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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知道生活中会突然降临什么，但我们应该有一种心理准备，随时接受任何一种降临。
我口腔里的三个牙套又有两个先后出现了问题，一个是啃骨头时被咯裂了，还有一个是镶得太松，多次脱落。对那个咯裂的牙套，我尽量不用它咀嚼，以免雪上加霜，而试图延缓它彻底报废的时间。对于那个偶尔脱落的牙套，我小心地提防着不在它某次脱落的时候误咽进肚子里去，而是清洗一下，再扣回到那个坏牙上。
我想我应该去医院，但真的很懒，太懒了。我清楚地知道有一天这两个牙套都将不让我将就下去，那时再去也不晚。也可能那时还会有一次马拉松的医疗，但我将平静地接受，在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里，每周去看一次牙医。我将把那种痛苦视作我应得的，而把那份时间的支付看作是人生必然的一种付出。
我不再惧怕疾病，我知道只要我活着，即使与众多的苦涩相伴着活着，我也是幸运的。
第二编 生命何以怕死
惧怕死亡被看作弱者的心态，无知者的恐惧。怕死者面对茫茫未知世界，感受着自己的弱小与无助，他无能为力，只能随时迎候死亡的突然而至。
如果是一个命运的强者呢？他将努力发展自己正在持有的现实的人生，充实它，完善它，实现它，这样，当死亡到来的时候，他便可以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没有什么遗憾的了。”这样一层观念，被古今中外许多属于不同思想体系的思想家们阐述过，我们也时常听到身边的人讲述同样的意思。
把握现实，便成了反抗死亡的一条积极的途径。难怪有的思想家声称，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出于对死亡的抗拒。
按照弗洛姆的说法，那种属于“非生产性人格”的人才会惧怕死亡，因为他们的个体意识差，少有创造性。而“生产性人格”的拥有者，则在创造中蔑视了死亡。
扪心自问，我自觉拥有很强的“生产性人格”，我的自我意识也告诉我，我对事业的种种执著表现，虽然与弗洛伊德的“里比多升华”和阿德勒的自卑情结有着很大的关系，但也确实不能否认同样是死亡恐惧的一种表现。事实是，我经常在文章中谈论死亡，同时也在谈论通过工作完成对死亡的否定。
但是，所有这一切，仍未能缓解我对死亡的惧怕，更不用说铲除根深蒂固的惧死情结了。我甚至觉察，在思考死亡、反抗死亡的过程中，我对死亡的恐惧也在加剧了。
我何以如此地惧怕死亡呢？
第一次坐飞机，是1995年夏天去广州。那时我刚刚出版了四本书，初次体验飞机起飞带来的眩晕时，我忽然想：“如果我现在死了，虽然有许多遗憾，但总算已经做过一些事情了，也可以聊以自慰了。”这样想着的时候，我眼前、心中豁然大亮，心情格外好，轻松、快乐，正如窗外的一抹蓝天。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真的超越了生与死，将死亡踏在脚下，整个人的精神都升腾了起来。那是一种与马斯洛所称的“高峰体验”相同的感受，以至于此后我总是向往乘飞机，也许，我的潜意识正是渴望重新经历那一瞬间的感受。
人超越了死亡，竟能有如此快乐的体验，我真的没有想到。
一种习惯思维也许在那时便形成了，每当制定一个新的工作计划时，我都会不自觉地想：“如果我能活着完成这个计划，那该多好呀。”
我知道每一个计划还没有完成便又会有新的计划等着我，但是，人生是如此难以预测，我只能将它分解成一个个单元，逐一祈祷着自己顺利走完眼前的单元，而不敢对上帝一次要求太多。
对死亡的恐惧也许便是这样加剧的。死原本是一个远远地罩着我们的未实体事物，而如今，我却将它具体到了每一天，立即变得伸手可及了。如果我没有完成眼前的计划便不幸死去了，我的遗憾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所以，我对死亡的恐惧具象化在我的每一个计划、每一项工作中。
原本希望通过工作超越死亡，最后竟由于工作而更加受制于死亡，这可能便是我的悲剧。
当我面对许多伟大人物的人生履历时，总难免想，如果他们在思想和艺术成熟之前便离开这个世界，那便会少一个天才，人类的历史也许将为之改写。由此进一步想，这个世界上一定曾有过许多壮志未酬的人，当他们还处于精神的完善过程中时，便过早地被死神夺去了生命。否则，这个世界将有更多的天才，这个世界的历史同样会被改写。
人类的最大悲剧也许不在于死亡的必然性，而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完善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继承前辈的智慧财富，而当我们可以创造的时候，也许我们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了。
罗素在80岁的时候说：“我的前80年给了哲学，后80年则要给文学了。”这位享有98年生命的老人应该知足了，但我们可以想像，如果罗素真的拥有160年的生命，以他的勤奋和智慧，对这个世界的巨大贡献将是无法预测的。
同样拥有勤奋与天分的是路遥，这位作家的死亡具有某种象征寓意。20多岁时，他曾表示，要在30岁的时候获全国中篇小说奖，在40岁的时候获全国长篇小说奖。如果他再早逝几年，也许无法实现这两个意愿，而如果他再长寿几年，将会实现更大的意愿。我相信路遥是一个惧怕死亡的作家，他不顾疾病威胁的自杀性写作，正是他惧死心态的极端表现。路遥是在实现他的两个意愿后死去的，升天的那一刻，他一定也经历着某种“高峰体验”。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路遥那样幸运地活到完成计划的时候，即使我们的生命可能比他长久。我们担心无法完成自加的使命，所以我们更努力地工作。
我曾想，如果上帝给我40年的生命，我便可以面对这个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上帝给我50年生命，我便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声音；如果上帝给我60年生命，我便可以对这个世界施加某些影响；而如果上帝给我70年生命，我便可以让这个世界有所改变！至于80年的生命，那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
当我写这文字的时候，我即将走完生命的第29个年头。我甚至不能肯定30岁的生命是否在等待着我，我是否能够与它相遇。
一位编发过我多篇涉及生与死的话题的编辑，很困惑地问我：“你的人生经历并不太特殊，何以对生命有这么敏锐的感受呢？”我回答她：因为我格外怕死，所以我格外爱生，正因为我格外爱生，所以我更加怕死。
如果一个人不惧怕死亡，他便不是一个真正热爱生命的人。每一个关心自己人生意义的人，都不会对死亡持漠然的态度。
所以，我估且任由自己的惧死情结膨胀下去。
到室外回眸一望
那是一次很热闹的聚会，先是杯盘交错，后来又满屋烟雾，高谈阔论是贯穿始终的，而年轻人群侃的话题，总会归到人生上面，不论是宏观的生命，还是微观的生活。
我是不吸烟的，又最怕烟雾，便独自到阳台上，立即进入另一种境界。夜里的空气是沁人的，身后的喧哗从门窗的缝隙里挤出来，更显出星星的怡静。就在这时，我无意间向室内回眸一望……我相信自己的表情在那一瞬间凝固了！我被自己看到的景象震摄在那里，许久一动未动。
需要画蛇添足的是，室内很亮，人很多，一片欢声笑语的繁华，而室外，暗暗的，只我一人，心被晚风和星星们感染上一层安详，与室内正成鲜明的对照。隔着一层玻璃看里面的喧闹，鬼使神差地，我产生了一种绝对奇妙的感觉：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死去的灵魂，或者是一个天使，总之不属于这个星球，正从另一个世界看寄居在地球上的生物们的表演。仅仅是一层玻璃，将我与这个世界隔开，隔离出一个绝对冷静的参照。
在这种站在人生之外看人生的心境中，我有一种看破红尘的心态。屋中友人的一举一动，在我眼里变得何等滑稽可笑。“人类一旦思考，上帝便发笑了。”屋里的友人们仍在激昂人生，我却觉得他们原本就是一些木偶，却在讨论着如何操纵自己的命运。我不能不赞叹那句古老得尽人皆知的比喻：人生如戏。阳台上的我，正是座位里的看客，而屋内舞台上的朋友们却不知道自己成了演员。而我这醒悟了的旁观者，仅仅几分钟之前，不一样在室内兴致勃勃地演着无谓的喜剧，却自以为肩负时代的重托，穷追个人生命的宏旨以及人类最终的归宿吗？
走到室外，回眸一望，真具有此等奇妙的作用吗？我明白，这其实是因为我的思想一直在试图走到人生之外反观人生，于是才会有这瞬间的奇妙感受。
但是，真的知道一切的思考与求索都不过是木偶的抗争之后，又能怎样呢？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参透人生的人，更永远不可能真的看破红尘。这不是因为对生命的困惑，生命的种种无奈与希冀我体味得还少吗？看透人生之后，通常有许多条出路，或是超逸淡泊，或是享受自然的赐予，我亦深知淡泊可以使人怡然，却永远无法超逸。问题在于，一方面经历着、感受着、解读着人生的无奈、一方面却更执着地反抗着这种无奈，这，就是我今生注定的路途。我将死在这路途中，别无选择。
我在笑室内的友人，却比他们更可笑。也许，人生的价值正在于这可笑之中。
但是，到室外回眸一望，还是有许多真正的收益。比如虚荣，一向知道是无聊而且误人的，却时常或深或浅地陷入，拔不出来；再比如物质的富足，一向知道是没有止境的，而且绝不可能成为精神的家园，但还是总存一颗奢望之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