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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风吹来，我感觉到早春的寒意。在断桥的末端，看到那边三千里江山，我久久不愿离去。在对岸的土地上，长眠了三十多万中华儿女，当年他们大多比我现在还年轻，唱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歌曲，从这座桥走上了不归路。对于牺牲者，我们永存敬意。但他们的鲜血，究竟换来了什么？对那场战争的争论，现在还在继续。我们一厢情愿地赞颂自己的先烈无可非议，但如果换成韩国人和朝鲜人的角度，将会如何对待这三十万英灵呢？韩国人会说，你看看，就是这些人造成我们祖国的分裂。而南北朝鲜一旦统一，北朝鲜变成一块自由民主的土地，南北朝鲜人对这些志愿军烈士的看法肯定会趋于一致。
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永远是政客们的游戏，而每场游戏惨烈的代价，总让草芥一样的百姓来承担。网上有朋友提出应该将这些烈士的骨殖迁移到祖国安葬，我深以为然。世事无常，沧桑变幻，一场战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评价会不一样，但普通的烈士，他们是无辜的。
下桥后，在旅游品商店买了几本北朝鲜的邮票。大多是歌颂“慈父般的领袖”金日成的，要么就是工农兵铁拳面对侵略者的宣传画。这些场面我好熟悉。神化领导人，是一切专制政权的共性。
4月7日，我在回北京的火车上，一位丹东女孩，这位生在80年代的丫头，对朝鲜人民的苦难表现出近似天方夜谭似的惊讶：他们怎么这样穷呢？这位染黄头发，拿着最时尚手机的小姑娘狠狠地骂了一通北朝鲜，因为她刚听说丹东所辖的东港市，几个渔民在黄海捕鱼时，也许入了朝鲜的领海，被朝鲜大炮给轰死。
面对小姑娘的愤怒，我告诉她，曾经我们和朝鲜是“同志加兄弟”，平壤让朝鲜人最自豪的地铁，全是中国援建，至今朝鲜90％的石油，都是由中国通过鸭绿江下的管道，汩汩地流过去。
这位女孩不解地说：咱中国为啥这样傻呢？面对她的迷惑，我不能再进一步解释了。让年轻人遗忘历史，对某些居庙堂之上的人来说，是最划得来的买卖。1949年至今才50多年，可50多年的历史，在许多80年代出生的人脑中，也是一团浆糊。这个责任，将来由谁来负？
回到北京后刚2天，就在电视中看到巴格达中心萨达姆的雕像被百姓推倒、践踏。我真有“白日放歌须纵酒”的快乐，又一个用谎言和暴力糊起来的偶想倒掉了。而平壤有一座耗尽这个不到3000万人国家1/3铜材、比萨达姆像高大得多的雕像，什么时候倒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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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庙堂制造的苦难为什么总让草民来承担？——从《孽债》到《静静的艾敏河》
（起4Z点4Z中4Z文4Z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36：00 本章字数：2146）
《静静的艾敏河》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部取材于60年代真实故事的电视剧虽然不象张纪中导演的武侠剧那样爆炒，但这部如草原平缓河流与忧伤牧歌般的电视剧，也静静地流进观众的心中。
这是一部近年来难得的电视剧，也许因为囿于现行的体制与官方意识，电视剧不可能对那段岁月做更深的描述，而把镜头更多地对准以多兰为代表的蒙古族人民，表现他们那草原一样宽阔和厚实的爱。种种苦难，仅仅作为无私的爱的反衬而出现。
看完《静静的艾敏河》，我不由得想起前两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孽债》。《静静的艾敏河》写的是60年代初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横行，大都市上海无力抚养福利院众多的孤儿，只好在官方的安排下，到饥馑之状略好于内地的内蒙草原“求食”。让善良的牧民来抚养这些上海的孤儿。《孽债》则是写一群上海知青，在云南边地留下的儿女，被边疆人民养大后，来到上海寻找他们的父母。
两部电视剧都在礼赞边疆人民的纯朴和善良，但在礼赞之余，我们会发现相同的事实：无论是三年的大饥饿，还是知青下乡，都是“庙堂”之上的决策，而这些政策带来种种的苦难，却必须由老百姓来承担。
在古代，老百姓是禁止随意流动的，但碰到天灾时例外。灾区的官员往往允许百姓自动去收成好的地区“就食”。这也算是具有大一统传统的中国一种优势，由于地域广大，各地条件气候不一，因此对各地来说，丰年和灾年也不一样，大帝国内便有民间“自我调节”的功能。
但 60年代初的“灾”和知青的下乡，并非“天灾”，而是人为造成的，是决策层失误造成的。
中国自古解决危机的方法和西方民主国家相比，似乎是逆向的。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一个现代国家，制度的设计和社会危机的处理总是体现“损有余而补不足”。富人和富裕地区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从而用来补贴那些落后地区、弱势人群。如城市对农村的补贴，工业对农业的补贴。而在中国常常是“损不足补有余”，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用“剪刀差”来剥夺农民的利益，从而支持城市建立工业体系。从50年代到80年代，种地的农民必须忍饥挨饿，从自己口中掏出粮食给城市。——这恐怕是亘古奇观。
《静静的艾敏河》和《孽债》就是对这种“损不足而补有余”最好的说明。6、70年代，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轰轰烈烈搞工业化，大批农民进城成为市民。用工业的极大发展来弥补农业的凋敝，传统农业和众多农民的生存危机是用城市和工业来解决。而当时的中国正好相反，把城市受到的就业压力、市民受到的生存压力转嫁给农村和农民。大批城市青年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就是从发达城市到不发达的农村“就食”。给本来已惨淡凋敝的农村增加负担。
两部电视剧很有意思地呈现了非常有象征性的地域对比。一端是上海，代表着都市、上层、代表着发达与文明，也是内地文化的代表；而另一端则是云南丛林与内蒙草原，代表着乡野、代表着落后、闭塞，也代表着和汉地不同的另一种文化。
然而，每当“文明”社会遇到危机时，总是让不发达的地区、尚处于农牧阶段的社会做出牺牲，解决危机。在上海，因为饥饿舍弃自己的子女，在都市社会里似乎可以理解，因为这种“利己”思想是都市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到了草原，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是最重要的。不论受多大的苦难，不论这些孩子来自何处，似乎牧民们都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把他们养大，不让他们饿死。
边地的人民，不论是云南的傣族还是内蒙的蒙古族，他们源于宗教的民族道德更体现一种人道主义的光辉。无论是私生子，还是黑五类，在他们的眼中，生命是平等的，是都应该珍惜的。
“文革”时期，中央和内地的“斗争”蔓延到草原和山寨时，秉承古老道德的边地百姓，在有着“革命”、“正义”标签的“洪流”面前，他们是那样的惶惑。出于对于中央政权和都市文明的崇拜，——这种崇拜的产生是因为前者是强势的，垄断一切资源。他们认为上面发动的“革命”是正确的，但在具体的“革命”过程中，那种人为地划分营垒，人为制造敌人，和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是格格不入！
在两部电视剧中，最终是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战胜了有着美丽外衣的“革命理想”。——没有现代知识的草民们的思想简单而更接近于真理：人和人之间，更多的应该是爱而非仇恨。
这些普通的边地草民，对庙堂之上作出的任何决策，他们都没有一点话语权。但是他们却默默地承受不应由他们负责的苦难。
今天的中国，还有“损不足补有余”的现象吗？看看教育、卫生等公益制度的设计就知道了。城市里的义务教育支出主要部分，如校舍的建造、教师工资的发放，大多由政府来承担，而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农村这些“义务”却由农民来承担。在城市，月收入低于一定数额的市民不仅不需要交所得税，而且还可以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而在农村，再穷的家庭照样需交纳农业税。
民主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权利和责任对等。决策者作出的决策，如果是民意的体现，其带来的后果自然可以由百姓来承担。如美伊战争，通过议会来表达民意，大多数美国人赞成战争，那么美国人民当然要为这场战争买单。而不体现民意的种种决策，百姓应该有拒绝买单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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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故园漫忆之一：公社书记邹麻子
（起5K点5K中5K文5K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36：00 本章字数：1863）
12岁以前，我见过最大的官就是公社书记邹麻子。那时候在我的眼里，邹麻子可了不得了，简直除了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就数他最牛皮了。
公社书记是多大的官？我不知道。但我进了大队小学后，我的同班同学张二革就因为他爸是大队书记，就可以横行霸道，他读书不如我，力气不如李红旗，但就是因为是大队书记的儿子，说打谁就有同学帮助他打谁，老师对他也让三分。而红星公社就有26个大队，你说公社书记牛不牛？
我第一次认识邹麻子是在小学一年级。那天上了两节课就停课了，老师告诉我们公社领导来我们大队来视察了，让我们出去欢迎。
在学校门口的大樟树下站了个把小时，一阵铃声在学校前的松林里响起来。不一会一队骑自行车的汉子从树林里的毛马路驶向学校。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赶快鼓掌，生怕落后了老师会批评。
牛乎乎的张二革显出见多识广的样子，指着最前面的中年人告诉我，这就是公社书记邹麻子。——当然大家只能背后叫他“邹麻子”，当着他的面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