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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但我真的感觉很乏味了。我天性热爱挑战与超越，害怕重复。
也许正因为采访工作得到的大量感性积累，促使我转而关注理性思索。于是，从1996年起，我便完全不再写正处于热闹状态下的纪实稿件，而是进入纯学术的阅读与思考中，所作文章也多以学术基调为主，自然不适合一般的大众传媒，让前来约稿的编辑们大失所望，也使我成为月收入最低的自由撰稿人之一。坦白而言，我是极爱钱的，甚至年届三十还常做发了大财的白日梦，但是，我不可能为了钱而放弃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从天津迁居北京使我得以买到整整一书架的西方哲学、心理学、性学等多学科理论著作。两年间，我闭门读书，同时与学术界保持联系。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我进行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开始了我的工作。涉及学术的写作是冷清的，寂寞的，清贫的，我的许多新书都未能出版。
进入1998年，传媒风尚出现了一些变化，其中少数可以容纳我那类理性文字了，如果说以前我是以“闯禁区”的纪实而受到关注的话，现在找我约稿的编者，都是看重了我对两性问题的独立思考。
告别昔日写纪实时的热闹生活，我在寂寞的郊外写着寂寞的书，盼着能够早一天撞到伯乐。过去的自由撰稿人队伍的形成与写作取向，以报刊的需求为导引，集中在影视圈与社会热点纪实这两个领域。我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传媒的多元化注定成为趋势，这将为各式各样自由撰稿人的涌现与生存提供可能。
应该承认，作为一个整体，中国的自由撰稿人阶群远未形成自己独立的声音，仍是流行时尚、媚俗文化的附庸。无论我们成为大众传媚的奴隶，还是金钱与虚名的奴隶，我们便都玷污了“自由”这两个字。
自由是一种理想，一种至高无尚的境界。自由的获取与保持，需要我们加倍付出努力。
我想，自由撰稿人的称谓应该做一次调整了，而应推崇自由作家这一名词。撰稿人，单纯的写稿者，少引申的含义；而作家，应该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又绝不仅仅是大专以上学历的持有者，而应该是一个社会的思想先锋，以自己独到的思想和见地对社会发言，引导民众的观念向前走。
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人，不该有羁绊，所以更应该由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责无旁贷。
第二编 生命码起来的硬币
1995年最后一天，是在母亲家度过的。
母亲是位很勤奋的学者，六十多岁了，似乎更加勤勉。但每逢一家人聚在一起的假日，母亲总是全身心地休息，或是投入地玩电子游戏机，为坦克大战和超级玛丽激动万分，或是组织起四人“筑城”小组，在麻将战场认真地一决胜负。母亲常是赢家，自然兴趣盎然。我常为输家，打麻将便成为我履行孝道的一种方式。
12月31日这天晚上，我又很虔诚地在母亲的兴趣盎然中尽孝道。是否有金钱的输赢是一个微妙地影响着情绪的问题，若没有，便少了些足以使人紧张起来的感觉与情趣，若有，一家人你给我一角我还你一元，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儿。母亲解决了这个问题，换回两百枚五角硬币，开局前，每家各分得五十枚作赌注，亦有竞争，亦有输赢，只是牌局结束之后所有的硬币又都与牌归于一处，等着下一个假日。
我在那个岁末的夜晚分得五十枚硬币，我便将这五十枚硬币码成两摞，其余人则让它们散乱地摊在面前。五角的硬币金光闪闪，于是，每个人眼前都是一片辉煌。
牌局开始之后，我一路惨败。眼看着别人面前越来越金光灿烂，我的硬币越来越少。别人摊成一堆的硬币面积越来越大，我码成两摞的硬币越来越矮，直到只余下一摞了，而那一摞也正势不可挡地矮下去……
母亲真是个聪明人，没有比每人均等发给五十枚硬币更好的比较方式，不用纸笔，也不用点数肮脏的钞票，各人的实力都摊在面前，一目了然。赢家在做着无意的炫耀，输家感受着有形的压力。那一堆堆硬币分明成了一个个光环，面对他人越来越盛的璀璨，自己越来越少的储备，我意感到一种恐慌。我很快就将一无所有了，我的硬币只余下最后的几枚了……
又输了一局，我笑着用手捂住自己面前的硬币，说：“不给了，绝不给你们了。”
姐姐取笑说：“多乎哉，不多矣！”
一句玩笑，竟勾起我许多感伤。我的硬币真的不多了！
面前的硬币仍在我的凄楚与无奈中一点点少下去，只余下四枚了，三枚了，两枚了，一枚了……一种绝望的情绪袭来……
一无所有其实是必然的结局！
墙上挂钟的时针指向夜里11点时，母亲心满意足地提议休息，所有的硬币又都收入牌盒中，每个人面前空荡荡的了。不论是赢家还是输家，我们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
我是在骑车回自己家的路上听到新年钟声的，这座城市电报大楼顶端的钟破例在子夜敲响。我忽然间明白自己面对少去的硬币何以如此感伤，于是那一声声钟便敲在我的心上……
我失去的不是金钱，我亦不是在感伤于屡屡的败北，那金灿灿硬币的越来越少，分明是形象地昭示着逝去的辉煌，一种不可避免的流逝。
新年的钟声敲响了，旧的一年过去了，就好比我面前的硬币，又少了一枚。
我忽发奇想，人生中的每一年其实都可以看作一枚硬币，我们生命的硬币一枚枚离我们而去。只是在牌桌上，我们形象地看着硬币的存在与流逝，而在生活中，我们却对生命的逝去视而不见。我们通常会以一种欣喜的心情互祝新年的到来，却忽视了彼此又支付了一枚人生的硬币，正在走向必然的死亡。
假想我们每人有七十岁的寿命，在我们出生那一天，便于案头摆上七十枚硬币，每过一年就拿去一枚，那么，我们将会以一种怎样恐怖与绝望的心情面对越来越少的硬币呀！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都在目睹自己生命的流逝，只是不如这硬币显示的更具体、直接，我们的生命将被那一枚枚硬币具象化了。我们看着生命的硬币越来越少，耍赖拒付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眼看着它们减少，只有恐怖与无奈。
牌桌上的硬币有输有赢，人生的牌局上每个人都是输家。牌桌上的输家还有赢回的希望，人生的硬币却只输不赢。
而如果我们将那一枚枚硬币支解开，每一枚硬币变成三百六十五枚分币，每一枚分币又变成若干纸币，我们正在以怎样快的速度支付着呀！我们生命的银行里原本所存不多！
每个人所拥有的生命硬币其实是相差不多的，短寿的人被别人抢去了他应得的硬币，或是提前支付了原本应该留待今后支付的，前者可以是意外死亡者，后者是积劳成疾而被病魔夺去生命的人，那些拥有比常人多的硬币的人，往往是精打细算将每一枚硬币掰作几半花的人。那些从死亡边缘回转来的人往往会说：“我捡了一条命。”仿佛比别人多了一份生命的硬币，但那“捡”回来的原本也在他的金库里，只是某种力量想使他预支而没有做到。古今不乏幻想长生不老的人试图透支生命的硬币，但我们听到过成功者的故事吗？
没有人能够做到让生命的硬币增多，但如果付出努力，却有相对增值的可能。在将一枚硬币支付之前，尽可能多地努力劳作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硬币增多了。但这的的确确是相对的，你永远不可能有无穷无尽的硬币来支付，不论你如何努力，也不论你“学富五车”或是官居一品。
比较而言，使硬币贬值却太容易做到了，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更何况，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硬币中，总有一些是在混沌中支付的，当我们年幼得不懂得吸收和创造，或是年老得无力吸收和创造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真要在案头摆出生命硬币的话，应该去掉这两极中耗费的。
如果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把一摞硬币放到案头，不断地拿去一枚又一枚，也许我们对于人类社会，对于生活的意义，都将获得全新认识。而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将更认真地对待那正在减少的硬币，从而使每一天都活得更有意义。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将来”。我们拥有的只是今天。
同样是在那张岁末的牌桌上，家人谈起，有些好美的女孩子用金黄色的五角硬币打制成饰品，佩戴于身。其实每个人生命的硬币也都被打成这样或那样的饰品了，只不过更多地是佩戴在灵魂上，装点历史。打制成什么样的东西，真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1996年第一天，早晨醒来，我拿出四十枚硬币摆在案头，我对自己还能勤勉地工作四十年有信心。每年岁末的那天我都将拿掉一枚硬币，到我面前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将是68岁。如果我在68岁后还能继续工作，我想那一定是命运之神因为我对人生格外认真而例外嘉奖了我一些硬币。
也许每个人都该清点一下自己生命的金库，把余下的金币码放到案头。
第二编 生命生 命
住院伊始，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慌。我被告知这将是一次小手术，切除我左臀部那个已有六七年的硬块，每年，它都会发炎、肿胀一两次。医生说，这叫臀部窦道。病房里住着10个男人，肛肠科的病房极难见到临危的病人。10人中，有的是痔疮，有的是直肠炎，医生讲，我的病是最轻的。
恐慌是在了解了病友的病情之后开始的。
我曾将直肠炎理解为肠炎相近的病症，聊天后才知道，直肠炎的病状是人无法控制排便，排泄的生理欲求随时都可能到来，在病者寻到一个合适地点之前便可能一泄千里了。而人类目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