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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由思谋那里去了…。
有一次，普莱施涅尔请施蒂尔里茨停下来看一幅“人兽”’彩色壁画——头是人的，身躯是野猪的——。
普莱施埃尔问道：“您看这幅画怎么样？”
施蒂尔里茨心里想：“很像现今的德国人，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愚蠢、野蛮、任人摆布的野兽了。”他没有回回答普莱施埃尔的问话，而是用他称之为“社会”音响的一些“嗯”、“实在是”、“哎呀”之类的词句敷衍了事。当不好闭口不语，而直接回答又不可能的时候，他经常用这种办法。
施蒂尔里茨在走过“别尔加蒙”空旷的展厅时，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创造这些伟大艺术品的人却这样野蛮地对待自己的天才呢？为什么有人要破坏、焚烧、摔碎雕塑作品呢？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天才雕塑家，画家如此的无情呢？为什么我们只能去搜集残留下来的一鳞半爪，只能用这些残缺不全的东西对我们的后代进行美的教育呢？为什么古人这样不理智地把他们这些活着的神送给野蛮人做牺牲品呢？”
施蒂尔里茨喝干了那杯格罗格酒，又点燃那支熄灭了的香烟。“为什么我没完没了地回忆普莱施涅尔呢？仅仅是因为我现在很需要他的弟弟吗？或者我正在考虑为自己提出一个新的联系方案？”他苦笑了一下。“我看，我和自己也耍起花招来了。‘他和谁进行了角斗？和他自己，和他自己…’这好像是帕斯捷尔纳的诗句？”
“过来，伙计！”他喊了一声酒馆的伙计。“我要走了，算账吧……”
第二节 供思考用的资料〔鲍曼）
关于此人的情况谁也不知道。他很少出现在新闻影片的镜头上，站在元首旁边的照片那就更少见了。他个子不高，圆圆的脑袋，脸颊上有一条伤疤，摄影师们按动相机快门时，他总是想方设法躲到旁边人的背后去。
据说，1924年他曾因政治谋杀罪坐了十四个月的监牢。在斯飞逃英国之前谁也不清楚他的情况。当时希姆莱奉元首的命令去整顿这个“烂透了的窑子”（元首就是这样评论党务办公厅的，当时赫斯任办公厅主任，他是元首直呼其姓名并用“你”称谓的唯一党员）。一夜间，希姆莱逮捕了七百多人，所有与赫斯关系密切的人都被捕了，但是党务办公厅第一副主任马丁·鲍曼安然无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反而指挥了希姆莱，他拯救了自己需要的人，而将他不需要的人都送进了集中营。
接任赫斯的职位之后，鲍曼丝毫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沉默寡言，衣袋里总带着一个小本子，他把希特勒说的话都记在上边；生活也一如既往，很简朴。对戈林，希姆莱和戈培尔他故意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但是，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竞逐渐地成了元首离不开的人物了，甚至元首常开玩笑称他是自己的影子。他办事能力极强，有时希特勒坐下来用午餐时，忽然想知道一件什么事，等到端上咖啡的时候，鲍曼的答案就已经准备好了。有一次，在贝希特斯加登举行欢迎希特勒的仪式，结果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次盛大的游行。鲍曼见到希特勒是站在太阳暴晒的地方。到了第二天，希特勒看到就在昨天他站着的地方有一棵橡树，一夜之间鲍曼竟然能组织人移来这么一棵大树……
鲍曼知道希特勒从来不事先准备演说词，元首一向是依靠即席发言，而且通常还讲得很成功。不过，鲍曼还是总不忘记给元首扼要地写个提纲，列出一些他认为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尤其是当元首要会见一些外国首脑的时候更是如此。这项不为人注目，但又十分重要的工作他做得很有分寸，所以希特勒根本没有想过，一些纲领性的发言竟是别人替他写的。他认为鲍曼的工作虽说是秘书工作，但却是很必要，很及时的工作。所以，有一次鲍曼生病，希特勒就感到事事都不顺手。
有时候一些军事将领或军工部长施佩尔打来报告，在报告里他们整理出了一些真实情况提供元首研究，这时鲍曼要么就尽可能地把报告束之高阁，不往上呈，要么就找约德尔或施佩尔谈话，善意地、亲切地劝说他们把某些事实说得缓和些。
“咱们大家一起来爱护他的神经吧。”他说，“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我们可以知道，也应当知道，但是何必要使元首在精神上受到刺激呢？”
他拙于言辞，但却精于公文；他聪明过人，但却装出一副略带几分粗鲁的耿直忠厚的样子；他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但是他的言谈举止却像个在做出稍微重要一点的决定之前，一定要“和别人商量商量”的普普通通的凡人。
在拆阅秘密函件的时候，马丁·鲍曼见到一封来自党卫队保安处印着“绝密，亲启”字样的信件，信是专呈给他的。
下面就是来信的内容：
鲍曼同志！据我所知，某些人背着元首在瑞典和瑞士开始与腐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代表勾勾搭搭。在总体战争时期，正当战场上决定世界前途之际，他们竟然做这种事。作为党卫队保安处的军官，我可以向您提供有关这些谈判的详细情况。我需要得到生命安全的保障，因为倘若这封信落到保安处机构手中，我就要立即丧命。正因为如此，我没有署名。如果您认为我向您报告的情况很重要，那么就请您于明日13时到“新门”大饭店门前会面。
一个忠于元首党卫队、忠于国社党的成员
鲍曼手里拿着这封信，呆坐了许久。他想给盖世太保头目缪勒打个电话。他知道，缪勒对他是感恩戴德的。缪勒原是个密探，三十年代初他曾两次袭击国社党巴伐利亚的党组织。后来国社党成了德国执政党，他就转过来投效国社党了。一直到1939年这位盖世太保头领还是个非党人士，因为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为敌人出力卖命，保安部门的同仁们无论如何也不肯原谅他这一点。是鲍曼亲自向元首为他做了保证，才帮他入了党。不过，鲍曼从来不允许缪勒过分地接近自己，他在仔细地观察了解缪勒。慎重地估量着与他接近的可能性，当然要接近，那就要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否则就得不偿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鲍曼把这封信读了又读，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是挑拨离间？我看未必。是个神经病人写的？也不是。很像是确有其事……倘若写信的是盖世太保的人，而且缪勒也参与了这些勾结呢？树倒猢狲散，一切都是可能的……不过，不管怎么样，至少这是一张可以用来打赢希姆莱的牌。到那时我就可以用不着再去看这个坏蛋的脸色，放心大胆地把党的全部资金用我的人的名义，而不用他的人的名义存到中立国银行里去了。”
这封信鲍曼研究了很长时间，但最终他还没有明确决定该怎么办。
艾斯曼打开录音机。他不慌不忙地吸着烟，仔细听着施蒂尔里茨有些沉闷的说话声。
“请问，您在我们的监狱里囚禁了两个月，您觉得可怕吗？”
“你们上台十一年以来，我一直觉得可怕。”
“又在蛊惑煽动。我问您在我们牢房里、监狱里那段时间您是不是感到害怕？”
“当然了”
“当然了。假设出现了奇迹，我们把您放出去，您是否还愿意再到这里来呢？”
“不。我根本就不愿意和你们来往。”
“好极了。不过，我若是提出希望我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一种绝粹人的关系，作为释放您的条件，您会怎样？”
“和您探讨纯粹人的良好关系，这对我来说只不过是我对待人的一种自然的体现。您如果完全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而不是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工作人员对待我，那么我就把您完全当作一个人；否则，您能做到几分，我的态度也就有几分相应的改变。”
“我将要作为您的救命恩人与您交往。”
“您想帮助我，是出于内心自愿呢，还是有什么打算？”
“我在您的身上是有所打算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必须确知您的目的是善良的才行。”
“您可以相信，我的目的是再正直不过了。”
“您想让我做什么？”
“我有一些朋友，有科学家，党的工作人员，军人，新闻记者。总之，都是些人物。我想请您和这些人谈谈，当然是要等我能劝说领导把您释放之后。我并不要求您向我报告这些谈话的情况。我的确也不能保证没有人在隔壁房间里装窃听器，不过你们可以到树林里去谈。以后我只是想请您谈一谈对这些人的看法，谈谈他们身上有几分善、几分恶。这个忙您能帮吗？”
“就算是可以吧…不过，我有很多疑问，为什么您要向我提出这种建议呢？”
“那您就问吧。”
“您是不是过分地信任我了，所以把无人可求的事交给我，让我帮助您去做；或许您是在挑唆我，如果您真的是在挑唆，那么我们的谈话就又绕回原地了。”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又找不到共同语言了。您依然是党的工作人员，而我还是一个情愿走自己力所能及的路的普通人，而不想当什么组织的工作人员。”
“怎么才能使您相信，我不是在挑唆您呢？”
“看一看我的眼睛。”
“好了，这样我和您就算是交换过国书了。”
艾斯曼听完录音之后，吩咐说：“请给我查阅一下有关牧师在狱中表现的材料。包括他本人的举止言行，与其他犯人的接触，谈话等等全部材料……一句话越详细越好。”
……一小时后，他要的材料就准备好了，但材料中讲的情况使他感到十分意外。原来在1945年1月施拉格牧师就被释放出狱了。从案卷里弄不清他被释放是因为他同意为党卫队保安处效力呢，还是有其他别的原因。案卷里只有施伦堡签署的释放施拉格出狱后由施蒂尔里茨监管的指今。仅此而已。
过了半小时，又送来一份文件：施拉格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