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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诗人灵魂的差异点——一个是那么天真和慈悲，另一个却是那么傲
慢而缺少情理。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拜仑所遭受的家庭、异性和社会的
冷遇及虐待是那么深重。但是，他那种过于矫激的行为，总很容易驱使
我们的同情和爱，更倾注到像雪莱那样天真率直的人物身上去。我们耽
爱质朴，而不喜欢矫情。
但是，从整个人看，拜仑的确是具有一种魅人的力量的。他像一条
铁索般牢系住我们的心。这不仅仅像雪莱那样，主要的是对他抱着一种
怜才的念头。我们对他怀有更崇高的爱敬。几年前，当我在陀勒（Toller）
那部名剧《机械破坏者》的篇首，读到拜仑爵士在贵族院慷慨地替劳苦
人民辩护的演讲词，我的心情禁不住热烈地腾烧起来。直到现在，我还
没有消失掉对于那个剧本的眷恋。在这个传记里，不是动人地记述着他
在意大利积极地参加当地革命团体（烧炭党）的活动情形么？这是和他
后来穿起绯红色的戎装，在那个偏僻的小村里，为希腊那古民族的文化
和自由而战斗而牺牲的行为，有机地相关联的，而且一样叫人心魂驰慕
的！
当然，我们不会把拜仑当做神看待。我们知道他的许多弱点，也知
道影响他的豪侠思想的时代浪潮。他的最好的思想和实现这种思想的行
为，原是当时欧罗巴社会的必然产物。而他因为出身、教养及生性等关
系，在思想上、行为上（同时又在作品上）不免遗留着种种束缚和限制
的痕迹。他是一个新旧过渡时代的人物，他虽然最后大踏着步赶上时代
的尖锋，却已经是满身血肉模糊的创伤者了。但是，不管怎样说，像他
那样勇敢那样慷慨的贵族知识分子，总是英国的甚至世界的文学史和社
会史上的一个夸耀！
当作艺术家看的拜仑不消说了，当做人看的拜仑，也是那么英雄卓
特的！他是一位能够用生命去殉从理想的人。他是我们异代的师表。
鹤见祐辅是现代日本文坛一位知名的文笔家。同时又是实际政治的
参与者——他一向是民政党的国会议员。
他的主要思想，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但是，他的狭隘的国家观念
好像颇为强烈。他曾经用盼望产生卑斯麦一类英雄的热望告白于年青的
本国人民。所谓“英雄待望论”，便是这种心情露骨的表现。
他的文笔好像比他的思想来得可爱些。他写了许多游记、随笔和小
说，因为语词的热烈和活泼，作为青年读物，作为大众读物，都得到很
广大的读者。他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在十数年前，已经由
周豫才氏译成中文，比较喜欢新文艺的人大概是读过它或者晓得那个名
字的。近来好像又有人译出他的另一个随笔集《读书三味》。我自己是
爱读他的文章的。他的《南洋游记》和《欧美大陆游记》等，都是曾经
占据过我的案头的书物。到现在，我还会偶然去读一读那些从《思想·山
水·人物》的译本里选出来的篇章。
鹤见氏又是一个雄辩家。我曾听见人说，如果日本现在要举出四个
雄辩家，他便是那当中的一个。记得有一回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请他
演讲，我也曾在那广座上做一个听者。他大意是说，中国到日本留学的
学生，大都是间接去学习西洋学术的。就文学方面来说，主要是在那里
研究英、法、德、俄等国的作品，对于日本文学即使加以涉猎，也大抵
限于明治以来的东西。他认为这是一种可惜的事情。远迢迢地到那个国
度去求学，却放弃了认识和享受她本身文化艺术的好机会。他还说，他
无论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去，行箧中都没有忘记带着那部他所爱读的唐
诗选本。又说，他到浙江某处游览的时候，追想起千余年前他们的高僧
最澄（谥号传教大师）到中国求道的故事，不禁感到两国文化关系的深
长和那求道者精神的高迈。他的话并没有藏着什么奇思妙想，但是，在
台下人的耳里却颇觉得娓娓动听。他是一个能够把那平常的道理用不很
平常的话讲述出来的人。简单的一句话，他是一个雄辩家。
他自己最得意或者使读书界最感兴味的，怕要算到他的传记作品
吧。在这部《拜仑传》出版以前，作者早已印行过《俾斯麦传》和《拿
破仑传》等流行一时的著作。《拜仑传》据说作者是预备了许多时间才
动笔的。它作为通俗的读物，出版以后，曾经非常风行。没有多长时间，
便再版了许多次。现在我们平心看起来，这个革命诗人的传记并不是没
有缺点的。例如对于拜仑个人生活和时代的关系没有更深刻地注意到，
文词上也往往有流于浮夸的地方。这些都可以说是重要的缺点。但是，
资料丰富，风趣横溢，文词也大都生动流利，拿这些长处来表现一个卓
特的天才，是会对读者产生相当重大的魔力的。
今天，在艰苦地战斗着，在崇敬着拜仑那种豪侠行为的中国知识分
子，特别是青年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会从这个传记里得到深刻的感动和
高贵的启示么？
1941 年11 月9 日序于坪石谈《王贵与李香香》
——从民谣角度的考察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是我们新文坛上一个惊奇的成就。
这篇长诗的风格很单纯。跟这恰好成对照，它的意义却相当丰富。
譬如说，它反映了中国历史转换期的伟大的现实；它完成了我们多年来
所期望的艺术和人民的深密结合；它创立了一种诗歌的新型范。。
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它的好处，往往很容易使人感觉到。可是，要
充分说明它却又相当困难。《王贵与李香香》好像青空白日一样，谁一
看到它，就会感到它的爽朗、明丽。但是，要对它作一种确切、深入的
阐明，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郭沫若、陆定一、周而复诸先生的序跋，自
然尽了提纲挈要的任务。说到那更周详的剖析、探究，却还不能不稍待
将来。为着对这种评论、研究的工作尽一点微力，现在我试从民谣的角
度，对它做些粗略的考察。
仿作民谣，本来不算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从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史上
看，从我们中国的文学史上看，都不能够说是没有前例的。就我国过去
的文学史实看，例如唐朝的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宋朝的苏轼，明
朝的宋濂等文人，都曾经多少有意地仿作过民谣。但是，他们的仿作，
大多出于偶然的兴趣，并不把它当做正常的创作道路，而且成就也没有
怎样重大。就是新文学运动初期作家之一的刘半农，他写作了20 多首仿
效江阴船歌的作品，在见识、勇气和艺术成绩上，都值得相当佩服。可
是，要把他跟《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来比较还是不相称的，尽管《瓦
釜集》也有它自己的历史意义。
在创作的意识上，《王贵与李香香》的创作者，固然不是由于贪爱
新奇，也不仅由于热爱人民的艺术形式和思想。他从事这个工作，主要
是由那种正确的理解，更由于那种伟大社会力量的推动和哺养。他是跟
广大的革命人民一起呼吸，一起战斗的。他的作品，和本格的民谣血脉
相通，骨肉相连。他的创作意识就是人民的创作意识。严格地说，他不
是仿作者，他是道地的民谣作家。而且他所代表的人民意识，是进步的
人民意识，是新时代的人民先锋队的意识。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是代表
人民的，并且是教育人民的。它不仅是重要的历史现实的反映，同时也
正是社会前进的精神的乃至物质的力量。从这种意义看，在我们过去文
学史上是很少人可以跟这位作家相比的。
在形式或技术上，跟在创作意识上一样，《王贵与李香香》作者的
成就，也不是普通的民谣仿作者所能够随便赶得上的。在内容上，要做
到完全民众化固然不很容易，在语词上、腔调上和风格上要做到完全和
人民自己的作品一样，自然更加困难。就是那些历史上的著名诗人，也
没几个在这方面有较大的把握。例如歌德，他那样富于天才、学力，并
且对于民谣那样热爱（他曾经亲自采集过民谣，并对它发表过深刻的意
见），但他被公认为具有民谣气味的作品，也不过只是《野玫瑰》等少
数篇章罢了。以白居易的才能和创作上的力求通俗，他的《竹枝词》（仿
巴渝地方民谣的作品），在风格上到底也不能够怎样肖似真正的民间作
品。总之，仿作民谣，要做到“逼真”的境地，是相当困难的。《王贵
与李香香》的作者，不仅在许多地方巧妙地运用了现成的民谣，更值得
注意的，是他自己创作的绝大部分，各方面都跟自然的民谣那样神形毕
肖。这是一种可惊异的艺术成就。
比、兴是中国民谣传统的表现方法。它也是民谣形式上的一种特色。
自国风、吴声歌曲，以至现在中国西北及南部各省的民歌，都具有这种
特色。在文人作品中，比喻还不怎样稀罕，起兴却极少见到了。因为在
一个作品中，那起兴部分和下文的关系，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这正
是口头文学的一种特点。文人知识比较发达，创作意识比较明显，在这
种地方，倒显得不易见长了。如同我们大人比起小孩子来，尽管能力强、
知识富，但是要去仿效他们的“天真”，就不容易成功。从中国文学史
上看，这种表现法，唐人以前的作品中，还偶然可以碰到，唐以后，差
不多就近于绝迹了。《王贵与李香香》在学习民谣的形式方面，很惹人
注意，也很叫人佩服的，主要无疑是这类比、兴的表现法（特别是兴）。
在这篇叙事长诗中，比、兴不但用得很多，而且有许多地方还用得那么
好。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
瞎子摸黑路难上难，
穷汉们就怕过荒年。
风吹大树嘶拉拉的响，
崔二爷有钱当保长。
玉米结子颗颗鲜黄，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