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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腮胡子就侧着身子撞了爸爸一下，他那么魁梧，又带着砂轮的重量，爸爸哪里经得起，他摇摇晃晃一阵，总算没有摔倒。他把警棍横起来，在络腮胡子的胸脯上戳了一戳。络腮胡子的胸脯上长着一片卷曲的毛，被黑油油的汗水浸泡着，像野猪鬃一样可怕。警棍在上面一戳就滑了开去，好象一个没有站稳的小脚老太太，围观的人群哈哈笑起来。络腮胡子很不高兴，就把砂轮小心翼翼地搁在地上，他说，妈的×，你多管闲事！他虎地一拳打在我爸爸的肚子上。我爸爸捂住肚子，很艰难地跪了下去。他说，妈的×，厂长不管要你管！又提起脚来，蹬在我爸爸的头发斑白的头顶上，我爸爸就慢慢地仰天倒下了。
人群嗡嗡地闹起来，一个老婆婆刚刚还在露着牙梗笑呢，这一会儿气得脸都发青了，她冲进来一把抓住络腮胡子的手臂，说，没有王法了！你来打我嘛！你来打我嘛！络腮胡子一甩手，老婆婆的手就被甩脱了。她又叫，打电话，给110打电话！不要让他跑脱了！
那络腮胡子也不跑，长长地唉了一声，在树影里蹲下来，点燃一根烟，闷头闷脑抽起来。
爸爸爬起来，一头的灰，一头的泥，他说，不要报警，不要报警。让他走吧，他再不会做这种事了，对吧？
络腮胡子拿拇指把烟头摁熄，直起身来就走了。围观者一片寂静，没一个人吭声。
爸爸给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的平静。 他抽着烟，坐在屋子中央那把苍老的藤椅上，让风扇呜呜地吹着他。我一直都弄不懂，这把藤椅为什么总是放在中央呢？而爸爸只有在家里才抽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我说，爸爸，这是部队上的习惯吗？爸爸笑了笑，说，是我的习惯。
我又问他，那个络腮胡子怎么处理呢？爸爸说，处理什么呢？谁去处理呢？不会有什么
处理的。
我忽然觉得，爸爸很伟大。他什么事情不知道？厂长听说爸爸护厂受伤后，打了手机来慰问，是我接的电话。隔着话筒，我都能嗅到刺鼻的酒精味。我说，他没什么，他喝酒去了，喝完酒去唱歌，唱完歌还要泡桑拿。谢谢你总是想着他。我就把电话挂了。父亲就坐在苍老的藤椅上抽烟，一言不发。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去谈到妈妈了。因为我们一谈到妈妈，就会觉得她更加遥远。她开始给家里汇款，一般是一个月，可有时候是半个月，还有一段时间是三天两头。她不打电话了，也不写信了，汇款的节奏就好象她的心情一样，一阵平静，一阵折腾。汇款单从来没有去支取过，爸爸把它们放在一只铝制的饭盒里，搁在枕头边。我也从不问有多少钱，问过一次，爸爸说，你要花钱就自己去取，不要让我看见。
噢，你说，我还能再问什么呢？
那天晚上，我把包京生和阿利的事情讲给爸爸听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讲，大概是我们在一起总得讲点什么吧。他讲了他挨打的事情，而我似乎就在回报他一样。我讲着讲着，就看见爸爸把头吊在胸前，跟睡着了一样，只有风扇还在呜呜地吹。我犹豫了一下，是不是还要讲下去，爸爸却唔了一声，说，讲啊。我就接着讲，讲完了，我说，爸爸，包京生会没事吧？这一问，连我都觉得莫名其妙。我问爸爸，爸爸知道什么呢？
爸爸抬起眼皮，手指里夹的香烟都全烧成灰了，扭成了一条弯曲的灰虫，细细的烟灰在慢慢地飘落。他看看烟灰，并不弹掉它。爸爸说了一句粗话，这是部队里经常说的口头禅，所以也就不算是粗话了。他说，该死×朝天！
我觉得爸爸真的很伟大。
第二十六章 鱼刺卡了朱朱的咽喉
阿利返回了学校，而包京生始终都没有消息。
阿利其实已经不是阿利了，因为他身上穿的不再是Lee了，是我们根本不认识的牌子，他看起来好象更加随便，却反而让我们觉得生疏了。他衣服上的洋码就连宋小豆也不懂，有一回她虚了眼，凝视着那些字码，动了动嘴唇，试图要把它们读出来，却一直都没有能成功。她很难得地笑了一下，她说，不是英国货，也不是美国货。阿利，你更阔了啊？
那时候正是课间休息，阿利很矜持地笑了笑，说，密丝宋，我还是阿利啊，真的，密斯宋。
阿利是坐着一辆红色小跑车返校的，后来这辆小跑车就天天都来接送他。如果还没有放学，车就停在河边的树荫下，静静地等候着，就像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仆从。跑车的车窗总是关着的，黑黑的，仿佛涂了一层墨水，从里边看出来，全世界一定都是阴黢黢的下雨天，就像老外用灰色的眼珠看世界，全世界都是一片灰蒙蒙。从没有人看到过开车人的相貌，有一回我走过车头时，透过挡风玻璃瞟了一眼，只看见一个戴了大墨镜的人坐在方向盘前。我问阿利，什么意思呢，那么黑，黑手党啊？
阿利耸了耸肩膀，把两手摊开，他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阿利，我讨厌你这种动作，还有你这种腔调。
对不起，阿利的脸红了一团，他说，我不是有意的。
噢，是啊，阿利从骨子里讲，似乎真没有什么变化，除了衣服的品牌，还有那辆红色的小跑车。他还是那么慷慨，经常请我们去下馆子，喝咖啡。事先他会掏出一个亮晶晶的小手机，小得就像女人的指甲盖，走到一旁，和谁通通话，声音小得就像特工人员在接头。然后，那车就会在我们分手时出现在他的身边，好象一头海豚静悄悄地游过来。朱朱就说，阿利，弄得这么神乎其神的，不等于是在暴露目标吗？
阿利老气横秋地叹口气，他说，谁都知道防护栏招引小偷，可住楼房的人家，谁不安装防护栏呢？
朱朱笑了，她说阿利，这种格言你说得出来？
阿利说，我妈妈说的。
我从旁边看着阿利，我觉得阿利其实还是阿利。他对我们还是那么友好，他看着我的时候，还是从前那种眼光，怯怯的，柔柔的。但是，他慷慨的方式有了微妙的不同，从前他总是应邀请客，现在他几乎都是主动邀约，而且请谁不请谁，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每一次都有一二个人出现变动。我、陶陶、朱朱是不变的，但有好几次都没有叫金贵。他对金贵视而不见，显得故意的冷漠。我提醒过他，如果像从前一样把金贵当朋友，你就要注意金贵的感受。阿利很温和地反问我，我从前是不是太把他当朋友了呢？我何必呢。
我不懂阿利的意思。
但是，只要阿利请客，金贵都是去了的。请不请他，他都去。他跟我说，风子，乡巴佬还顾什么面子呢？本来就没面子，是不是？
我觉得金贵说得很在理。要是换了我，我说不一定也偏去呢。不过，我又不是乡巴佬，天晓得我去不去。也许根本就不屑去吧？他即便真的请了我，我也可能不去啊。陶陶给我讲过一件事情，他小学的时候特别迷恋打乒乓，上课的时候也在悄悄地玩乒乓，他把它顶在指尖上旋转，而且还可以从一根指尖旋转到另一根指尖。老师是一个漂亮的女孩，陶陶说自己打乒乓都是为了她，让她为他骄傲，让她为他脸上放光。可是她并不领情，有一回上课，她走过来把他的乒乓球抓过去，一脚踩得稀巴烂。她说，你显什么洋盘！还把他的红双喜球拍没收了，至今也没有归还他。陶陶说他哭了，哭得从来没有这么委屈过。他对所有安慰他的人说，我今后作了世界冠军，她来给我献花，我也要扭头不看她。陶陶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正在好着呢，而且他还把我横搂在怀里。我把身子直起来，我说，如果是宋小豆给你献花，你也扭头不看她吗？陶陶哈哈大笑，他说，她凭什么给我献花呢！
现在的陶陶已经和我形同路人了，他看见我，只是咧咧嘴角，也不说话，就擦肩而过了，就像逃出笼子的豹子再次见到了猎人。真是好笑啊，我还能把他吃了，我还有胃口吃他？不过，包京生被抓走之后，他倒是频频在阿利的饭桌上和我相逢。他长胡子了，而且是络腮胡子，他把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的，一脸都是青乎乎的颜色，偶尔他把一颗青春疙瘩刮破了，青色的上面就有了红色的豆疤。陶陶看起来就更沉默了，阴郁了，也更有心事了。吃饭的时候，他就坐在我的对面，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就像夏天的阳光落在一匹树叶上，火辣辣的，却没有一点点的情义。
那天的晚饭是在谭沙锅鱼庄吃的。鱼庄里的空调吹得人背心冰凉，我们的座位临着南河，透过挂了竹帘的窗户望出去，河面就像滚着油的沸水。金贵说，河里的鱼都要煮熟了，这狗日的天气！朱朱喝了一大口干红，脸颊红得像横着竖着乱抹了胭脂。她大概是被酒呛了吧，又急着夹了一条葱烧鲫鱼送进嘴里。听了金贵说话，她想插一句什么，但话没有说出口，就艰难地咳了起来，脸上越咳越红，最后把胭脂涨成了猪肝。天，阿利说，她被鱼刺卡住了！我给朱朱捶着背，我说，别咳，别咳，求求你，别咳了……朱朱喘了口气，指了指自己
的喉咙，说，我要死了……要死了……然后她就不要命地咳，恨恨地咳，就跟谁赌气一样，真的是咳得要死了。我把她搂在怀里，我说，朱朱，别这么娇气，啊？
朱朱的眼泪噗噗地落下来，像个温顺的孩子一样，把头埋在我的胸口上。朱朱的脑袋，还有她的身子，就跟纸糊的美人一样，只有呼吸，只有淡淡的体味，却没有一点点的重量。朱朱说，我要死了。死了……就好了……我拍拍她的脸蛋，我说，朱朱，朱朱，你别这样好不好？
金贵说，她是被鱼刺卡住了。喝点醋，吞一大口饭，鱼刺就下去了。
阿利瞪了金贵一眼，他说，是你们家的偏方吧？不行。
金贵说，这是最管用的办法，我们村的人全都这么做，没有一回波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