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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为我们效力了
第二天，齐米尔遇到帕里利男爵，对他说，只有在意大利的党卫队首领沃尔夫可以拯救北意大利，使它不受活动在山区和城市里的游击队所带来的共产主义的威胁，还说，如果他能够和同盟国协同行动，自然，事情就会很快，很有把握地取得成功。帕里利男爵在都灵、热那亚和米兰都有大笔的财政收入，所以十分关心地把齐米尔的话听完，而且已经开始帮助我们与西方同盟国建立这种联系。齐米尔给我写了一份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这样一来，整个行动从这时起就得到了保险，从形式上看它完全是为了元首和帝国的利益，在党卫队监督之下和同盟国耍弄的一场把戏。
２月２１日帕里利男爵飞抵苏黎世。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熟人马可斯·休斯曼。通过休斯曼的帮助，他和瑞士侦察机构一位少校威别尔搭上了关系。威别尔同意帮助在党卫队和美国人之间建立联系，并解释说，他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个瑞士公民的利己目的，因为问题是：热那亚主要是几家瑞士公司使用的港口，如果意大利落到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瑞士的公司也将蒙受损失。另外，我已查明，威别尔是在德国受的高等教育，上过巴塞尔和法兰克福两个大学。
和帕里利男爵谈话时威别尔说，应当特别小心谨慎，因为他帮助建立联系是冒着风险的。他说，这种事情是违背瑞士中立立场的，而现在俄国人的立场很强硬，机密一旦泄露，他的政府只好表示坚决反对他的做法，把全部后果推到他的身上，由他个人来承担。帕里利向威别尔少校保证说，除了俄国人和共产党分子之外没有人对泄露这个秘密感兴趣。他还说：“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更不是俄国共产党，所以大可不必为泄露消息担心。”
据威别尔说，和帕里利谈完话后的第二天，他邀请了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助手格维尔尼茨吃午饭。“我有两个朋友，他们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他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一下。”杜勒斯回答说，他想在晚些时候，等他的助手和他们谈完之后，再见威别尔的两位朋友。
帕里利和格维尔尼茨进行了会谈。我曾向您说过，这个格维尔尼茨并不是埃冈·格维尔尼茨的儿子，而是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格哈德·冯·舒尔茨／格维尔尼茨的儿子。他在法兰克福大学通过博士论文之后就去美国了。（我在想，威别尔和格维尔尼茨会不会在德国就已经有所接触，因为他们俩人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开始在纽约的一些国际银行康采恩里工作，那时艾伦·杜勒斯也是在这些地方工作的。
会谈时，帕里利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愿意和党卫队联队长多尔曼会面，更具体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呢？”格维尔尼茨表示同意，但据帕里利看，对这项建议格维尔尼茨还有几分怀疑，不太相信；不过，来情报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
我批准了多尔曼去瑞士。休斯曼和帕里利在奇阿索湖迎接了他。然后他们一起到卢加诺一家小餐厅，多尔曼按照我们讲好的那样说道：“我们愿意与西方伺盟国谈判，以便打破莫斯科在意大利北部建立共产党政府的计划。这一任务要求我们消释前嫌，把过去的仇恨一笔勾销，坐下来一起考虑我们的明天。和约应当是公平合理的。”
休斯曼回答说，唯一可能的谈判——那就是谈德国无条件地投降。
“我决不做背叛变节的事。”多尔曼说。“而且，德国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种事。”
但是，休斯曼坚持“无条件投降”的观点，不过，他并没有中断会谈，尽管多尔曼按照我和他事先制定的基调，坚持了强硬的反对立场。
接着，艾伦·杜勒斯的助手波尔，布卢姆打断了休斯曼的话，也参加进来一起会谈。正是这个布卢姆交给多尔曼一份意大利抵抗运动两个领导人的名单，一个叫费卢奇·帕里，另一个名叫马斯米亚尼。这两个人目前关在我们的监狱里。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由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和我们一样，也为意大利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忧心忡忡。他们很需要一些抵抗运动中非共产党员的英雄，必要时可以让他们出来领导一个忠于西方思想的政府。
“如果这两个人能够被释放出狱，并被送到瑞士来，”杜勒斯的代表说，“那么我们的会晤就可以继续下去。”
多尔曼回来向我做了报告，我认为问题已很清楚。谈判已经开始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提出释放两名意大利人的请求。多尔曼还推测说，杜勒斯正在等我去瑞士。于是，我去找凯塞林元帅，和他谈了五个小时，最后我的结论是：元帅可以同意体面的投降，尽管他没有直接做任何保证，这很可能是由于在保安部门代表面前人们一向是不敢直言不讳的缘故吧。
第二天，帕里利在加尔德湖畔的秘密接头点拜访了我，转告我，杜勒斯邀请我去苏黎世商谈。所以，后天我将去瑞士。倘若这是个圈套，我就公开声明这是一次劫持事件。倘若这果真是谈判的开始，那么，在返回大本营之后，我将立即写信向您报告详情。
您的卡尔·沃尔夫
第十二章
第一节
“别尔加蒙”博物馆被英国空军炸毁了，但是普莱施涅尔教授却没有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撤退。他得到当局的批准——留在柏林，作为一名博物馆残存部分的留守人员。
此时施蒂尔里茨正去找他。
普莱施涅尔见到他十分高兴，把他领到地下室，用小电炉煮上了咖啡。
“您在这儿冻得很吧？”
“我冻得全身都僵了。您说，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倒想知道，眼下有谁不挨冻呢？”普莱施涅尔回答说。
“元首的地下室里就暖烘烘的……”
“那当然了……领袖就应当住在暖和的地方嘛。难道能把我们关心的区区琐事和他的操劳担心相比吗？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想到的只是自己，可是他考虑的却是所有的德国人呀。”
施蒂尔里茨仔细地环视了一下地下室，屋里一个通风孔也没有，窃听器是无处可装的。所以他深深地吸了口劲儿很大的烟，然后说道：
“行哪，教授……一个发了疯的狂人把几百万人推出去吃炸弹，可他，十足的下流胚，自己却坐在安全的地方，和他的同伙们一起看电影…”
普莱施涅尔面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施蒂尔里茨很懊悔不该说这番话，更懊悔根本就不该为自己的事来找这个不幸的老人。
“不过，这怎么是我的事呢？”施蒂尔里茨转念想道。“更确切地说，这是他们德国人的事，因此也是他的事呀。”
“请您回答我，”施蒂尔里茨说，“您不同意我说的吗？您快回答呀！……”
教授仍不吭声。
“好了，”施蒂尔里茨说，“您的弟弟，也就是我的朋友，曾帮助过我。可您还从来没问过我是做什么的，我是党卫队联队长，在侦察部门工作。”
听了这句话，普莱施涅尔伸开两手，挡住了脸，好像有人前他脸上打来一拳似的。
“不对！”他说，“绝对不对！我弟弟从来没当过奸细，也不可能当奸细！不对！”他大声地重复了一句。“不对！我不相信您说的话！”
“他不是奸细，”施蒂尔里茨说，“但是我们是在侦察部门工作。不过，是在苏联的侦察部门…”
说着他把一封信递给了普莱施涅尔。
这是他弟弟临死前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我的好友，感谢你对我的一切帮助。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会了如何去爱，以及为了这种爱又如何去恨那些给德国人民带上奴役枷锁的人。普莱施涅尔。”
“他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担心盖世太保的检查，”施蒂尔里茨一边把信收回，一边这样解释说，“给德国人民带上奴役枷锁的，您自己也明白，是布尔什维克匪帮和美国的侵略军呀。像您弟弟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必须仇恨的正是布尔什维克分子和美国人呀……不是这样吗？”
普莱施没尔深深地坐在一张大安乐椅上，好半天没有说话。
“我向您鼓掌叫好；”他终于开口了，“我明白您的意思……您可以完全信赖我。不过，我应当对您直说：皮鞭一抽在我的肋骨上，我什么都会说出来的。”
“我知道，”施蒂尔里茨答道，“您愿意服毒自杀呢，还是愿意在盖世太保那里受刑？”
“如果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普莱施涅尔脸上突然露出了无可奈何的微笑，“我自然是选择服毒这条路了。”
“那我们就可以合作了，”施蒂尔里茨也微笑了一下。
“可以通力合作……”
“我应当做些什么呢？”
“什么也不做。活下去。而且做好准备，随时去做必须做的事。”
第二节 1945年3月7日22时03分
“晚上好，牧师，”施蒂尔里茨进屋后立即把门关上，说，“对不起，我来得这么晚。您已经睡了？”
“晚上好。我已经睡了。不过，没关系，您不用为这感到过意不去，请进吧。我这就点蜡烛。请坐。”
“谢谢，让我坐在哪儿呢？”
“请随便，这儿靠近瓷砖壁炉暖和些。要不坐到这儿来？”
“一冷一热，我出去会马上感冒的。最好是保持恒温不变。牧师，一个月以前有谁在您这儿住过吗？”
“有个人曾经在我这儿住过。”
“他是什么人？”
“我不清楚。”
“您当时就没问一下，他是什么人？”
“没有。他当时处境困难，请求避难，我当然不便拒绝。”
“这倒不错，您对我说起谎话来了，还编得像那么回事。他对您说了，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您就把他当成共产党人和他进行辩论。牧师，他不是共产党，他从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