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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兼任女师大教师的鲁迅等人坚决支持女师大学生这一正当要求，并在媒体上著文对杨等人治校以来种种黑暗行为予以揭露。自然引发了和教育部最高长官章士钊的矛盾。
鲁迅和章士钊的矛盾，由来已久。但最开始无非是文学主张之争，鲁迅等人主张文学革命，主张用白话，而章士钊等人以“维护国粹”为名，攻击白话运动。相互之间爆发了笔战。当时鲁迅等人的主要“阵地”是《京报副刊》、《晨报》、《语丝》等刊物，章士钊等人以《甲寅》为“阵地”。
上司和下属之间因学术主张不同而发生争论，这在民初时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双方都是有名的学人，若章士钊明目张胆利用权力，来整肃和他“笔仗”的下属，必定在舆论上失分，因此章士钊虽心怀对鲁迅的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在女师大“驱杨”运动中，鲁迅数次替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这依然没有违背当时有关公务员的法律法规，章也抓不着把柄。
章士钊于8月6日在国务会上提请停办女师大，将北京女子师大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大学。7日，消息传出，群情激昂，女师大学生拒绝“解散令”，成立校务维持会。8月10日，北女师师生在《京报》上发表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紧要启事》，提出了“驱章”，启示称：“章士钊欺内媚外，摧残教育，”“若章士钊在部，敝校与教部完全脱离关系”。（1）
在此期间，鲁迅著《流言与谎言》等文，支持女子师大学生，矛头直指杨、章等人。8月8日，女师大校务委员会召开会议，鲁迅被选为维持会的总务主任。
鲁迅和章士钊的矛盾至此完全激化。章士钊先派人劝说鲁迅：“你不要闹，将来给你做校长。”（2）被鲁迅拒绝。而后，章士钊以鲁迅作为教育部官员，参与学潮，并任维持会总务主任，组织学生对抗政府等理由，呈请段祺瑞将鲁迅免职，8月13日，段命令照准。
鲁迅的 事职务被免后，舆论哗然。《京报》于15日刊出《周树人免职之里面》，文中说：“自女师大风潮发生，周颇为学生出力，章士钊甚为不满，故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秘密呈请执政准予免职。”（3）
8月15日，鲁迅自己亲自草拟起诉书，控告章士钊。事后尚钺回忆，他问鲁迅：“找那个律师呢？”鲁迅幽默地回答：“律师只能为富人争财产；为思想界争真理，还得我们自己动手。”（4）鲁迅虽然不是法律科班出身，但常常被人讽刺为“师爷笔法”的他，这会真有绍兴师爷铁笔写诉状的天分，这份诉状虽然今日不存，但后来裁决书引用了鲁迅诉章士钊的要旨：“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讵教育总长章士钊竟无故将树人呈请免职，查文官免职，系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此种违法处分，实难自甘缄默。”（5）以及他在《从胡须到牙齿》一文中写道：“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6）可看出鲁迅笔法之老辣。鲁迅揭穿章的“未卜先知”，章的“免职理由”就根本不能成立，只能解释为“挟私报复”。而且紧紧抓住章士钊处分他在程序上的违法。
在诉讼过程中，教育部一直希望和解，从11月5日，教育部任鲁迅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助理员，可视为主动亲善，——教育部不希望把事情闹大，于是给他找个直属单位呆呆。
但以鲁迅的脾气，绝对不可能罢休。
1926年3月23日，收到平政院裁决书，鲁迅胜诉。
我们简单梳理一下这场官司的过程，可见当时的司法机关之司法公正，效率之高。
1925年8月22日，鲁迅赴平政院诉章士钊；
10月13日平政院给鲁迅送来章士钊答辩副本；
10月16日，鲁迅进行互辨。
1926年3月23日收到裁决书。裁决书判定：“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其理由是：
“被告停办国立女师大学，原告兼任该校教员，是否确有反抗部令情事，被告未能证明。纵使属实，涉及《文官惩戒条例》规定范围，自应交付惩戒，由该委员会依法议决处分，方为合法。被告遽行呈请免职，确与现行规定程序不符。至被告答辩内称原拟循例交付惩戒，其时形势严重，若不采用行政处分，深恐群相效尤等语，不知原告果有反抗部令嫌疑？先行将原告停职或依法交付惩戒已足示儆，何患群相效尤？又何至迫不及待必须采取非常处分？答辩各节并无理由，据此论断，所有被告呈请免职之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消。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裁决如主文。”（7）
此裁决书寥寥数语，干净利落，推理充分，逻辑严密，适用法律正确。我不得不对80年前中国当时的法官职业水准表示钦佩。
章士钊的败诉，根本原因是对鲁迅擅自处分的程序违法。判决书有两个层次，第一，鲁迅即使违反部令，举证责任在教育部，然教育部无充分证据支持，第二，即使鲁迅真的够处分，也应交给专门的委员会进行惩戒，教育部最高首长无权擅自呈请处分。章士钊的答辩称“形势严重”，在法律面前根本占不住脚。
当然，后来有人评价鲁迅胜诉，注意到1925年底章士钊已去职，法院迫于舆论，才判决鲁迅胜诉。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民国建立不久的北洋政府时期，当时的司法是独立的，当时法官素养是较高的。从提起诉讼到裁决，费时半年，搁到现在，也不能算“司法效率不高吧？”而且行政诉讼针对的是教育部，无论部长如何换，搁到现在，堂堂的政府一个部败在一个小职员手里，总是丢脸的事情。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鲁迅呆在今天，他作为某部公务员，参加外面大学对抗政府的组织，被所在的部委免职，他能打赢行政诉讼官司吗？恐怕他受到的待遇不会仅仅是免职吧？
2003年5月15日
附注：
（1）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年谱》
（2）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
（3） 转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年谱》
（4） 尚钺《怀念鲁迅先生》
（5）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年谱》
（6） 《鲁迅全集》
（7）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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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咱们立法就是“缺啥补啥”
（起8R点8R中8R文8R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54：00 本章字数：2620）
中国的立法理念确实有点像中国人的饮食观——缺啥补啥。肾不好多吃羊腰子，那玩艺不行，多吃鹿鞭牛鞭。这样的理念并非全无道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暗示，——吃过若干条鞭以后，便觉得自己很生猛了。
Sars疫情爆发后，陈永苗等人写了好几篇针对“立法崇拜”的批评文章，并指出深圳正在吵吵嚷嚷欲立的禁止吃“野生动物”的法律是“非法之法”，是有悖于“立法法”。“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一些人还以为永苗饕餮之徒，爱吃野味。其实这就冤枉了永苗，这位有着宗教情怀的年轻人也很烦那些餐桌上“非点野味”的人。但作为一个宪政至上的自由主义者，这种“我讨厌你吃野味，但我捍卫你吃野味的人权”完全可以理解。
其实，这类法律工具主义的做法并不是始于sars疫情爆发，一些有立法权的地方和某些行政部门出台违反立法法的“非法之法”也很常见。根子出在哪里？我认为是因为我国既要保持高度统一的单一制政体，又像顾及一个有13亿人口、经济文化千差万别的大国各自发展的需要。——这实在太难做到了。《立法法》从开始起草，到审议，通过，一直伴随着很多无法解决的矛盾，最后出来了这个有缺陷、具体操作中极易“擦枪走火”的文本。
立法法被称为小宪法，大宪法在生活中都被虚置，成了堂屋上面供奉的祖宗灵位，那么“小宪法”的命运自然可知。比如去年教育部出台了《校园学生伤害处理办法》，作为一个部门规章，它竟然在里面作出了在何种情况下，学生受到伤害学校应当免责的规定。———这些规定显然属于民事基本制度，立法权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这在《立法法》中有明确规定。第九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包括民事基本制度）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该种由国务院一个部门制定的规章显然违反《立法法》，可它照样出台了，你怎么着？还有一次我去西北某省，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在介绍地方立法成绩时，特意提到了该省出台了禁止痴呆者结婚生育的地方法规。听后我大吃一惊，这不是公然违反宪法、剥夺人权么？
立法法规定的立法权限可以用“条块分割、层次繁多”八字来形容。
我国现有十个层次的立法：一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三是国务院的法规。四是地方省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五是地方省级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六是自治条例的立法。七是国务院各部委办的部门规章。八是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九是全国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