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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官司的人不管胜负都吃亏，由于这一示范效应，绝大多数人可能就不愿意再站出来。另一方面，在公益诉讼中败诉的一方，往往是一些财大气粗的垄断企业，如果法院仅仅判它赔胜诉者几十块钱的话，虽然败诉者自己脸上无光，但如果不对其进行法律意义上的惩处的话，公益诉讼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公益诉讼的意义也会失去不少。而由于只是“个案”，败诉方只需返还对方一点不当得利，没有法律义务向所有权益受到侵害的人进行退款与赔偿，即使败诉也有可能不会影响他们继续乱收费——这在本案中曾有集中地体现——这样一来，公益诉讼就成了“赔本赚吆喝”，很难体现法制的完善与时代的进步。
在对侵权方进行惩罚性赔偿方面，美国人为全世界树立起了好的榜样。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2002年1月，49岁的美国妇女比尔·威尔逊在驾车时出现翻车，结果车顶坍塌后砸到她的颈部，导致其腰部以下肢体永久性瘫痪。伤者告上法庭，指责汽车生产商以牺牲乘车者的安全来换取利润。法庭经审理，陪审团裁定，汽车生产商向伤者提供1226亿美元的损失赔偿以及246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赔偿总额达3686亿美元！
但在我国，现在的法律还没有惩罚性赔偿的相关规定，本案的判决就是一个例子。败诉的北京工行仅有的法定义务是向我退还多收的6920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100元！这一判决没有任何惩罚性，很难起到惩罚侵权者的作用。一句话，违法的成本太低！而对我来说，真的是“赔本赚吆喝”、“胜负皆赔钱”。
针对这一问题，周泽提出了解决方案。他说：“应该明确，民众在公益诉讼中胜诉后，一切合理的付出都应该得到赔偿，以避免民众在公益诉讼中陷入得不偿失的窘境。为了鼓励民众乐于站出来维护公众利益，甚至可以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双倍赔偿’的规定，让败诉的侵害公共利益者对提起公益诉讼的民众予以高额赔偿，使提起公益诉讼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以激励民众关心公共利益。对在公益诉讼中被认定侵犯了公众利益而败诉的企业、部门和组织，法院除了判令其对胜诉的民众和公益组织进行高额赔偿外，还应该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对其进行查处，或直接对其作出罚款、追缴非法所得并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等处理。”
周泽建议，作为配套制度，可考虑设立公益诉讼基金。政府拨款、社会捐助、追缴侵害公众利益的行业、部门、组织的非法收入或对其所进行的罚款，均可作为基金来源，用以奖励和支持民众进行公益诉讼。完善的公益诉讼，应当足以促使顽疾缠身的一些行业、部门、组织转变观念，改善服务，自觉守法，从而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更加公平，更加和谐。
的确，公益诉讼是社会和谐发展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它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为，再完善的社会，也难以保证公共利益免于不法侵犯，关键是权益被侵犯后如何寻求救济和出路。
专家的建议是很好的，也是可行的，但是，远水不解近渴，眼下正在进行和已经结束的公益诉讼，却走的是一条艰辛的路。
第五部分：公益诉讼难何时成利剑公益诉讼难何时成利剑（3）
这些年，零星的公益诉讼案例一直发生，其中不少还影响很大。近两年大家熟悉的就有：2002年，中小股民诉银广夏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2003年3月，上海消费者朱雀翎诉雀巢公司未标注转基因标识，侵犯中国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案；2004年9月，项某诉金龙鱼111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案等。而在大量的公益诉讼案件中，律师往往是最有力的推动者，甚至有时候，律师就是直接的发动者。牡丹交通卡“六大不公平”一案中，两位原告都是律师。
上海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2004年10月20日，律师陶鑫良和斯伟江一纸诉状将上海的延安路高架道路发展有限公司告上法庭。因为他们驾车从虹桥机场出来，没走延安路高架，却因为高架路收费口设置不合理，照样得交15元“机动车辆通行费”，而这个收费口的存在已经有4年。据有关部门统计，这个路口日均车流量大约2万多辆，其中约一半车辆都不走延安路高架，可所有的车主都选择了吃哑巴亏。立案材料送至法院后，法官主动打电话给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吴鹏彬律师，说对方愿意协调。陶鑫良和斯伟江志不在此，坚持要打。可立案后一直没有开庭。让人意外的是，2005年2月1日，上海市政府宣布，延安路高架收费从此取消。于是，延安路高架收费案被视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范。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两位律师并没有赢，甚至可以说是输了。
同样是在上海，2003年3月，消费者朱雀翎了解到，雀巢公司未标注转基因标识，认为此举侵犯了中国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于是委托律师去起诉。此案的立案过程就很有戏剧性：律师先到上海市一中院立案，中院立案庭看了材料后说，知情权的案子应该到基层法院立案。因为产品是在长宁区的超市购买的，律师去长宁区法院立案。长宁区法院立案庭法官却说，该超市注册在虹口区，应该去虹口区法院立案。不料虹口区法院立案庭又提出新的意见，说3个被告中包括瑞士雀巢公司，属于涉外案件，应该归中院管辖。律师据理力争，认为只有涉外经济案件才在中院管辖，其他涉外案件还是基层法院管辖，最后终于在虹口区法院立案。此时上海市二中院又认为这个案件有典型意义，主动提审。然而，该案最后还是以朱雀翎败诉而告终。
2004年7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宋德新从河南荥阳站上了开洛高速公路，准备到中牟县政法机关搞调研，然而这段不足60公里的路有6段在维修，其中4段是大修，长约10公里，宋的车速始终保持在每小时20至40公里，致使正常情况下只需要半小时的路程，却用了一个多小时。宋德新认为他与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之间形成了交通服务合同，他履行了30元的缴费义务后，但该公司没有提供宽敞、高效优质的高速路，该公司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因同长度的普通路收费是20元，故他请求法院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令被告赔偿他直接损失10元。
2005年2月5日，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是市政府物价部门制定的，不经法定程序不能任意更改。宋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于是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但是宋德新不服，很快就提起了上诉，截至2005年4月底，二审还没有开庭。
然而就在2005年初，河南省出台了《高速公路条例》，其中规定，自2005年3月1日起，高速公路不高速要暂停收费。这一新规定中不能不说有宋博士的功劳。
春运涨价河北律师向铁道部讨说法一案也是原告败诉，但它的积极影响却相当深远。 2000年12月21日，铁道部下发《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上浮的通知》。该《通知》规定2001年春节前后部分直通列车票价上浮20％至30％。由于票价上浮，河北省律师乔占祥两次乘车共多支付9元。乔占祥认为铁道部发布的《通知》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向铁道部提起行政复议。铁道部在复议中维持了票价上浮通知。乔遂以铁道部上浮票价未经价格听证程序为由，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决铁道部撤销复议决定，撤销票价上浮通知。一中院一审判决乔占祥败诉后，他又提出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铁道部的通知是向主管部门上报了具体通知方案并得到批准之后所做的。在价格法配套措施出台前，铁道部价格上浮行为并无不当之处，遂驳回乔占祥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此案是全国法院系统内受理的首起部级行政机关因调整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行为被公民认为侵权而被提起诉讼的行政案件。虽然原告在该案中最终败诉，但此案的积极意义不可低估。在该案仍在二审期间的2002年1月12日，原国家计委就2002年铁路春运票价调整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国家级价格听证会。
用虽败犹荣来形容乔律师，一点都不为过。
当然，公益官司虽然不好打，输多胜少，但也有成功的先例。被誉为“公益诉讼第一人”的邱建东就曾打过著名的“一块一官司”、“一块二官司”。
第五部分：公益诉讼难何时成利剑公益诉讼难何时成利剑（4）
1996年元旦刚过，福建龙岩消费者丘建东在龙岩市人民法院状告龙岩街头一家公用电话代办点和它的委托者龙岩市电信局。原因是该代办点未执行邮电部夜间、节假日打长途电话应半价收费的规定，多收了他06元人民币。丘建东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要求加倍赔偿，共计12元。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一块二’官司值不值得打”在全国引起了广泛讨论。龙岩市电信局随后对该市公话市场秩序进行了大力整改。媒体称丘建东为“中国公益诉讼创始人”。
1996年12月，丘建东在北京出差时，发现北京的公用电话也是不分昼夜、节假日一样收费。31日晚，他在北京前门附近一电话亭打长途，被多收取055元，随后他一纸诉状告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电话亭主王汉金及电话亭所属单位北京市厂甸电话局双倍赔偿，计110元。此案被新闻界称作“一块一官司”。
1997年12月1日，法院审理认为，王汉金作为公用电话亭代办户，在向丘建东提供长途电话服务时违反规定，多收电话费，属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