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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请这两位先生辞职，未必不妥，但由此竟然激动了三高毕业生的愤怒。一天三高出身的“前辈”，在校园中，召集学生开会，时为下午二时，阳光明亮，而风潮却在此时发展。他们起来作激烈演讲者有三四人，大约以为两位先生是我们老师，校长不过文部省（教育部）派来的职员，不能随便驱逐先生。驱逐先生就是破坏三高的“自由学风”，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三高学生听了“前辈”之言，只有接受，要求校长辞职。校长以为我是校长，学生不能目无尊上，这样僵持了两三星期。据我记忆，风潮虽然激烈，而罢课之事却未曾有，因为罢课乃自己破坏学业，所以大家皆不愿意罢课，不过两位先生已经停课，不再上班而已。
风潮是在寂静中开展，日本文部省没有任何举动。其实，校长与学生毫无关系，学校没有任何集会，每年学生毕业，也没有举行毕业典礼，更没有校长训话之事。他姓什么，名什么，学什么，大多数学生都不知道。他离校与否，由在校学生看来，无关紧要。何以“前辈”一定要驱逐校长，实在莫名其妙。其后校长决定于学期结束时辞职。此时学生的态度，我至今还认为可爱，派了代表，向校长俯首称罪，甚至流下眼泪，赠送了一个纪念品。校长亦流泪，勉励学生用功，一场风潮宣布停止。
后来另有一位德文先生，上课时，对学生说，“你们学校（他是由一高出身）标榜自由，其实，哪里有自由呢？那两位先生应否离职，事已过去，不必再谈。而你们驱逐校长，不过受了毕业生的煽动。毕业生牵着你们鼻子走，你们那有自由。”下课之后，我们一班学生都认其言不错。
三高的学校风潮是很安静，没有罢课，没有标语，也没有什么口号，一切同平时一样。而风潮发生的原因，多数学生又莫名其妙。那两位教员讲学实在有点问题，何以不许校长解聘。解聘之时，校内学生本来没有反应，何以三高毕业生出来反对，而三高在校学生亦附和起来。所听到的是校长破坏“自由学风”，而解聘教授法不甚高明的教员，又与“自由学风”有何关系。这几种问题，我至今还不了解。然而校长宣布离职那一幕，即校长与学生代表互相对泣，互相称罪那一幕，我却深深地受了感动。
第四部分 三高发生风潮第17节 京都帝大
三高毕业之后，我住惯了西京，即入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系。此时早已由吉田町搬到帝大后面的白川旅社。旅社有木造房屋十余座，每座四间，楼上二间，楼下二间。住在那里的，日本学生居多。最初中国学生似只有我同杜国兴两人，其后，中国学生渐渐加多。
“法学部”分为法律、政治、经济三系。法律系学生最多，经济系次之，政治系最少，全班不过二十余人，中国学生似只有我一人。政治系的课程大部分是法律系的，而与法律系学生合班；小部分是经济系的，而与经济系学生合班。政治系特有的课程不过数种，即政治学、国法学（有似于比较宪法）、政治思想史。讲述政治学的先生是佐藤丑次郎。佐藤先生上课只有一个月，即赴欧洲考察，然其区别总统制与内阁制，极有条理，而且明晰。他讲书与其他先生不同，其他先生都是他念一句，我们学生笔记一句；佐藤先生则轻松地讲述，中间又夹杂以许多诙谐之语，全班学生一二百人（大约各系学生选修政治学一课者不少）无不哄堂大笑。
大学讲书采用笔记之法，各教授皆有著作，然分量太多，我们只能买之，供为参考之用。全体学生无不上堂听讲。固然他讲一句，我们写一句，然皆摘取书中之要点。而且笔记之时，耳听、手写、目视，已经记得一大半了，以后考试，也觉容易。
此时法律系同学有一位江西人陈锡符（即陈天鸥）。凡上法律课时，我都是与他坐在一起。因为遇到不能笔记之时，彼此可互相参阅。陈同学先我一年考入一高预科，中间休学一年，所以我入京大政治系之时，他也入京大法律系。在许多朋友之中，此君最见聪明。口才佳，文笔佳，有一次国内学生来日参观，到了西京之时，我们开会欢迎，公推陈天鸥同学报告日本学生情况。此时马列主义极其流行，东京各大学学生常常分为两派。而在早稻田大学，两派斗争至于用武。陈同学说明学潮，听来，令人忘倦。我教他福州小调，他不会说福州话，唱起来，不但不错，而且好极。
大学恐怕学生忘记了外国文，所以每学年都有外国文一课，课本不是小说、杂文等文学之书，而是各学系的课程。我记得，政治系第一学年是以Oppenheimer的“国际公法”为课本的，学生对此课程，不甚重视。因为学校已有国际公法一课了，此不过令学生看看英文，考试之时，亦不过印刷了书中一段文字，令学生译为日文。陈天鸥同学告我：“我们留学日本，只知英文，在学术上不能与欧美留学生竞争，必须知道德文或法文。”我平生最能接受别人好的意见。陈君之言不错，我又选修德文，课本是Anton Menger的Neue Staatslehre。后来我与陈君同译是书，遇到不易了解之处，即请教先生。书译成了，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不知何故，出版之时，只用我一人姓名，我将稿费一半交与陈君，而对于该书译者没有陈锡符之姓名，于心甚觉不安。但后来再想一下，此书译得不好，没有他的姓名，还可以保全他的名誉。
要学外国文，我认为翻译是最好方法，因为看书可以忽略过去，而译书则非每字、每句皆懂不可。所以大学毕业之时，我的德文似比英文好些。抗战八年，一切书籍均丢在南京，而政校的图书馆又无德文参考书。我的德文已经忘记了一半。来到台湾之后，发觉台大法学院有不少德文写的名著，我即决心再学。借出Jellinek的Allgemeine Staatslehre，向书店购买了《独和字典》，每早决定翻译一页，过了三个月之后，渐渐恢复过去的德文程度。所著《政治学》一书第一章多引用Jellinek之言，原因实在于此。
政治系课程不多，我有时间去看别的书籍。关于法律书，因为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公法，等等是与法律系共同必修。我对此不感兴趣，除了上课，笔记讲义，并参考各教授之著作，以补充讲义不够详细之外，不再看别的参考书。我所看的以经济学方面及社会学方面之书籍为多。因为看过了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史，所以我以后著作，总喜欢说到某一现象之经济环境。关于社会学，我所注意的是动态的社会学，即社会发展之情状。这两类书籍对我很有影响。至于政治学一课，老实说，在大学时，反不甚注意。回国以后，虽在各大学讲授政治学，亦未曾看过“政治学”参考书，所看的乃是各种问题之专门著作，而尤以德人所著的“国家学”居多。阅者若已读过我的《政治学》，就可知道。其实，德国的国家学乃有似于政治学，又有似于比较宪法。
第四部分 三高发生风潮第18节 大学的自由空气
在日本各大学，尤其帝国大学，是采取教授治校之制。教授由国家任命，一经任命，除自己辞职之外，绝不中途罢免。大学的讲学是极自由的。宪法一课，有的教授主张主权在民，另一位教授无妨主张天皇至上。经济学一课，我还记得，河上肇主张马克思主义，而田岛锦治则采用正统派学说。学生选课完全自由。其实，听讲的学生，双方人数相差不远，均有二三百人之多。讲堂是半圆形的，学生座位由低而高，约有十余排，每排可坐二十人左右。因为半圆形，而且自低而高，所以不问你坐在那里，都可看见黑板之字。而教授发音亦听得清楚。盖建筑讲堂，最重要的是传音，音不会散，也不会回音，这是讲堂与其他房屋不同之点。
校长由教授会选举，每三年一任，但往往连选连任。校长大约选择年龄已高，在学术上又有名望之人为之。当我在京大时，校长是荒木，他是医学院教授。校长与学生毫无关系，学校没有集会，连毕业典礼、校庆纪念也不举行，因此，我们看见校长的机会差不多没有。
各学部部长（即各学院院长）亦由各该学部教授选举。身负重名之人往往不愿就部长之职，因之部长或由年轻的人担任，甚至以副教授（日本称之为助教）担任。他与学生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在京大之时，法学部部长是谁，乃不知道。
校长与部长是以发展学术为其最高任务，一般事务另有一个事务所，直接附属于文部省（教育部），校长只负监督之责。而究之实际，学校事务不多，校长未必实行监督，因之校长的职务很见轻松。这与吾国大学现象大不相同。
吾国各大学都有不少职员与工友，奇怪得很，我在京大三年，很少看到工友，固然讲堂等是由工友扫除。工友大约于下午下课后或上午上课前，早已扫除干净了。
说到职员，法学部学生有一千余人，而职员只有一名，另有一位小孩帮忙，我们选课，向他报告；我们有挂号函件，向他领取；我们考试之成绩如何，向他打听；甚至大学出版的法学论丛及经济论丛，也由他发给。事务不可谓不多，而他一人管理，竟能不慌不忙。日本学校皆尽量减少人事费，增加物件费，以充实各种设备。
管理全校事务的机构，名称什么，我已忘记。平时很难看见他们，与今日台湾各大学，五步一主任，十步一股长之情况，大不相同。每年缴纳学费，才看到他们。第一次我往缴费，觉得奇怪，人数无多，除主管一人是男性之外，其余都是年轻貌美的姑娘。
学校的自由空气是很浓厚的。学生有各种组织，学生的思想也极复杂，有的主张社会主义，甚至主张马列主义；有的赞成国家主义，甚至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