我想先听听您的高见。”
“根据您拧下保险闸塞子和要求我放下窗帘来看…”
“窗帘是您建议放下的。”
“是吗？见鬼，我觉得好像这是您建议的…算了，这不是实质问题。您想洗手不干了？”
“您在边界上有‘越境窗口’吗？”
“就假设有吧。”
“要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到中立国去怎么样？”
“三个人？”
“对。就是三个人：隆格、您和我。我们将为世界拯救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我在这儿救他，而您组织偷越国境。行吗？您要考虑到：受怀疑监视的是您，而不是我。受缪勒的怀疑监视意味着什么，这您是一清二楚的。怎么样？我在等您的回答。”
“还要白兰地吗？”
“要。”
施蒂尔里茨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走到霍尔托夫面前，把酒杯递给他，就在这一瞬间，施蒂尔里茨抡起带棱的沉重酒瓶用力朝霍尔托夫的头部砸去。酒瓶的碎玻璃四处飞溅，深颜色的白兰地酒流到霍尔托夫的脸上。
“我这样做是对的，”施蒂尔里茨脑子里在琢磨，脚踩着“霍里赫”的加速踏板。“我别无选择。即使他是真心实意来找我，我这么做也是对的。在局部问题上我有所失，可我赢得的却是缪勒的彻底信任——相比之下这更为重要。”
他身旁霍尔托夫半坐半卧靠在蒙着红色皮子的车门上。他处于昏迷状态。
霍尔托夫说缪勒正在睡觉这并不确切。他没有睡。他刚接到破译中心的报告：俄国女谍报员的密码和从伯尔尼收到的密码相同。因此，缪勒推测，俄国的间谍头目在寻找新的联络——他或者认为他的报务人员在空袭中丧生，或者已觉察到他们出了问题。但缪勒一直不愿去考虑俄国电台以及与鲍曼直线联系的电话筒上那些令人伤脑筋的指纹。但他越是不愿想，这些伤脑筋的指纹就越妨碍他对问题的思考。在二十年来的警察生涯中他养成了一种特殊的习性：他首先倾听自己的心声，自己的直觉，然后才对事实进行分析，检验自己的直觉。他很少失误：无论是在魏玛共和国供职期间镇压纳粹游行的时候，还是他反戈倒向纳粹，关押魏玛共和国领袖的时侯。他在执行希姆莱的所有任务和后来倾向于卡尔登勃鲁纳时，他的感觉也从未使他上当受骗过。他知道，卡尔登勃鲁纳未必会忘记与施蒂尔里茨有关的任务。这意味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是在上层。但发生了什么事，在什么时候发生的，缪勒却不得而知。所以他指派霍尔托夫到施蒂尔里茨那儿去演出一场假戏。如果第二天施蒂尔里茨来找他，并向他报告霍尔托夫的言行，他可以放心地结束调查，把材料锁进保险柜，束之高阁。假如施蒂尔里茨同意霍尔托夫的建议，他便可以公开摊牌，去找卡尔登勃鲁纳，根据自己手下人员的调查材料，向他报告案情。
“这样…”他继续思考着，“好吧，等到霍尔托夫回来，便可见分晓了。现在该考虑一下俄国‘女钢琴师’的一事。看来，在她的上级领导开始通过瑞士寻找联系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自己的方法来对付这个女人，而不是施蒂尔里茨那种劝人为善的谈话方式。她不可能只是她领导手中的工具。她应该知道某些内情。实际上她没有回答任何一个问题。已经没有时间了。伯尔尼发来的密码索引可能也记在她的脑子里。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
他还没有完全考虑好，门便开了，进来的是施蒂尔里茨。他架着血流满面的霍尔托夫——后者双手反剪，手腕上锁着一副镀铬的手铐。
缪勒注意到自己的助手朔尔茨惊慌失色地站在门口，便说：“施蒂尔里茨，您疯啦？”
“我没有疯，”施蒂尔里茨答道，嫌恶地把霍尔托夫往沙发上一扔。“或许是他疯了。要不然他就是个叛徒。”
“水，”霍尔托夫勉强张开嘴唇，“给点水！”
“给他水，”缪勒说道，“出了什么事？给我解释清楚。”
“让他先给您把一切解释清楚，” 施蒂尔里茨说，“我好用书面形式把所有情况写清楚。”
他给霍尔托夫喝了水，然后把玻璃杯放到托盘上的长颈玻璃瓶旁边。
“您回去把您认为该写的都写下来，”缪勒吩咐道。 “您什么时候能写好？”
“写得简短——十分钟就够。要详细的话——明天写好。”
“为什么明天？”
“因为今天我有急事必须办完。再说，早了他的神志还没有清醒过来。可以走了吗？”
“好，请便。”缪勒答道。
施蒂尔里茨走后，缪勒打开霍尔托夫手腕上的手铐，若有所思地走到放着玻璃杯的小桌旁。他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手指拿起杯子，对着亮光看了看．上面明显地留下了施蒂尔里茨的指纹。他是还没有来得及检查的指纹中的一个。与其说是怀疑施蒂尔里茨，不如说是按自己的习惯，查它个水落石出。缪勒把朔尔茨叫来，吩咐说：
“取下这杯子上的指纹。要是我睡了，不要叫醒我。我想，这事并不十分着急……”
指纹鉴定材料使缪勒大吃一惊。施蒂尔里茨在杯子上留下的指纹和电话筒上的指纹相同，而且最可怕的是，和俄国电台上发现的指纹完全一致。
第三节 1945年3月12日8时02分
施蒂尔里茨驾驶着自己的“霍里赫”风驰电掣般地向瑞士边境开去。脸色苍白的牧师一声不响地坐在他身旁。施蒂尔里茨打开收音机，拨到法国电台，巴黎正播放年轻女歌手埃吉特·皮阿夫的音乐会。她的嗓音低沉有力，歌词简单而通俗。
“现在的风气完全败坏了，”牧师说道，“我不是谴责，不，只不过听着这音乐总使我想起亨德尔和巴赫。看来，以前从事艺术的人对自己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他们有信仰，为自己规定了最高任务。而这唱的是什么？简直像市场上的叫卖……”
“这位女歌手会名垂千古的……不过等到战后我再和您争论。现在您对我再重复一遍您将要在伯尔尼所做的一切。”
牧师便开始向施蒂尔里茨重复三小时前对他详细交代的一切。施蒂尔里茨一面听牧师讲，一面继续寻思：“是啊，凯特留在他们那儿了。但如果我把凯特带走，他们会抓住牧师，因为盖世太保中显然也有人在注意他。这样整个行动计划将必然失败，希姆莱便可以和在伯尔尼的那。人相互勾结……如果发生意外情况——虽然不应发生，但有可能发生——他们要是折磨孩子，凯特有可能提到我。不过牧师可以开始行动，而普莱施涅尔应该已经完成我交给他的任务。电报想必已经到家。无论是牧师还是普莱施涅尔都不知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