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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给女儿打个电话，”他想，“孩子一定非常高兴。她的欢乐大少了。”
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大照片：两个男孩子顽皮地，无忧无虑地微笑着。
突然希姆莱脑子里出现了鲍曼清晰的身影。希姆莱想，都怪这个坏蛋，他现在才不能给女儿打电话，对她说一声：“你好哇，小老鼠，是爸爸给你打电话。你刚刚做了些什么梦呀，亲爱的？”和两个男孩子也不能通电话，因为他们不是合法婚姻出生的。希姆莱记得，1943年他请求从党的金库里借贷八万马克为这两个孩子的母亲玛尔塔在巴伐利亚远离经常遭到轰炸的地方建一所小别墅，那时鲍曼没有说话。但后来元首从鲍曼那儿如道了这件事，接连几次在大本营吃饭时元首莫名其妙地上下左右打量着他。因此他没能和妻子离婚，尽管他已经六年不在家住了。
“这与鲍曼无关，”希姆莱继续想道，“全都怪我，这件不幸的事与那个肥猪无关。我是可以忍受国为离婚而引起的一切屈辱，也可以不管党卫队反对家庭破裂和妻子离婚的队章。但是，我无论如何决不能让女儿精神上受到刺激。
”
希姆莱微微一笑，他想起了最初的年月，那时他饥寒交迫，和妻子住在纽伦堡一间又陪又冷的小房子里。这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当时他是元首的“兄弟”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秘书。他为了建立各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在德国到处奔波，经常睡在火车站，啃一顿干面包，喝些名为咖啡，而实际上是浑浊无味的饮料。在1927年，那时他还不明白，施特拉塞所以产生建立一支警卫部队——党卫队
的想法，是因为反对冲锋队领袖罗姆的斗争已经开始。希姆莱当时还相信，建立党卫队是为了保卫党的领袖们免遭赤色分子的杀害。他真的相信，赤色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伟大的领袖，德国劳动人民唯一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他在靠桌子的墙上挂了一张希特勒的大幅肖像。有一次希特勒因事找施特拉塞，看到在自己的大幅肖像下站着一个瘦瘦的、满脸雀斑的年轻人。他说：“把党的领导人之一抬得这么高，使他高踞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党员之上，值得这样做吗？”
希姆莱回答说：“我是个党员，我们的党有一个领袖，而不是一个领导。”
希特勒记住了这件事。
施特拉塞向元首建议任命希姆莱担任重新组织的党卫队部队帝国司令。他本指望党卫队能在反对罗姆，争取对党和元首有更大影响的斗争中首先为他施特拉塞效力。最初的二百名党卫队队员都统一由他领导。虽然仅有二百名，但没有党卫队就没有1933年元首的胜利，这点希姆莱是十分清楚的。然而在胜利后，元首却只任命他为慕尼黑的刑警头目。有一天，希姆莱入党介绍人、提出建立党卫队武装队伍的思想的人，党的理论家和思想家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来找希姆莱。这时施特拉塞已经和元首对立，他曾公开地对一些老党员说，希特勒已经卖身投靠重工业界的富豪巨头，投靠克虏伯和蒂森这些吸人血汗的资本家。“人民之所以拥护我们，是因为我们宣布要向富豪大事们进行一场神圣的战争，不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德国人。但是希特勒却和他们勾结在一起。他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施特拉塞当时对希姆莱说。“海因里希，党卫队可以成为一支更强大的力量，使我们的运动重新回到当初那光荣、崇高的方向上去，这就取决于您了。”
但是希姆莱打断了他的话，对他说，效忠于元首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每个党员的义务。
“您可以把您的怀疑提到代表大会上去，但是您却没有权利利用您的声望去进行不利于党的活动，因为这对党的神圣团结是极为有害的。”
希姆莱细心地观察着党中央里发生的一切。他看到，因为胜利而飘飘然忘乎所以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把实际工作推到了很不重要的地位上去了，他看到，在柏林党的领袖们到处演讲，通宵达旦地在外交招待会上应酬，一言以蔽之，他们在享受全国胜利的甜蜜果实，希姆莱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为时过早了。而他自己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达豪建成了第一个模范集中营。
“这是一所对那八百万名投票赞成共产党的人进行劳动教育，培养他们提高真正德国公民觉悟的好学校。”希姆莱说。“把这八百万人统统关进集中营那太荒唐了。首先要在一个集中营里造成恐怖气氛，然后逐渐地把一些被折磨垮了的人从集中营放出去。这些获释的人将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具体政策的优秀宣传员。他们能够劝诫自己的亲友和子女，让他们懂得：对我们的政治制度要像教徒笃信宗教那样忠贞不二。”
戈林曾派了一名私人代表在达豪视察了几个小时，之后他问希姆莱：“您不以为集中营会在欧洲和美洲引起强烈谴责吗？至少，这项办法是违反宪法的。”
“您为什么认为逮捕与我们政体敌对的分子是不符合宪法呢？”
“因为大多数被您拘捕的人连法庭的门都没有进过。也没有什么起诉书，一点法制的影子都看不见……”
希姆莱答应再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戈林的代表刚一走，希姆莱便立即给希特勒写了一封私人信函，在信中地论证了不经审判和侦讯便可以逮捕人并关进集中营的必要性。他是这样给元首写的：“这只不过是一种拯救国家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免得他们激起公愤的人道主义的办法。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帝国的敌人关进集中营，我们就不能对他们的生命负责，因为人民会对他们施以私刑的。”
就在当天希姆莱召集了一次群众大会，在会上他一字不差地把这番话重复了一遍。第二夫，所有报纸都刊登了他的讲话。
1933年末，直属戈林领导的柏林警察局里发生了贪污受贿的丑闻。当天夜里，希姆莱离开慕尼黑，觐见了元首。他请求把“出卖灵魂的，旧制度下的警察”交给“人民的优秀子弟”——党卫队——来控制。
希特勒不愿得罪戈林。他只是紧紧地握了握希姆莱的手，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面对面审视了一下希姆莱的双眼，突然高兴地微笑了一下，说道：“今后还是请把您那高明的建议早一夭送来，我指的是：您给我的信和您在慕尼黑群众大会上那篇同样内容的发言。”
希姆莱离开了柏林，心绪十分不好。但是过了一个月柏林没有召见就任命他为梅克伦堡和吕贝克的政治警察头目，又过了一个月，12月20日，他又当上了巴登的政治警察头目，同月21日、24日、25日、27日又分别任命他为黑森、不来梅、萨克森和图林根、汉堡等地的政治警察头目。在一个星期内他成了除仍隶属戈林的普鲁士外的整个德国的警察头目。
有一夫，希特勒向戈林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任命希姆莱为全国秘密警察的头目，但是要受戈林的指挥。帝国元帅戈林接受了元首这项折衷的提议。他指示自己的秘书处工作人员，通过元首办公厅做出决定，授予希姆莱内政部副部长和秘密警察总监的头衔，有权参加讨论与警察问题有关的内阁会议。但是他亲手划掉了决定上原有的“及帝国安全问题”的词句。因为这过干器重希姆莱了。
这项决定一见报，希姆莱立刻请主管报界的人员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评述他的委任。戈林在同意折衷方案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忘记了还没有人撤销希姆莱的主要头衔——帝国党卫队司令。于是第二天首都各家报纸都登出了一篇评论，说：“刑警、政警、盖世太保和宪兵由帝国党卫队总司令希姆莱集中统一掌管，这是国家社会主义法律学的重大胜利，这是向帝国所有敌人的警告：国家社会主义惩治的铁拳已经高举在每个反对派，每个敌人的头上，不论他们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后来他迁居柏林，住在离里宾特洛甫家很近的一所阔绰气派的小别墅里。正当大家继续为战胜共产党而兴高采烈的时候，希姆莱和他的助手海德里希便已开始搜集整理专案材料了。希姆莱亲自动手整理他的前上级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专案材料。他很清楚，只有杀死自己的老师，第一个导师施特拉塞，他才能获得全胜。因此他格外细心，一点一滴地搜集能把施特拉塞置于死地的材料。
1934年6月希特勒召见希姆莱，和他商谈即将开始镇压罗姆的问题。希姆莱正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他知道，镇压罗姆只不过是希特勒要消灭所有与他一起创业的人的借口，在那些与他一起打天下的人眼里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人，是他们的党内弟兄，而现在，阿道夫·希特勒应当成为德国人的领袖，他们的神。这样，党内元老就成了他的累赘。
希姆莱听了希特勒对那“一小撮”受敌人宣传影响的“元老”大发雷霆后，心里就更加清楚了。希特勒不能向任何人，哪怕是最亲密的朋友，说出全部真情。这一点希姆莱也很明白，他帮助了元首：他把四千名老战士，实际上是所有与希特勒一起创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老党员的专案材料放到桌上。他内心很有把握地估计到希特勒决不会忘记他的这一大功劳，因为帮助一个人对其暴行进行自我辩解是最受珍视的。
不过，希姆莱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了解希特勒的意图后，便下决心要成为元首身边一个十分需要，甚至必不可少的人，以便今后只有根据他的倡议才能采取类似的行动。
因此，有一次在陪伴元首去戈林的别墅时，希姆莱演了一出好戏：让一名冒充特务的家伙穿上罗姆冲锋队的制服，向元首的敞篷汽车开了一枪，希姆莱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领袖，同时喊出了党内第一次听到的对希特勒的称呼：“我的元首，我感到十分幸福，能为您的生命献出我自己的血！”
在这以前还没有人用过“我的元首”这个称呼。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