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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天才利用了俗世对他们的误解和加给他们的荣耀，来达到自己更快地拯救民众的目的。虽然相对于历史，我们要感谢民众的庸俗和天才的“灵活”，但相对于真理和个人而言，天才仍然被扭曲了。我不知道是否还该称他们为天才。
即使人们真的对天才有了一知半解，距离真正读懂他们还为时太远。孤独是真正天才必然具有的特征，越伟大越孤独，两三个以上知音的存在便足以使天才不复为天才。
来自俗众的过多赞誉是危险的，它是整个世界精心策划的一次联合行动——谋杀天才。这是最恶毒的谋杀，被谋杀的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今天人类仍远未能到达他们应该企望的乐园，很大程度上要归罪于此样的谋杀。他们的希望是，在一片歌舞升平中，自己与天才合而为一，这是一种妄想，天才是常人永远无法启及的。
另一种危险性更大：天才趋向于俗众，与之合一。
当我们惊叹天才人数之少时，不可忽视，许多成功地焕发了自身潜能而成为天才的人，在成为天才之后又因为某个偶然的契机和必然的诱惑而与俗众合而为一了，他们此前的抗拒与挣扎复归为无。这其实不是真正的天才，真正的天才是贫贱与富贵都无法改变其志向的人，是那些历经磨难仍毫不动摇地捍卫着真理的人。
验证一个天才是否是真天才，不妨观察他的孤独与痛苦是否持续到生命的终止。
第二编 生命精神的迁徙
到北京生活不满三个月，便有天津的编辑写信来，约我谈一谈迁徙。她在信中说：“假如没有满腔的勇气、信心、乐观、浪漫，是不能成行的。绝大部分中国人缺乏一种挑战新生活的勇气，满足于现状，不知进取。”
我知道自己不乏勇气、信心、乐观与浪漫，但是被她这样与我到北京生活这件事联系起来，总觉得过于昭彰了。我甚至从未想过自己这次生活的改变可以称之为迁徙，在我的印象里，这两个字是与那种属于团体行为的重大远征连在一起的，而我的同行者，只有妻子一人。
坦白而言，我一直觉得如果单就到北京生活这一举动，于我实在算不得一件大事，就像昨天头朝南睡觉，今天头朝北睡觉一样。但是顺着这编者的思维想下去，又真觉得人的每一次细小的决定后面，都隐藏着巨大的背景，只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于忽略罢了。
于是便大言不惭地谈起迁徙来了，写下的第一句话竟是：“迁徙使猿成为人，使人成为更精神化的人。”
我们必须感谢古猿从树上迁徙到地上，这可能是一次最近距离的迁徙，但它影响所及的距离却无法估量。如果没有那次迁徙，便不会有坐在电脑前谈迁徙的我和你正在翻阅的这本书。人类学家通常将那次迁徙视作一次被迫的举动，古猿的生活正在被日益减少的森林逼到绝境。而我却从情感上更愿意将其看作一次主动的行为，地面上的食物和景物诱惑着我们的远祖，它们渴望新奇。没有哪个学者会否认，对未知事物的好奇是人类这种被称为“裸猿”的动物的独特的原始遗存。
人原本是一种迁徙动物，城市的出现使我们丧失了某些本性。当我们习惯于“家乡”的概念时，已经距离我们这种生物体原本的自然属性很远了。与古猿拥有最近血缘关系的大腥腥从来不在一棵树上栖息三个夜晚，而人类早已形成渴望在一小块土地上栖息一生的集体意识，这被看作一种幸福，所谓安土重迁。于是，我们丧失了领略更广阔空间的可能，我们的生命也注定与我们的视野一样狭隘。
我没有对那编辑谈莫瑞斯的“裸猿”，我只是告诉她，我真的一点没有她所说的那种对安稳生活的迷恋。恰恰相反，我总是渴望一切新鲜的体验，一切未知的事物。安稳的现状习惯了，我便会觉得生活沉闷无聊。我喜欢在未知中体会快乐，居住环境如此，精神生活也是如此。
工业社会的畸形发展更助长了对安稳生活的现有生活的迷恋。大工业的特点就是使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进而变成企业、城市的一部分。人是工业化了的社会中一个依赖于整个系统的一个链条、一个齿轮，而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性化的自我。这是人的异化与悲哀。勇于走出固有生活的人，本质上一定是那些更关心自己独立价值并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外在的安逸使人失去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许多东西，而对精神的执著使人必须成为安逸温床的背叛者。我们在迁徙中成熟，其实这已被那句中国老话揭示了：人挪活，树挪死。迁徙真的没有人们想像中的那么需要勇气，你走出来天高地阔，风清云淡，所有的忧虑都将显得可笑。
物质的繁荣一方面将人固定在一块土地上，另一方面又使人更有条件离开这块土地。我们不同于那些闯关东的祖先之处在于，他们的迁徙与否更多地受物质因素决定，而我们的迁徙则更多地取决于精神，取决于我们的心灵是否向往更为广阔的空间。因此，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讲，单纯为物质因素进行的迁徙也许已经算不得现代化的迁徙了，真正的迁徙者在寻找精神的沃土。
尝试迁徙可以被理解为尝试另一种迥异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改变生存状态则意味着体验另一种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在延长生命了。更何况，如果我们有幸在短暂的生命中融入、汲取不同生活空间中不同的人文精神，我们便是经历不同的人生了。我知道自己终将抛弃北京，而投和另一种更为迥异的生活空间。就像我在写作上不断更换体裁、题裁一样。
我们要再次感谢人这一物种的好奇心，它使我们从蛮荒走到今天，还将继续走下去。迁徙这一貌似个人生活的小举动，从广泛的哲学和社会心理层次上讲，无异于人类对必然的死亡终结的反抗。于是，悲剧意义的人生因此具有了正剧和喜剧的旋律。
（北京话题之二）智慧的生活
波兰通讯社驻北京记者达勒维奇皱着眉头对我说：“我在北京接受不到先进的信息，买不到自己需要的书，过不了智慧的生活。”我愣愣地看着他，无言以对。为了在这座城市接受先进的信息，买到需要的书，过智慧的生活，我刚刚抛弃宽敞的住宅和安稳富足的日子从另一座城市迁到这里。这个老外记者轻易间说出的话，对我构成讽刺和打击。
我对北京这座城市向往已久。我甚至于常对别人讲，如果不是天津紧邻北京，使我得以在过去的几年间经常到这座城市采访、会友、买书，参加各种会议，接受各种信息，我不可能是现在的我。
北京整座城市便是一个大文化，提供给我们一种更为智慧的生活，足以诱惑我抛弃某种物质的生存。别的姑且不说，单就那一个个书店里出售的图书，品种之广博，学术之精深，就远非天津可以望其项背。在京城书店里徜徉也是一种享受，爱书人可以感受到一种身心的舒适。这貌似一件小事。但不要忘记，有时与一本好书的邂逅能改变一个人的整个生活，甚至他的生命定位。
到北京三个月，我买的书相当于过去两年的总和，整好摆满一个书架。当抱怨书价上涨之声不绝于耳时，我常常窃喜书的定价实在太低廉了。20元钱，在饭馆里只能点一个菜，吃过几小时便化作废物，而20元买一本好书，却可能使我们受益终生。
无庸置疑，北京集中了中国顶尖的文人，顶尖的艺术家，顶尖的思想家。它无疑是中国汲取外来文化最迅捷的一个城市，无疑是思想最活跃的一个都会，它本身的传统底蕴也厚实得使我们觉得自己渺小得可怜。北京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我们过一种精神的生活的，如果我们在这里找不到智慧，又能到哪里寻找呢？
继达勒维奇之后又一个打击接踵而至。中国最权威的一家学术出版社的编辑在饭桌上对我感叹，20世纪人类最先进思想家的伟大著作，因为许多原因中国还有没有引进。他说：“我们许多学者用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孜孜以求的课题，可能早已被西方的学者推演到了顶峰。”
由于无法得到最先进的信息，无法与世界最尖端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人文科学接轨，我们空掷了许多时光，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某些领域的思想不得不落后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几乎与此同时，一位留洋归来的女博士也发出警告：中国现在已经出版的尼采著作都是根据早已被国际学术界废止的旧版本译出的，远远无法显示尼采真正的魅力。
每一个关注自己精神家园建设的人都不能不感到困惑与痛苦。我们可以简单地完成从天津到北京的迁徙，但显然不能轻易完成一次跨越大洋的迁徙。其阻隔绝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更大的阻力将是面对文化隔阂所产生的精神孤独。即使个体的人可以抗拒这种隔阂，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也绝不存在着可以寄希望于迁徙的整个民族的精神繁荣了。
当汤因比将因袭了古希腊文化基因的当代西方文化看作惟一日益昌盛的文化时，于其它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学者从他们出生那一天起便处于一种思想的海拔劣势，这种先天不足将使我们的学者走许多弯路。而人生如此短暂，对于每一个想在人类的精装史中留下自己业绩的学者来讲，任何一天的浪费都会带来巨大的痛苦。
还是那家权威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北京一些学者到西方呆几年回到中国，都不敢再搞学术了，转而去做生意。“他们明白，这辈子再努力，也不可能在学术上建树新的高峰，所以不如去做点实事。”他说。
我完全理解这些学者对个人生命的重新界定，但是，如果都去做“实事”了，我们的海拔劣势便永远不可能改变了。
我仍在北京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