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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命依然是“继续革命”的助手。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共产党在致力于成为一个真正的执政党，在市场经济时代同样具备合法性，无论从“三个代表”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都体现这种努力。那么共青团的角色转变也是必然的。
共青团面临边缘化的危险
团对党的忠诚度，历史已经给予了检验。我们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这种忠诚将依然保持。但是，团对党除了这种应有的政治态度外，还必须具有能经得起时代考验的能力，既在实践中而不是在口头上能继续团结和带领青年，真正起到党和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
在建国以来的五十多年里，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的构成简单、明朗、单一，它基本是由一个个几乎可以囊括全部居民的单位和队社构成，而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呈趋同化。在这种社会构架下，团组织比较容易从上到下，通过各单位，借助党政力量建造成一个完备的组织体系，从而有效地施展自己在青年中独一无二的影响力，将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中间，利益日趋多元化，社会各阶层也日益分化，游离于单位之外的社会人也越来越多。过去那种整齐划一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那么面对有着日益复杂利益诉求的广大青年，共青团组织如何带领，如何团结？这是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比如说，一亿多的青年农民进城务工，他们基本上处于朝不保夕的地步，劳动、安全、医疗起码的保障都不具备，遑论再归宿到共青团这样的组织，而其他经济成分比例越来越大，国有企业的空间越来越小，农村许多地方的基层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那就更不用说团组织了。团的影响在减弱，活动范围在缩小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在本世纪前十年，共青团不完成转型，必将面临边缘化。
要转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将“三个代表”作为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那么共青团自然也要在这一理论中寻求自己的新生之路、变革之路。也就是说它比必须维护广大青年的利益，替广大青年说话，替广大青年办事，替广大青年分忧，才可能获得广大青年的信任，从而在新世纪里的保持生命力。
而且我们还必须看到，共青团要维护青年利益，做广大青年真正的“娘家”，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大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吴官正在祝词里说：“青年人风华正茂，最少保守思想，最具创新能力。”这一特点决定青年人比其他年龄层更愿意提出种种疑问，更容易独立思考，更能接受新的理念，对青年组织的期望和要求也更高。那么共青团的组织机构、运行机制、工作方式必须求新、求变，首先要充分了解各阶层的青年，然后才能适应青年，维护青年利益，最后才能影响青年，团结青年。
近几年来，共青团在改进工作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如加大在新经济组织中的团建工作，加强社区青年工作，重视对青少年的维权，注意关注进城务工青年的生存状况的权益保障。这些措施反映共青团已看到自己的面临的挑战和改革的方向。
市场经济社会是法制社会，是契约社会，是公民具有较大自主权的社会。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共青团不可能像立法、司法、行政等公权那样，具有强制力。它必须靠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威信来吸引青年，影响青年。这种威信的基础就是它究竟能为青年做什么？
团结和带领广大青年，不仅要在青年具体的学习、就业、为全体方面提供帮助，更要在使青年形成健全人格，成为合格公民方面起更大的作用。本次团代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培养青年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这是奠定共青团在新一代青年中培育长远、牢固影响的基础性工作。
只有广大青年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民主，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才能建设一个公民社会。
做到这一点，共青团除了“坚持党的领导”这定海神针不能丢之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亦步亦趋地成为党的追随者，它必须有较为独立的政治主张，也就是说它应当真正成为青年代言人这样的政治组织，才能求新求变，避免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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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长在田野间的学者——于建嵘博士印象
（起2O点2O中2O文2O网更新时间：2004…3…21 22：02：00 本章字数：2379）
（两万多字的座谈纪录整理出来，不宜公开发表，只能用一篇小文代替）
下午三点，于先生准时来到，他敦实的个头，戴一副眼镜，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柔和。那个大鼻子像一个标签，——很多湖南人有这样的鼻子。刚过不惑之年的他，两鬓竟然有些斑白，大概是常年于田间奔波，风餐露宿的缘故。
如果没有那副眼镜，对于博士的第一个印象会是什么呢？乡村干部？小镇上开杂货店的？或者是某个工厂的带班工长？反正不像书斋里的书生。事实上他就不是坐在书斋里玩各种形形色色概念的书生，他是一个生长在田野里的学者。
无论是他介绍自己的观点，还是听网友们发言，他自始至终面带微笑。那口带有浓浓湘音的普通话让我感到亲切，还好，乡音虽重，但吐字清楚，语速较慢，大家基本上能听懂，我这个“翻译官”也就不用了。
也许和他做过律师的经历有关，他所有的观点都有扎实的证据做支撑。比如说他讲到农村基层政权的退化、软化时。说如果知道有这么朋友来，我应该带一些录像放给大家看，大家的观感就更强了。他对于这种判断讲了三方面的理由。一是乡镇一级的政府利用黑恶势力完成各项任务已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得到普遍认同；二是他跟踪分析了40个村，村里的支书、主任大多是有黑背景的，是“烂仔”；三是80％的乡镇负债，濒临破产。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讲到农村基层政府已成了“掠夺性政府”，即不是人民的政府，也不是中央的政府，而是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时，非常痛心地说：“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内心非常痛苦。我多么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了。”他谈到他做了许多演讲，特别希望别人能拿出证据来，来证明他这一看法完全错了，可是没有人能这样。
我能理解这种痛苦，这种从屈原开始，一直到鲁迅、老舍、储安平，中国真正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千百年承袭的痛苦。屈原何尝不希望楚国强大，可是清醒的他不能学子兰那样，唱虚假的赞歌来掩盖将被虎狼秦军吞并的忧患，只有被放逐在蛮荒之中。
现在要做一个曲学阿世的所谓学者太容易了，有了博士的头衔，然后先照着官方高兴的观点出发。如一切伟大，一切光明，我们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民主法制空前进步等等。然后去找许多“论据”，如各地、各行业像注水肉那样的统计报表，照官员们自己的叙述，找某些类似华西村那样的样板农村。从而证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如此下来，不出几年，名利皆有。
可是于建嵘他真的很傻，他选择了这种卖力不讨好的做学问方式。长年累月走在乡间小道上，走进矿区，劳累不说，还要担很多风险。乡镇干部不高兴，比乡镇干部更大的干部也不高兴。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总是在重复华佗的悲剧，把齐王的病如实地报告了他。于先生那篇文章出来后，他承担了许多压力，如果说那些因为嫉妒，惯唱赞歌的“学者”批评他，我可以理解，可是那些不愿意听到真实病情的人也给他压力，这是最可悲哀的事情。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皇帝患病后很难根治，因为没有一个太医敢告诉他真实的病情，也没有人敢用霹雳手段来治他的病，只能用保守疗法，最后病入膏肓。当年同治皇帝恨母后慈禧安排他的婚事，出入八大胡同冉染上了花柳病，所有的太医都不敢将真实病情告诉慈禧，只好当成一般的皮肤病治疗，最后这位咸丰和慈禧唯一的骨血，刚18岁就死了。——如果照着正常的治病方法，集全国国医高手，小小的梅毒何至致命？
表面温和的于建嵘有湘人的执著，他不盲从，而是从占有大量的材料出发，得出结论，——尽管这结论他自己也不喜欢。但真正的学者和真正的勇士是一样的，敢于直面，敢于正视。我猜想着，微笑的于博士心中那种痛楚。
如果不讲真话呢？我想于博士也会痛苦的，他没法说服自己，就像《孤独者》中间的魏连殳那样，放弃独立与清醒，得到了地位与金钱，可是内心却常常在煎熬。
中国的学界被污染已非三日之寒，做学问的人总是观点先行，你必须相信这个，否定那个，然后采取收集资料。这和法院有罪推定的判案形式没什么两样。这样能出真正的大学者吗？
于建嵘也很佩服同是湘人的袁隆平，这位长得像农民的科学家之所以发现杂交水稻，解决了世界无数人吃饭的问题，就是他没有观点先行。因为那时生物界权威的观点是水稻不可能杂交，这几乎成了定论。袁隆平用实实在在的试验否定了这一“定论”，最后得罪了某些权威，让没有文凭的袁隆平多少年都评不上院士，最后据说朱镕基过问才终于成为工程院院士。
如果我们固守某个观点来观察三农问题，我们永远只会在“粮食问题”、“增收问题”、“工业化问题”上打圈圈，因为我们不敢想象这是个政治问题，是基层政权和农民矛盾难以调和的问题，因为常年的政治训练告诉我们，基层政权是党中央放心、人民信任的，大多数基层干部是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