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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罚2元、当众放屁罚5元”，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争做文明现代人”。
我不知道学校出台此规定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权当是真的为了培养“文明现代人”。学校是育人之所，学生文明生活习惯的养成自然是教育者的重要目标，当众挖鼻孔、放屁确实不雅观，教育者有责任引导孩子们尽量改正那些粗鄙的行为。
但是我的疑问是，“文明现代人”是“罚”出来的吗？我们习以为常的行政处罚，实质上并不是体现行政单位“管人”的权力，从法理上来说，行政处罚权是公民通过一定程序的授权（主要是授权立法），为了保障更多人的合法权益，授权执法部门对某些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进行处罚——包括罚款。这种对公众利益的尊重隐含着对“违规者”本人的尊重，因为“违规”行为不处罚，这次的“违规者”因为下次别人“违规”而成为“利益受损者”，为了限制行政部门扩大或滥用这种权力，立法者制定了严格的程序和被处罚者完备的救济手段（如行政复议的行政救济和提起行政诉讼的司法救济）。
非行政执法部门的企事业单位在内部是否有权作出“罚款”规定，这是个引起法学界很长时间争论的问题。我们身边很多单位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家法”，如迟到一次“罚款”多少等等。赞成者认为这类“罚款”属于企事业单位为保障自身利益、约束职员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因为根据民事、劳动等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成为某单位的一员就意味着有遵守该单位管理规定的义务。社会对这种“内部规定”大多持宽容态度。——除非这种规定违背起码的公平公正原则、有严重违法之嫌疑，如规定职工上下班要搜身等侵犯人权的管理措施。
可是这类“内部规定”大多是针对成年人的，它成立的前提是内部职员承认这种规定的合理性，而小学生是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学校出台这样的规定多大程度体现了广大学生及其监护人的意愿？我们注意到，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是一种提倡性的规章，提倡中小学生应有何种思想与行为，而非禁止性规定。而当众放屁要罚款完全是一种禁止性规定，它明确告诉学生们：你只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
现代教育的要义首先是尊重受教育者，如果连对受教育者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谈何教书育人？而放屁显然作为一种生理性行为，有时是难以控制的，对这种生理性行为，学校的管理者授予自己可以“罚款”的权力，显然是对学生的不够尊重。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第三章《学校保护》中规定：“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一个学生如果因为控制不住当众放屁被处以罚款，那么这个心智未完全成熟的孩子心灵会受到何种冲击？他的人格尊严是否受到了污辱？尽管校方解释此项规定出台后，还未有人受罚，但尚未有人受罚并不能说明这项规定的合理性。
我想起了古代一个笑话，一个官员派往他恩师的家乡作乡试主考官，启程前上恩师家辞行，询问恩师老家有什么人需要关照的，这位恩师恰好放了个屁，他觉得当众放屁有伤斯文，在学生的恳切询问下，他随意自我解嘲一句：“下气通而已”，学生误以为老师在说要关照者的人名。到了恩师老家主考，应试者中恰好有个叫“夏器通”的士子，这位姓夏的士子自然吉星高招，榜上有名。
借用这则笑话，我想说明的是，“下气通”这事，连达官贵人都控制不了，何苦去为难那些孩子呢？好书尽在cmfu
闲闲书话 回西部牧羊
（起7W点7W中7W文7W网更新时间：2004…3…21 21：48：00 本章字数：442）
（我的根，在南方，
我的魂，在西部；
在这个古老的都市，
我只是一具行走的皮囊。）
我要做一个牧羊人，
不是那个倒霉的苏武，
守着几十年的归乡梦和光秃的汉节。
我要做一个快乐的藏族男儿，
名字叫做尼玛措或者旺堆。
赶着的那群白羊，
是唐古拉的岩石，
是昆仑山的暴风，
是祁连山的大雪。
长长的鞭儿一挥，
翻过日月山，
扎陵湖畔，水草丰美。
褐色的地表下面涌动，
先祖们奔腾的血液。
在两条河流，
父亲和母亲之间，
我选择的地方，
可以纵酒高歌，
可以酣然入睡。
远处的三眼笛吹起，
是格萨尔王的战歌，
是穆天子和西王母的鼓乐。
我，这个快乐的牧羊人，
独自守着，
西部的星星和西部的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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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历史随笔＇达里诺尔湖畔叹蒙元
（起6K点6K中6K文6K网更新时间：2004…3…21 21：51：00 本章字数：4608）
马年的6月下旬，内蒙草原迎来了十年来难得的雨水丰沛，草原处处可见勃勃生机。我来到了克什克腾旗内的达里诺尔湖畔。达里湖是内蒙境内第二大淡水湖，岸边是千倾牧场，湖面银波闪闪，它在蒙古人心中，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这片草场是当年蒙古人马蹄南下，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最后一片草场，也就是说这一带是蒙古人所栖息家园的最后一道防线，越过此地向南，便是问鼎中原的进取；收缩到此地，便是退居漠北的防守。
湖畔有元顺帝的宫殿遗址，当年朱洪武的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元顺帝即未投降，也会殊死抗战，而是打开都城北门，败退到这片草原上，将南方那片锦绣河山，又拱手退给了汉人。近百年的中原经营，让蒙古贵族心甘情愿地放弃万里山河，是很难的。元顺帝带领蒙古贵族，在这片离中原最近的草场，肯定商量过励精图治、重图中原的大计，但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蒙古人的铁骑到底没能再越过汉人用石头砌成的那道长城。
而达里湖畔南面不远的地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古战场乌兰布统，当年康熙大帝亲征，在此一举击溃了噶尔丹的大军，蒙古骑兵从退回漠北后长达300多年对北京的威胁就此完全解除，蒙古人重续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荣耀的梦也就此破灭了。
在达里湖畔的那晚，我住在曼陀山庄的蒙古包里，又大又亮的月亮升起来的时候，草原一片清辉，蒙古族朋友邀我参加当地的篝火晚会。吃罢羊肉，喝完烈酒，善舞的蒙古族青年跳起了英武的舞蹈，悠长的牧歌也在草原上响起。
我听着这牧歌，感觉到剽悍的成吉思汗子孙，把当年的荣光已经寄托在这歌声里面，歌声除了对荣光的回顾，也带有那么一丝难言的忧伤。
从1279年南宋最后一个皇帝滔海自杀，到1368年元顺帝开门北窜，这个威加四海，纵横欧亚的帝国统治中原仅仅90年，这难道是朱洪武所说的“胡人无百年运”的历史宿命？可朱洪武此说仅仅是他对明之前历史的一种经验性总结，事实证明同是胡人的满清却统治中国300年。民族压迫、统治者的暴戾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解释，并不能准确说明蒙元失中原的原因。
如果我们简单地考察元朝的社会形态，觉得元朝灭亡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从军事上来说，当是元朝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几乎没有外患，反而是所有的邻居都害怕这个“巨无霸”；从经济和科技上说，当时广袤的疆土被开垦，棉花、水稻得到大面积种植，矿业、手工业发达，纸币得到广泛的应用，出现了郭守敬、黄道婆这样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科技家，中央政府从未有财政困难之虞，马可波罗对元朝强盛的描写决非虚言；从文化上来说，元朝的戏曲是历史上难以逾越的一道文化高峰；从社会控制来说，元朝统治者无不用其极，相比较以前朝代的“王权不下县”，元朝把统治权威伸到最基层，50户为一社，社长也由统治者信任的蒙古人或色目人充当，摧毁民间一切可能反抗的资源，如五户合用一把菜刀，民间不能拥有马匹等等。
乍看起来，以元朝国力之强盛，社会控制之严密，应当江山永固，可是为什么不到百年而亡？苏秦《过秦论》中“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亡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似可作解释。当时元朝统治下出现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可统治者不能因势利导去代表它，反而逆历史潮流而动。用看似严密实则落后的统治术来统治一个经济、文化都处于世界前列的国度，就好比一个小孩拿一把威力无比的屠龙宝刀，刀锋越利，持刀者越容易反受其害。
不愿意做统治集团的转型
作为一个外来政权，王朝的统治集团转型应该说比任何一个汉族政权还要迫切。汉族政权的更替，可以有“受命于天”的超验性解释，只要新政权能休养生息，政权的合法性很容易得到解决。而胡人政权的合法性塑造更难一些，所以后来满清皇帝开国以来在这方面一直非常尽心。连汉族皇帝刘邦都知道“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可做为外来政权的元朝，却根本不愿意进行统治集团的转型，反而迷信于用武功治理天下。
这种不愿意转型首先表现在四等人的划分，这实质上就是将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合法化，掌握大权者只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中国人对外来政权并未一味排斥，从五户乱华以来，到元朝以前统治中国北方的辽、金，虽然也有民族压迫，但总体说来汉族精英层和最高统治者的合作是成功的，权力层对大多数汉族人是开放的。中国统治者一般而言，夺取天下后，除皇权不能觊觎外，其他的权力对全社会是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