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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年房子装修时，4个山东来的民工给我干活，居委会的老太太来检查，要他们出示暂住证，两个暂住证过期的连忙从消防口串到楼顶，飞也似的跑了，另外两个有暂住证的没走。老太太要没收这两人的赞助证，直到他把另外跑掉的两人叫回来才还给他。刚从山西来我家的老丈人前来说情。居委会老太太一听山西口音，命令我老丈人一并去办暂住证。
回来后我听说此事，非常生气。跑到居委会和他们吵了一架：妈的，老爷子来北京看女儿女婿，要去办暂住证，真扯淡。而且居委会有什么执法权？敢没收别人的暂住证。作为居民的自治机构，居委会和居民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们看过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看到来者非善茬，一问单位，和他们上司的上司关系密切。于是把暂住证给退了，我老丈人办暂住证的事也不提了。
后来我想，如果他们面对的不是“和他们上司的上司关系密切”的人，那会怎样？如果那两个从楼顶上逃走的民工摔死后怎么办？
北京的警方抓住没有暂住证的，（或者将人的暂住证当场撕掉，说：“你的暂住证在哪？”）先关在昌平区七里渠，然后再遣送回乡，让家里拿钱赎。一旦到了当地警方手里，赎的钱就更多了，因为“成本”更高。所以一旦有人抓进去了，往往找北京能说上话的老乡、亲戚从七里渠收容所保出来。我多次受老乡之托，去七里渠收容所领过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泪水，常常浸染着我被城市打磨了许多年的心。
一次陪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北京工作，在最后和北京政府高层交流意见时，有代表义愤填膺地痛斥北京对外地人收容的不人道。相关政府人士顾左右而言他。只说，全国都是这样做的，如广东等等。
收容政策的不合法，其实包括执行者在内也心知肚明。有一次我和一个派出所的警察兄弟在一起吃饭，我说你们收容遣送，先不讨论是否违法。就是在同一样政策下，你们都是看人下饭。比如长虹的老总倪润峰，他的户籍在四川绵阳，来北京在五星级宾馆住2、3个月，按你们的规定，应该去办暂住证。但他不可能去办，你们也不可能去遣送他。而同样一个绵阳农民，他和倪润峰一样是来北京的绵阳人，如果不办暂住证，你们查出来肯定遣送。这哥们说，这道理谁都懂，可上头要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收容政策不仅违宪，也违背立法法。立法法实施已经三年多了。按道理说，一旦立法法实施，一切和上位法及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应当自动废止，或者立即修改。
收容办法本来是针对那些无家可归、不能自食其力的流量者、乞丐、精神病患者、找不到监护人的未成年人，是一项救济政策，然而它现在正好走向救济的反面。当收容对象扩大到来城市未办暂住证的外乡人时，就成了捞钱的工具。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不给人任何申请行政复议的机会，不提供任何申诉、救济的渠道，就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不是违宪是什么？
去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务院开始清理和世贸原则以及宪法有冲突的行政法规。我找到一位在国务院法制办干这项工作的朋友，问他92年出台的收容暂行规定，是否在清理之列。他说这个东西是国办转发两部委的文件，根本不是行政法规，暂时还不在清理之列。
当从法律上、制度上不能给公民提供保护时，看起来弱者容易受到伤害。但是强势与弱势是相对的，谁都不能有绝对的安全感，谁都可能成为一项违背公正人权政策的受害者。过去的大臣，今天还位列三公，明天就可能被抄家、腰斩，他和草民的命运没有本质的不一样。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手握一本宪法，依然保护不了自己。
去年《中国青年报》有一篇评论中写道：“城市不可能独立于农村独自享受现代文明，就像一个人不可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诚哉斯言。我们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富裕还是贫困，是城里还是乡村的，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包括那些遣送过或者正在遣送进程农民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来关注这个问题，平等地、理性地对待农民兄弟。社会群体的对立、城乡的分割是很可怕的。
一位在一家饮料厂打工的民工（我用“民工”这个词，援用习惯叫法，无歧视之意。严格应该叫“进城务工人员”）对我说，软饮料你千万别喝。我们在纸包装饮料封包前，常常往里面吐唾沫。谁叫城里人瞧不起我们。反正我们也不会花钱买这些饮料。
北京平安大道红绿灯可以由过马路的行人用手控制。夏天，一些民工并不过马路，而是在马路边乘凉。他们没事就按绿按钮，让空空的人行道变成绿灯，让汽车等着变灯，自己在一旁呵呵直乐。我为此问过他们：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不道德吗？一位进城青年振振有词说，城里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们为什么要守他们的规矩？
你不尊重人家，而要人家老老实实守你们定下的规则，是不是太不现实了？去年青岛市人大会期间竟然有人提议案，要求为民工设立专门的“候车区”。我听了感觉悲哀。参政者如此素质，他难道不了解世界上人为隔绝族群带来的悲剧么？如果一个社会陷入这种相互憎恨、报复的循环中，谁能保证自己不成为受伤害者呢？
我曾经对一些村民委员会进行调查，现在很多村当家的不是复员军人，就是去城市打过工的青年农民，因为他们见多识广。一些饱受歧视、遭尽白眼的村长对城市人、对上面政府机关的人，有着非常大的敌视情绪。如果我们的农村基层自治机构再多一些这样的当家人，我们的国家会怎样？
胡鞍钢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要善待进城农民，就像善待自己的兄弟姐妹。进城农民的根本出路就是成为市民。胡鞍钢认为，要保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就必须打破户籍壁垒，城市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农民。现在多达1亿的农民工，在城市劳动、挣钱，但由于城市不接纳他们，他们不敢在城市消费，一分钱都要攒下来，寄回农村建房子。流动的货币变成了农村固态的房屋，对国民经济的推动起不到多大作用。如果他们能自然地被城市接纳，那么他们的一切生活、消费就会逐渐融入城市。中国的出路必须是城市化，减少农民的数量。6、70年代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大批农民进城，变成城市劳动者。
想想，当今天欧盟国家之间，国民可以自由地流动，不用签证。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还要办暂住证。也许有一天，我们的孩子长大后，就象现在的新新人类问什么是布票一样，惊讶的问我们，什么是暂住证呀？
但愿这一天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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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首善之区的恶霸村支书如何炼成的
（起8G点8G中8G文8G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59：00 本章字数：1343）
据今天的《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市警方刚刚破获一起杀人抛尸案。北京顺义区李遂镇牌楼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郝化春，六年前因村民杨某“不听话”，伙同当时的村主任（郝当时尚未兼任村主任）、自己的侄子将杨某骗去“商量事情”，然后把杨某杀害，抛尸到一口废井。
报道称，“因为一句闲言”，这起凶杀案才露出端倪，我大智大勇的公安战士“顺藤摸瓜，”破获了这起重案，更据报道称，郝某在村里做了近十年的“当家人”，欺男霸女，横行一方。老支书不退位，他放火烧老支书的院子；有村民服刑后，他上人家里调戏别人的妻子；将村里1000亩土地存包给自己的“团伙成员”，每亩每年租金仅仅3元。
中国农村村一级的党支部和村委会被黑恶势力把持，将“党权”和“村民自治权”作为鱼肉乡民、攫取利益的工具，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在号称“首善之区”的北京，如此恶霸村支书，能占据一村的最高权力近十年，能杀人抛尸后六年内稳如泰山，不得不让人匪夷所思。
我们注意到，郝某是先当支书，再兼任村主任的。也就是说他是由攫取“党权”再推及到“政权”。党支部书记必须由镇党委同意方能任命。在一个只有几万人的小镇，又是在信息发达、村民见多识广的京郊，郝某长期的所作所为，他对“老支书”的“逼宫”行为，该镇党委这么多年来，怎么会毫无所闻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受到欺压的村民如何向上级反映，又如何失望。而像由杨某这样“不听话、不服管”村民突然从人间蒸发，六年内竟然没有人问个究竟？合伙杀死杨某的有好几个人，而且是以“开会商量事情”的名义骗去的，怎么一样蛛丝马迹都没有？当地的公安机关这几年干什么去了？郝某为恶的背后靠山是谁？我想应该不辨自明。
郝某这一事例在全国很具典型性。在中国的基层，黑白合流的趋势越来越严重。由于是党政体制，村民在“海选”村主任，行使选举权时也屡屡受到了“党权”的干扰。在许多地方，村主任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村支书是上级任命的，最终当家的还是上级党委指派的村支书。也是在首善之区的北京昌平区，去年有媒体报道，某村村主任由村民选出几年后，该村的党支书就是不交村财务的账本。由于支书有镇党委的支持，老百姓对于这种公开违反《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的行径无可奈何。
基层党政部门愿意把村一级权力“委托”给“能人”、“强人”，里面的原因很多，一是图省事，这样的人治百姓能“镇得住”，另一方就是这些“能人”和“强人”和上一级权力部门有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能人”、“强人”们通过非正常手段攫取基层权力，反过来又利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