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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败坏……希姆莱痛恨地望了一眼电话机，没想到他苦心经营十八年才建立起的机器如今却反过来对他十分不利了。
“完了，”他自言自语说道，“如果我不立即开始为自己的性命奋斗，我就要完蛋。”
根据一些间谍情报，希姆莱可以推断出，驻在意大利的兵团司令官凯塞林元帅不反对与西方谈判。这点只有施伦堡和希姆莱两个人知道。提供这个情报的两名间谍已经被消灭：在他们飞回意大利去见凯塞林时，特意制造了一起飞机失事的惨剧。从意大利可以直达瑞士，而美国驻欧洲的情报机关首脑艾伦·杜勒斯就在瑞士坐阵。这件事非同小可。这是重要人物的直接接触，更何况凯塞林的朋友，驻意大利党卫队的头目卡尔·沃尔夫将军同时又是个忠于希姆莱的人。
希姆莱拿起话筒，说：“请立刻把卡尔·沃尔夫将军请来。”
卡尔·沃尔夫是希姆莱的司令部主任。希姆莱对他十分信任。沃尔夫即将代表他希姆莱与西方谈判。
第四节 调兵遣将
第一次提审牧师施拉格的时候，施蒂尔里茨并没想在他身上打什么主意，他只不过是执行施伦堡的命令而已。但是和施拉格交谈了三天之后，他突然对这位举止十分庄重、但又有几分孩子气的老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和牧师谈话时，以及在熟悉他的专案材料时，施蒂尔里茨愈来愈多地考虑，怎样能使牧师对他将来的工作有所研益。
施蒂尔里茨深信牧师不仅仇恨法西斯主义，不仅愿意帮助现有的地下工作者（实际上他在听完牧师和克劳斯谈话录音后就对这两点毫不怀疑了），所以他想在未来的工作中也给施拉格牧师分配一个角色，只是还没有最后考虑好怎样更有效地使用他。
施蒂尔里茨从来不预先猜测事情发展的细节。有一次，他横越欧洲去安卡拉，在火车上读到一段普希金的逸事。这段趣闻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直到现在他还时常能回忆起来。作者是位颇有才气的文学研究家，他写道：一次，有人问普希金，美丽的塔吉扬娜的未来如何。普希金很恼火地回答说：“这件事你去问她吧，我可不知道。”施蒂尔里茨时常与一些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谈话，尤其是在盖世太保逮捕了研究原子问题的物理学家隆格之后。施蒂尔里茨很想知道科学理论家能否事先计划安排他们的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他们回答说。“我们只是把探索的方向确定下来，其余一切都要在试验的过程中才能确定。”
侦察工作也完全是这样。如果把某项行动安排得过分精细，具体，那就有可能遭到彻底失败。因为在相互紧密制约的各环节中，哪怕有一个突然脱落，就可能导致主要方面的失败。所以要看清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眼睛要盯准一项关键性的任务，特别是当你只能孤军作战的时候更是如此。施蒂尔里茨认为只有这样做，取胜才有更大的把握。
“好了，我们就动用一下这位牧师吧，”施蒂尔里茨自言自语说，“克劳斯被除掉之后，现在他实际上已经是无人监督地受我指挥了。我已经向施伦堡报告，牧师与前首相布吕宁的关系未能查明，看样子，他已经对老牧师不感兴趣了。但是，在接到总部的命令之后，我对老牧师的兴趣却愈来愈大了。”
第五节 1945年2月16日4时45分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斯曼的党员鉴定：
“1939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阿利安人。性格——近于北方性格，刚毅不拔。与同事的关系融洽。对自己的职责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射击比赛运动员，曾数次获奖。对家庭忠贞不二。社会关系清白无污。曾受党卫队总司令的嘉奖－－”
缪勒在深夜把一级突击大队长叫来，因为他喝完卡尔登勃鲁纳的白兰地又睡了一觉，现在感到很有精神。
“这种白兰地果然与众不同，”他一边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按摩后脑勺，一边这样想，“喝了我们的白兰地头疼得都要炸裂了，可这种酒却使头脑感觉轻松。只是感到后脑勺一阵阵轻微的眸吟作响，这一定是血压的缘故，是很自然的事……”
艾斯曼睁着两只红肿的眼睛看了一下缪勒，然后微微一笑，他那稚气十足的微笑正在气头上的人见了也会气消怒息的。
“我的脑袋也疼得要炸裂了，”他说，“我就像天旱盼大雨一样巴望着能睡上七个小时。我还从来没想到失眠的痛苦是最可怕的折磨。”
“我们有一个俄国间谍，过去是个极凶残的土匪，他对我谈过，说他们在劳改营里常常从茶叶里熬制一种奇妙的饮料‘契啡尔’当酒喝，这种饮料可以醉人，也可以提神。我们何不也试上一试？”说完，缪勒大笑起来。“反正早晚我们要在他们的集中营里喝这种东西，那么我们是不是应当事先学会它的制作方法呢？”
缪勒相信艾斯曼，所以无论是和他开玩笑，还是谈话都很不客气，但却真诚坦率。
“您听我说，”缨勒接着说，“现在出了一件莫名其妙的麻烦事。今天白天局长叫我去见他。这些当官的统统都是些幻想家……他们当然可以整夭地异想天开，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发指示，下命令，甚至马戏团里的黑猩猩也干得了……您知道，局长对施蒂尔里茨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对谁…？！”
“您没听错，就是对施蒂尔里茨。他是施伦堡处里唯一使我有好感的人。他从不溜须拍马，也不歇斯底里举止反常，更不假装积极表现自己，是一个稳重的男子汉。我总是不太相信那些围着领导转，大会小会不管有没有必要都抢着发言的人，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喜欢这种人…如果你的朋友是个寡言少语的人，那他必是个真正的朋友。不过如果是敌人，那他可就是个真正的敌人了。我尊敬这样的敌人。他们身上是有东西可以学习的。”
“我和施蒂尔里茨结识已经有八年了，”艾斯曼说，“在斯摩棱斯克近郊作战时我和他在一起，亲眼见到他在枪林弹雨下的英勇表现，他可真是个钢铁般的硬汉子。”
缪勒双眉一皱说：“您怎么也喜欢用这些比喻的词语了？您是不是累了？您还是把这些比喻的词句留给党的头头们去用吧。咱们是密探，应当只用名词和动词来思维，比如：‘见到了他’、‘他说’、‘他转达了’等等……怎么，您认为施蒂尔里茨不可能是…”
“是的，”艾斯曼答道，“我决不相信施蒂尔里茨不诚实。”
“我也不相信。”
“或许应当有策略地使卡尔登勃鲁纳相信这一点。”
“何必如此呢？”缪勒停了片刻，回答说，“倘若他很希望施蒂尔里茨是个不诚实的人呢？何必去说服他呢？更何况施蒂尔里茨又不是我们处的。他是第六处的人，让他们的处长施伦堡去吃苦头吧…”
“施伦堡一定会要求拿出证据来给他看的。而且您也知道，总司令一定会支持他这样做。”
“对了，顺便问一下，去年秋天您因为什么没有和施蒂尔里茨同机去克拉科夫呢？”
“我从不坐飞机，总队长先生。我害怕飞…请您原谅我这个弱点…我认为隐瞒这一点就是不诚实。”
“可我却不会游泳，怕水。”缪勒冷笑了一声。然后就又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在后脑上按摩起来。
“施蒂尔里茨的事我们该怎么办呢？”
艾斯曼耸耸肩，说：“我个人认为，首先，对自己要百分之百的诚实，这是决定一切行为和举动的关键。”
“行为和举动是一回事，”缪勒说，“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就知道执行命令的人呀！我是多么想也能够只按命令办事呀！‘要做个诚实的人！’我何尝不也是总在考虑怎样做个诚实的人呢．好吧，现在我提供您一次做诚实人的极好机会：
把这些材料拿去，”说着，缪勒顺手把几份打字材料推到艾斯曼面前，“研究之后做个结论，完全诚实的结论。我在向局长报告审查结果的时候就以这个结论为依据。”
“为什么这件事一定要我做呢，总队长先生？”艾斯曼问道。
缪勒笑了起来。
“我的朋友，您的诚实到哪儿去了？规劝别人要诚实毕竟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每个人都各自考虑如何用诚实去掩饰自己的虚伪…考虑如何为自己辩护，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我情愿写份报告。”
“什么报告？”
“我打报告说，我和施蒂尔里茨相识多年，我可以为他作任何担保。”
缪勒沉默了片刻，坐在靠背椅上心情不安地扭动着身子，然后把一张纸放在艾斯曼面前。
“您写吧，”他说道，“快点写。”
艾斯曼取出钢笔，琢磨了好久，第一句话该怎么写，想好之后，用工整娟秀的字体写道：
第四处处长党卫队总队长缪勒先生：
本人认为党卫队联队长冯，施蒂尔里茨是纯阿利
安人，他忠于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思想，
因此请允许我不参加审查其档案材料的工作。
一级突击大队长艾斯曼
缪勒用吸墨纸把墨迹吸干，读了两遍艾斯曼写的报告，轻声说道：
“好吧……您是好样的。我对您很尊敬；十分信任您。艾斯曼，今天的事再一次使我确信您是个非常正派的人。”
“谢谢您。”
“对我没什么可谢的，我倒是应当感谢您。好了。现在给您这三个卷宗，根据这些材料对施蒂尔里茨的工作写一份正面评语。用不着我来教您，您知道该怎么写，什么：‘侦察人员的艺术’呀、‘调查人员的机敏细致’呀，‘真正国社党员的英勇’呀－－您看需要用多少时间？”
艾斯曼翻了翻材料，回答说：“要把全部材料写得外观漂亮好看，内容有根有据，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