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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很难提供足够的司法知识。例如，法院系统内部至今一直且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下级法院在一些重大疑难案件中请示上级法院各专业庭法官；这是一个非正式规则，尽管受到学者的诟病，却是法院系统普遍接受的事实上的惯例之一。又比如，具体实用的开庭规则，证据出示规则，上诉和重审的规则，改判规则，事实上都很多，法学院教授一般都不很熟悉，更无法给出一般的令人比较信服的解说。因此，公道地说，中国当代法学院所提供的知识有许多并非法官所需要的，而法官急需的又并非法学院所能提供。
一个更重要的、也很显然的，但一直不为当代中国法学界和司法界重视和关注的是精密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这种分类来自波斯纳。请看，波斯纳：《法理学问题》，同注26；例如，可言说的知识、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这一区分已经很古老了，当代西方学者也多次用不同的语词强调了这种区别。对这一知识的区分在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当代的西方学者则强调无言之知（默会的知识）或个人性知识（波兰尼）、实践知识（欧克肖特）。可参看，苏力：“知识的分类与法治”； 《读书》； 1998年3期。中国古代的“纸上谈兵”的故事也指出了这种知识的存在；即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内，人们所需求的知识是相当特殊的，是同行动者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知识无法通过教学传授，不是学来的，而是习得的。司法职业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域或职业，它不是一个纯粹理性的事业，也不是传统的精密科学的学科。从事这种司法职业的人，例如，法官，需要有一定的文字阅读和表达能力，从而能够运用书本告知的法律知识；但是一位合格法官的最基本的能力是他的基于经验的判断力。用柯克爵士的话来说，司法是一种“人为理性”，需要通过长期直接接触司法实践才可能形成。而这种理性至少到目前为止，许多学者都指出，是无法通过教学传授的方式进行转移的。例如，欧克肖特认为，“技术知识在教与学这两个字的最简单的意义上可以教与学。……实践知识既不能教，也不能学，而只能传授和习得。它只存在于实践中，惟一获得它的方式就是给一个师傅当徒弟不是因为师傅能教它（他不能），而是因为只有通过与一个不断实践它的人持续接触，才能习得它”。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页10。
正因为有这样两种知识的区别，因此，法学院的学习成绩往往与一个从事司法职业的人的实际业绩不大相称，人们无法用法学院的学习成绩来预测某个司法从业者的司法潜能。波斯纳就指出，在美国历史上法学院的好学生也有后来成为著名法官的，但是数量极少（例如弗兰克福特），而那些在美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法官往往在法学院并不是优秀的学生，例如，霍姆斯、卡多佐、汉德、杰克逊等；其中有些没有上完法学院（卡多佐），有的甚至没有上过法学院，而是从业之后来“在职学习”的（杰克逊）。 波斯纳：《法理学问题》； 同注26，页564。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就此作一个思想的实验。如果仅就法学的可言说的知识考试而言，我相信北大法律本科的一个毕业班就总体来说肯定要超过中国任何一个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总体水平，并且我相信，这些法律本科毕业生的正直和抗腐能力也不会低于任何一个法院的全体法官。但是，可能没有多少人会认为这帮21…23岁之间的孩子马上就可以比哪怕是某个中等水平法院的法官更能妥善处理一系列案件，更能得到普通百姓的普遍认可。人们至少会感觉前者不如后者（而这种感觉很重要，因为所谓看得见的正义，其实很多时候并不一定真能看见，而主要要用某种方式消除这种感觉，培养一种确信），尽管前者的论述和言辞可能会令我们这些法学教授更满意。这是因为司法不可能直接搬用或套用书本的知识；实践的判断，而不是逻辑的推理，在司法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而对实际问题判断不是书本可以教会的，不是遵循严密的演绎逻辑可能导致的。事实上，就目前的北大法学本科毕业生而言，甚至没有多少人可以撰写出一份合格的法律文书，尽管他们大多能撰写相当不错的学术论文。这也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说年轻人不应当学政治学（包括法学）的理由，因为政治学需要的是经验。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三联书店，1991年；《尼各马可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当代学者欧克肖特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同注32。
如果这一分析成立，我们就可以看出，当代法学界和司法界希望通过大学本科或法律本科的教育来提升法官的司法专业素质，以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一期望注定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至少目前中国的法学院基本无力提供这种帮助。法学院的教授传授的只是一些与法律有关的系统知识；与这些学习相联系的以书面考试为主的考试制度也许可以增加法官对法条的熟悉程度和文字表达能力，进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他们的演说能力，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对法官在这一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但是这种能力其实并非目前中国法官最需要的能力。他们最需要的，其实更是实践的司法经验和判断，而这种知识或能力根据其定义就是无法传授的。
应当说，目前诸多中国法学院已经开始意识到法学知识的这些特点，一些学校已经开始设立了法律诊所的课程。但即使如此，也还是必须指出，这种诊所教育在未来的20年内至少没有指望对培养法官有多少用处。因为，即使在诊所式教育最为发达的美国，法律诊所也主要是用来增强在校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他们大多是从校门到校门）对律师实务的理解，学会同当事人交谈，学会律师的职业伦理，增加对社会法律问题和法律需求的了解，而不是用来增强对司法审判的理解。因此，在法律诊所中累积的也都是有关律师实务的知识，这些知识也会有助于司法审判，但是以律师的方式；它们毕竟不是司法审判知识本身。因此，如果指望于此，这一点指望也会落空的。
第三部分 法官素质与法学教育第27节 法学院教育的其他问题
目前中国法学院传授的知识还不仅是这些问题。严格考察起来，法学院传授的法学知识或可言说的知识也存在很多问题。而由于我们这些法学院的教授所处的位置，由于我们已经拥有的头衔、职称，由于我们的法学院的名字，由于我们的自尊心，使得我们往往看不到或者不愿意承认中国法学院传授的知识有很多很大的问题。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已经很不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和世俗化的城市工商社会需要；另一方面，也不适应中国农村社会的需要。是“两头都不靠”。
从前一个方面来看，并仅仅就现状的一般状况而言，我想法学界没有一个人会满意的。我们的法学知识还是有很强的传统色彩，政治宣传色彩，包括传统的道德色彩和太强的人文色彩；尽管自1990年代以来，我们的法学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正在日益变得向市场、向法律职业靠拢，但是正在靠拢这种说法本身就表明法学教育至今还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只要想一想，拿出一点拷问自己的精神，不怕丢丑，那么我们就应当问一问，我们这些19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进入法学院的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法学教育骨干的人，我们当年学的究竟是什么，对司法有多少了解就清楚了。
我们今天不应为我们当年所学之浅薄感到羞愧，不仅因为那并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有我们的历史语境，而且事实上，这一代人就总体来说其知识已经超越了我们老师的那一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骄傲），早已超越了我们当年的“出身”和“门第”。但是，我们还是有先天的不足，自身的和教育的。我们如今可能是一方面的专家，但往往比较偏狭，我们讲的、传授的仍然大都是书本上的知识，大多隔离了或过滤了现实中的复杂。我们对社会中的许多新问题缺少研究，尽管教授的头衔可以使我们有身份在这些问题上侃侃而谈。我们的许多法律命题仍然是无法操作的；甚至一些比较成熟的法律领域也还是比较脱离实际的。更不用说另外一些所谓法律理论的学科了。比方说我是搞过思想史、制度史研究的，至今也喜欢，偶尔也还搞一点。但是坦白地说，我就不知道了解或不了解柏拉图或白居易法律思想会对司法有什么影响，知道或不知道罗马法的裁判官法或秦代的决事比对今天的判案有什么影响。
当然，许多人都会说这些都是法律人的必备的素质，但是法律人必要的素质实在很多，在今天可能会上网，懂IP地址，知道“斑竹”或“板斧”、 〃xdjm〃 、“灌水”、“青蛙”或“恐龙”也许是更重要、很基本的素质。但是我们这拨子学者还是有一些人不会用电脑，不会上网；外语的能力可能更为欠缺。当然，人不可能具备所有的素质。在这些问题上同样需要有所取舍。因此，我是不迷信对西方学者的了解或制度的了解的；我并不认为了解罗马法的裁判官法就一定比了解微软案件更重要，我也不认为了解西塞罗的思想就一定比了解社会生物学或经济学知识更重要；我还不认为了解哈特的次要规则要比了解金融衍生工具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决策更重要；不认为了解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法的影响要比了解证监会有关内部人交易的具体做法更重要。应当说我国目前的法学院的知识是落后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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