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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不错，您对我说起谎话来了，还编得像那么回事。他对您说了，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您就把他当成共产党人和他进行辩论。牧师，他不是共产党，他从来就不是。他是我手下的侦探，是盖世太保派来试探您的人。”
“啊，原来如此……我是把他看成一个普通人跟他谈话。至于他的身份是什么——是共产党人，还是您手下的侦探，这无关紧要。他求我助他一臂之力，帮他摆脱险境，我不好拒绝他。”
“您不好拒绝他，”施蒂尔里茨重复着他的话，“而且他是什么人——是共产党人，还是盖世太保的密探，对您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只是个普通人’，是个抽象的人，倘若因此有些具体的人将被送上绞架，这对您来说是否至关重要呢？”
“是的，这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说得再具体一点，如果首先被送上绞架的是您的妹妹和她的孩子，这对您是否至关重要呢？”
“这简直是残暴！”
“可是说什么在您面前是共产党人还是盖世太保的密探对您无关紧要，这更是十恶不赦的残暴，”施蒂尔里茨说着坐了下来，“况且您的这种残暴是自古沿袭下来的教条，因此格外可怕。您坐下来听我说，您和我的密探的谈话都录在磁带上了。不过这不是我干的，都是他干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给我寄来一封莫名其妙的信。录音带我已销毁，没有录音带别人是不会相信他的。由于他是我的侦探，别人根本不会过问。至于您的妹妹，只要您刚越过瑞土边界，她就会被逮捕。”
“可我并不打算越过瑞士边界。”
“您一定要到瑞士去，我会设法保证您妹妹的安全。””
“您就像神话里所说的会摇身变化的人…要是您这样变幻莫测，捉摸不定，我怎么能相信您呢？”
“牧师，您没有别的出路。哪怕是为了挽救您亲属的生命，您也应该到瑞士去。您去吗？”
“好，我去。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
“您为什么不问一问，在瑞士要您干什么？假如我给您的任务是炸毁路得派新教堂，您一定会拒绝到那儿去的，是吗？”
“您是个聪明人。您可能已经确有把握地估计到，什么是我力所能及的，什么是我无能为力做不到的…”
“对，您怜悯德国吗？”
“我怜悯德国人。”
“好。您是否认为刻不容缓的和平是德国人的出路？”
“这是德国的出路……”
“诡辩，牧师，您在诡辩。这是德国人、德国和全人类的出路。死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我们已经活到岁数了，再说，我们都是日渐衰老的单身汉。可是孩子们呢？”
“您往下说。”
“在瑞士和平主义运动中有您的同事，他们中能找谁呢？”
“独裁政权怎么会需要和平主义者呢？”
“不，独裁政权不需要和平主义者。而那些清醒估计当前局势，认识到战争继续一天便意味着更多人的死亡，而且是毫无意义的死亡的人才需要和平主义者。”
“希特勒会同意谈判吗？”
“希特勒是不会同意谈判的，要谈判的是另一些人。不过谈这个还为时过早。首先我要得到保证，您在那儿能和一些举足轻重的人取得联系，他们能帮助您和西方国家的代表进行谈判。在这方面有谁能帮助您呢？”
牧师耸了耸肩：“瑞士共和国总统这个人物您看合适吗？”
“不，这是正式渠道，这样不慎重。我指的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教会人士。”
“所有的教会人士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影响，”牧师说道，但看到施蒂尔里茨的脸又颤动了一下，便马上接着说，“那儿我有许多朋友，可是要作出什么保证，这未免太天真了。不过，我想跟一些严肃认真的人讨论这个问题我是能办到的。比如说，布吕宁……大家都很尊敬他……可是，他们会问，我是代表谁来的。”
“代表德国人，”施蒂尔里茨简短地答道，“如果是问具体是什么人打算谈判，您就反问，‘西方由谁出面谈判？’这将通过我给您的联络关系来进行－－”
“通过什么？”牧师没有听清。
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然后解释说：“全部细节我们以后还要确定。暂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他是原则上达成协议。”
“那怎么能保证我妹妹和她的孩子们不会被送上绞架呢？”
“您不就是我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吗？”
“是的。”
“您是怎么想的，这是轻易能办到的事吗？”
“我想不是。”
“我手里掌握了您和秘密警察的谈话录音，我本来可以把您送进火化炉，您说对吗？”
“那毫无疑问．”
“瞧，我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只要您为德国人的命运感到无限担忧而又责无旁贷、始终如一地尽自己的义务，那您妹妹将会安然无恙。”
“您是在威胁我？”
“我是告诫您。您要是不这么做，我就不能为挽救您和您的妹妹做任何事。”
“这一切应该在什么时候进行呢？”
“就在最近．最后还有一点：无论谁要是问起我们之间的谈话……”
“我就避而不谈。”
“如果有人用刑要您说出这次谈话的内容呢？”
“我守口如瓶。”
“我愿意相信您…”
“现在我们两个人中谁冒更大的风险呢？”
“您看呢？”
“我看，您冒的风险更大。”
“对。”
“您是真心实意要为德国人谋求和平吗？”
“是的。”
“您要为人们谋求和平的想法是不久前才产生的吗？”
“怎么对您说呢？”施蒂尔里茨答道，“牧师，我很想把全部真情告诉你。说实在的，我越是如实地对您说，您越觉得我是在撒谎。”
“我的具体使命是什么？我既不会偷窃文件，也不会暗杀…”
“首先，”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这用不了多长肘间便可以学会的。其次，我并不要求您有暗杀的本领。您对自己的朋友们说，希姆莱通过自己的某某代表——姓名我以后告诉您——在挑拨西方关系。您向他们解释清楚，希姆莱所派的任何代表不可能需要和平，您向自己的朋友们证明，此人是来进行挑拨离间的，他甚至在党卫队内也是个无足轻重、毫无威望的人。您说明，和这样的人进行谈判不仅愚蠢，一而且非常荒唐。您要向他们再三重复，和党卫队希姆莱谈判是极不明智的，应该和另外一些人谈判，然后告诉他们这些拥有实力、头脑清醒的人的姓名。不过，这是以后的事。”
在分手前施蒂尔里茨问道：“家里除了女佣人还有别人吗？”
“女佣人也不在，她到乡下亲戚家去了。”
“可以查看一下房子吗？”
“请吧－－”
施蒂尔里茨来到二楼，他从窗帘后面向街上张望了一眼。贯穿小城的中央林用道从这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街上 无人迹。
半小时后，施蒂尔里茨来到“墨西哥”酒吧——在这里他约好和手下负责“报复武器”保密问题的间谍会面。施蒂尔里茨为了使盖世太保的首领感到高兴——让他听听两个人的谈话。这将是一个足智多谋的纯粹间谍和一个学识渊博的纯粹学者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在秘密警察逮捕了原子物理专家隆格后，施蒂尔里茨不时在考虑要设法保护自己——不是粗枝大叶，而是认真细致、周密审慎地考虑。
第十三章
第一节 １９４５年３月８日９点３２分
“早上好，金夫人。情况怎么样？孩子好吗？”
“谢谢，先生。现在婴儿会不时地喊叫几声了，我也就放心了。本来我担心，我受伤后孩子的嗓子会不会出毛病。几位大夫作了详细检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
“那就谢天谢地了！可怜的孩子，他刚刚降生到人世就经受了这么大的苦难！他们来到的是一个严酷的世界。我有新消息要告诉您。”
“是好消息？”
“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是坏消息，不过对您来说这多半是好消息。”
“谢谢，”凯特应声说道，“您的好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请告诉我，您的头还疼吗？”
“已经好些了，至少不怎么头晕了。头晕时那种恶心的感觉已经消失，发作的时候真把人折磨死了。”
“这是脑震荡的症状。”
“是的。要不是我的头发浓密粗硬，孩子根本就保不住了，钢梁首先砸在我粗硬的头发上。”
“您的头发不是浓密粗硬。您有一头蓬松华丽的秀发。我第一次来访时，就非常欣赏您的头发。您是否使用过特殊的洗发剂？”
“是的。叔叔经常从瑞典给我们寄来伊朗的指甲花洗发膏和优质的美国洗发剂。”
凯特心里对一切都很清楚。她在脑子里对这位“保险公司先生”向她提出的问题都—一加以分析琢磨。关于斯德哥尔摩有个叔叔的说法是万无一失、经得起检验的。有关那只箱子她曾考虑过几种说法。她知道，这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今天为了竭力回避这一问题，她自称病体欠佳。她决定注意观察“保险公司间谍”的活动。利用瑞典有个叔叔这一情况最便于对他进行观察，可作为相互间的试探。主要是她要采取主动，首先留神他的言谈举止。
“顺便问一下，您叔叔在斯德哥尔摩有电话吗？”
“我丈夫从没有往那儿打过电话。”
她还不相信埃尔温已不在人世。对此她实在难以置信。当她第一次歇斯底里发作，悲痛欲绝地默默饮泣时，一位年迈的卫生员劝她：“别这样，亲爱的。我儿子当时的情况也这样。大家也认为他完了。他过去曾躺在医院里，现在靠一条腿蹦着走，可毕竟是在家里，不会应征入伍去当兵，这样他可以继续活下去。”
凯特恨不得立即给施蒂尔里茨写张便条，请他打听到埃尔温的下落。但她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