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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子和刀子 作者:何大草-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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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着的,这使从床单中露出来的眼睛有些上翻,有了那个年龄少有的冷漠和阴郁。哦,其实我并不阴郁和冷漠,至少,我没有扮成麦麦德的时候,我看起来是多么热情和外向啊。
  拿到照片的时候,我傻乎乎地想,要是别人问我,你是谁的孩子啊?我就回答我是麦麦德的孩子啊!可从来没人这么问过我,唉,从来没有……我的回答也就在肚子里边烂掉了。
  我过12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隔着蛋糕和点燃的12根红蜡烛,递给我一把土耳其的弯刀。这就是我的第一把刀子,刀身歪曲着,就像一把镰刀,也像一个苍老的老人。我拿手试了试,却试不出锋刃。但是爸爸告诉我,弯刀的锋刃是力量,弯刀加上力量,可以切断骏马的脖子。那时候我还听不懂爸爸的话,当然,那些话里可能根本就没有话,一把弯刀,就是一把弯刀。弯刀的刀柄上镶嵌着宝石,红红绿绿的宝石,刀鞘是鲨鱼皮的,或者是鲸鱼皮的,谁知道呢,反正带着海洋的盐渍味,上边还烙着虫子一样的阿拉伯文。把我喜欢得不得了,就像它真被麦麦德白晰的手指抚摸过。我把刀挂在墙壁上,早晚都看不够。有一回我还把弯刀带到学校拿给同学看,我说,我爸爸是少将,驻土耳其大使馆的武官。我说这话的时候,一点也不脸红。其实我一边说一边在想,我是他妈的快吹破牛皮了。我爸爸是什么少将武官!只是一座军需仓库的副股长罢了。那仓库远在南线的丫丫谷,离我生活的城市隔着天远地远,坐越野吉普也要跑三天两夜呢。我那张模仿麦麦德的照片就是在丫丫谷的营房拍的,背景是百八十座碉堡一样的仓库,仓库后边就是被雨水淋湿的群山和森林。我也把这张照片拿给同学们看过,我说我是去土耳其探亲时照的。我说,那儿靠近土耳其的南部边境,是麦麦德的出生地。其实,那刀跟麦麦德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爸爸的一个老战友送的罢了。这个叔叔早就转业了,多年来在新疆——哈萨克斯坦一线跑边贸。
  我的确是吹牛了,可我并不为此感到羞愧。在学校里,同学们为了争面子,哪个没有撒过这样那样的谎呢,告诉你吧,我们全班同学的家长都是有头有脸的,有的是工商局的局长,有的是刑事法庭的庭长,有的是“太平洋百货”的老总,最臭的也是揣着持枪证的警察……可我心里雪亮,全是些鬼话。在这种事情上,说真话的是傻瓜。真正的傻瓜,和天才的弗雷斯特·冈普没有一点关系。如果你稍稍聪明一些,你就晓得说你爸爸是下岗工人,也没人给你捐献希望工程啊。
  我的十八岁生日是在麦当劳过的。我的生日是4月11号,4月11号确实是一个非常平庸的日子,除非一个和我同月同日出生的家伙名扬四海,它才会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好时辰。我是在麦当劳和同学们一起过的生日。爸爸没有回来,他还在秋风落叶的丫丫谷保卫军需仓库,仓库们活像碉堡,都是圆柱体的,有着一个尖尖的屋顶,就像是一些戴着草帽、不苟言笑的农民。妈妈也没有回来,她跟着爸爸的老战友跑边贸去了。就是那个送我弯刀的老战友,他现在据说是发了,手下有了十七、八辆大篷车,涂得花里胡哨的,载着清仓查库弄来的陈
  货;在尘土飞扬的中哈边境乱窜。他邀请妈妈做他的合伙人,我觉得很可笑。我问妈妈,你都下岗了,拿什么去合伙呢?
  妈妈说,除开你爸爸和他的战友情不算,我还兼着他的会计呢,算是拿我自己去入伙……
  我莫名其妙地觉得不安逸,我说,把你自己……拿给那个叔叔去入伙,有这种战友情吗?妈妈,这合适吗?
  妈妈显然是心烦了,她心烦了就什么道理都不讲,她说,合适?我不晓得这有什么不合适!
  唉,我就想,可怜的妈妈,她在闹更年期了吧,她跟我说过,她现在常常失眠、心慌、耳鸣,月经紊乱呢。妈妈下岗以后,爸爸赠送给妈妈一架老年车,约等于那种三只轮子的自行车。有一回妈妈骑着老年车横穿大街,差点被一辆飞驰而来的面的撞倒。妈妈破口大骂司机瞎了眼,司机是个小伙子,赔着罪,说自己没有看见她。妈妈就冷笑,说,你没有看见我?退回去一二十年,你只怕老远就看见我了!围观的人群轰然大笑,妈妈的锦言妙语一夜之间传遍了东郊一百零八坊。稍稍上点年纪的人点头叹气,说,退回去一二十年,那还用说!我这才晓得,一二十年前,妈妈的姿色、风情,在灰蒙蒙的东郊也算是一绝的。唉,怎么我从小看她,她就是一个中年妇人呢?我只觉得她那双吊眼睛长得很古怪,睫毛很长、眼睛很湿,湿得跟她的年龄不相称。我也是后来才晓得,大概是伊娃告诉我的吧,吊眼睛就是丹凤眼。我不是丹凤眼,我的眼睛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一个名字啊。我的眼睛像爸爸,很正常的,也是很平常的,两孔眼窝,一双眼珠,如此而已。
  妈妈在那件未遂的车祸之后,当天就把老年车卖给了收破烂的,把钱拿去搓了几天几夜的小麻将。我就晓得,这灰蒙蒙的东郊,发霉、潮湿的红砖楼,已经留她不住了。妈妈的事情,让我想通了很多的事情,后来我就告诉她,妈妈,走吧走吧,你能走就走了算了吧。
  这一点你该相信,这世界上我谁他妈的都不欠,我还欠着我妈妈是不是,撇开养育之恩不说,我至少还欠她一条命啊。那么就算我再让不得人,我还得让着她一个人吧?何况,她已经下岗了,她不去跑边贸,她还能骑着老年车,湿着丹凤眼,守着麻将桌,泡完后半生啊?我把妈妈放走了。爸爸说,要看顾好妈妈,可我只能放她走了。听说毛主席也说过是不是,——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她去吧!
  我记不得妈妈去了多久了,反正是很久很久了吧。
  生日的那天早晨,爸爸给我通了电话。军线转地方线,岔来岔去,声音变得特别的不清楚,我只听清了丫丫谷的风声和雨声,爸爸微弱的声音反而成为了风雨的背景,一个可怜的噪音,在重复祝贺我生日快乐。妈妈则没有一点动静,不知她已经跑到中亚的哪一国去了,反正,不是这个斯坦,就是那个斯坦吧。中亚到处都是斯坦,就像丫丫谷到处都有不说话的仓库。不过,我告诉自己,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一个电话嘛,我又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女孩子。
  那天晚上在麦当劳,我显得很开心。麦当劳什么时候都是温暖的。春天的夜里,街上落着雨水,不停地驶过溅起水花的汽车,麦当劳就显得更加温暖了。服务生都穿着粗条纹的体恤跑来跑去,像咬紧了嘴巴的灰狗子。陶陶叫来了一大帮同学,连我刚好是18个。我吹灭了一根蜡烛,每个人都替我吹灭了一根蜡烛。蜡烛熄灭以后,飘出十八股青烟,那带点辛辣的臭味刺激到眼睛里,我的眼睛就眨巴眨巴地变湿了。这跟哭没有关系,谁叫蜡烛有这么多,多得可以煮熟一只老鸡婆呢。
  在18根蜡烛熄灭前,陶陶把裹好的猎刀送给我。
  陶陶说,是地道的德国货。我问他哪来的?他说是搞来的。我就不多问了。陶陶有陶陶的搞法,我认为这个与我无关。重要的是他送了我这把刀子,这把千真万确的好刀。
  那天晚上,我们喝完了几十杯可乐,啃完了几十只鸡腿,还吞下了几十份汉堡。是阿利买的单。陶陶是阿利的保护人,而我是陶陶的女朋友,阿利买单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可怜的阿利其实不姓阿也不姓利,因为他全穿印了Lee的名牌服装,他就成了阿利了。
  不过刚开始上高一的时候,我们是全都叫他阿雷的。Lee不就是叫做雷牌么?我们都叫他阿雷,他也都嗯嗯地认了。有一天宋小豆上课,问今天谁是值日生?我们都说,是阿雷。宋小豆皱紧了眉头,眉心里都皱出了一颗小疙瘩。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Lee,她说,读什么?我们说,雷!宋小豆呸了一口,就好象呸是雷的回声。她接着就用英文骂了一句什么,我想大概是一帮蠢货吧。但她自己翻译出来,却是一群可怜虫。她也说可怜,可怜的宋小豆,我不喜欢她这么说。
  宋小豆用粉笔把Lee圈了一圈又一圈,就像蜘蛛吐丝把阿雷缠在了最当中。她说,勒-依-li-李,读李。哪来什么雷呢?港台电影看多了,雷锋也成了李锋,李逵也成了雷逵,真是不土不洋,天打雷劈。我的学生,是李就是李,是雷才是雷。李逵和雷锋,风马牛不相及啊,对不对?
  我们相互望了望,似乎都很惭愧,因为我们这群可怜虫居然全都是她的学生啊。
  宋小豆手指捏住粉笔,在黑板上轻轻叩着,黑板居然发出很清脆的声音,就跟叩响了瓷器似的。这一招,我们后来都试过,全都不灵。宋小豆说,知道李光耀吧,从前新加坡的总理,他的英文名字就是,她背过身去,李光耀就成了唰唰唰的几声粉笔响,然后他像照片一样从黑板深处显影出来了,就是Lee Kuan Yew。Lee的本义,宋小豆说,就是庇护所、避风处。她顿了顿,想再说点什么,但那表情却是说了也白说,于是有一只嘴角斜着弯了弯,就跟假笑似的。她说,这个孩子,这个你们叫阿雷的孩子,天晓得,他是庇护别人还是别人庇护他啊?她摇摇头,用英语咕哝了一句什么,我估计是唉,不可思议吧?
  宋小豆摇完了头,就说,你们还叫他,就是他,她伸长手指指着阿雷,她说,还叫他阿雷吗?我们全都嗡了一声,说“阿-李-”
  阿李?宋小豆用嘴巴和粉笔同时重复了这两个声音。她说,阿李对你们有什么用呢,阿李跟李四、王五有什么区别呢,连阿猫、阿狗都不是,就连一根肉骨头都不是,还值得你们这么又争又抢的!宋小豆说着,终于把假笑换成了一脸盈盈的笑,听起来、看起来也都不讨厌。她说,就叫阿利吧,一身名牌,有利可图是不是?她又用手指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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