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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于是，女乘客要求司机赔蛋糕，司机认为应该由这位妇女赔，妇女则坚持说跟她无关。争执未果，妇女被车上下来的乘客硬拉上车，并被乘客守在车上一个靠窗的位置。在汽车驶出几公里后，妇女飞身跳出了车窗，最后摔死在路上。
为什么一块蛋糕要了一个外来工的命，为什么这位妇女选择跳车？ 这位妇女的丈夫说，“她肯定是太害怕了”。她害怕什么？怕城里人欺负。正是歧视迫使她做出了极端的举动。
在一次研讨会上，青年社会学家黄平说：社会不同人群的对立和隔膜是可怕的，如此众多的外来工“边缘化”是可怕的。他大声呼吁城市应该在文化上接纳他们，让他们融入都市文化。只有这样，城市才有持续的繁荣与稳定。
这些外来打工者虽然常年生活在城市，实际上他们和城市文化基本上是隔离的。他们的社交圈子主要是老乡。在北京，一个个“浙江村”、“河南村”的出现，实质上就是当地文化移植到北京而已。
安徽籍民工姚文泉在杭州大关夜市开了一家歌厅。歌厅在一设备是最简单不过的，一台64厘米的彩电，一套旧式的音响，碟片倒有不少，有100多张。天气好的时候，每天晚上6时到深夜11时，把设备拉到夜市，摆开摊，就开始了一天的营业。这露天歌厅收费极其便宜，每首一元，所以客人特别多，客人都是些民工，有些人每天都来，姚文泉都认识他们了。他说，每天5个小时的营业时间里，其间除了换片、倒带，很少有浪费时间的，要唱三四十首歌。姚文泉说，打工的人嘛，晚上没事做，别的地方去不起，只好来这里玩玩。
唱歌、玩台球和看录像毕竟只是少数民工，大多数民工是不会去花这份钱的，他们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收入，对每一钱都算计着花，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的业余生活仅仅局限于逛街、闲聊、打牌。
一位高中落榜的湖南青年张奇来到一家大学当绿化工人。这位很有思想的农家小伙子在劳动之余爱看哲学方面的书，有时他想找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聊聊，但当别人知道他是一个外来工时，几乎没有谁再和他聊高深的哲学问题，图书馆里的图书他借不了，各类学生社团活动他参加不了，更没有钱去上网，听音乐会，顶多和一起打工的人去看一场3元钱的录像，或者呆在几十人的宿舍里打扑克。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愤怒地说：“当年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当临时工，还能去旁听大学者讲课。现在北京的繁华，真的与我无关。”
外来工子女上学是另一个全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2001年秋季开学前，北京丰台区有关部门下文要求辖区内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关门停办。因为这些学校没有取得办学资格，不具备起码的办学条件，还存在不少安全隐患。一位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来自内蒙兴安盟的李老师对笔者说，丰台区有10000多名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外来工的子女，大部分在各类“打工学校”上学。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从事麦菜、拣垃圾、当建筑工人等行当，根本没钱给北京的公办学校交借读费。“打工子弟学校”停办，必然会有大量的孩子辍学。
相比他们的父母，外来工子女对城市文明更有一种认同感。虽然他们的户口在外地，他们并不是所在城市的居民。但他们许多人是在父母打工的城市里长大，故乡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他们的父母，还有可能最终回到故乡，而他们大多数会继续在城市滞留下来。由于中国的义务教育经费由地方财政承担，因此他们所在城市的义务教育经费并不负担他们的教育，去正式的公办学校上学，必须交一笔不菲的赞助费，否则只有上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或者辍学在家。
一个没有享受义务教育的外来工的子弟，他们在城市里长大，还会在城市里长期生存下去，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找到何种职业？答案是令人忧虑的。
80年代来城市打工的第一代外来工的子女已经成年，他们正在继续着自己父辈的命运。父母在北京东城区开小面粉加工店的福建少年小杰（化名），今年16岁，从11岁念完小学五年级后，就一直辍学在家。
从外表上看，小杰的穿着、谈吐和北京孩子没有什么区别，但他只愿意和打工子弟一起玩，和北京孩子在一起，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他的母亲有忧心忡忡对笔者说：以前他也在北京一家小学借读，虽然多交钱，我和他爸咬咬牙也愿意。后来他死活也不愿意去上学。成绩不好，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也瞧不起他。
正因为无数像小杰这样外来工子女在城市的生活，与城市社会相对隔离的亚文化圈不仅不会消除，还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同时也将给未来的都市社会增加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广州市经济开发区团委办了一家主要面对外来务工青年的刊物《金雁》。一位打工妹在《金雁》上发表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我是一只燕子，
飞到美丽的南方。
这里有四季花开，这里有霓虹闪亮。
然后这只是我驻足停留的地方。
春天来了，我还会飞回北方，
那有我的父母，那有我的故乡。
这首诗反映了许多外来工的“候鸟”心态。从80年代开始，每年春节前后，南方各省都会出现“民工潮”。尽管铁路、交通、劳动、公安等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但持续快20年的“民工潮”不但没有退潮，反而一年比一年升温。
“民工潮”的出现。也反映了外来工们“候鸟”一样的生存状态。
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农业和非农业人员区别对待的“二元化”管理体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只能“离乡不离土”。他们在城里挣钱，再寄钱回去养家。大多数人目前并未被城市消化，所以注定他们是都市的漂泊者，是城乡之间的“候鸟”。
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腾飞时期，也曾出现过大批农村人进城的大潮。比如台湾地区在国民党当局进行“土改”后，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的加工工业蓬勃发展，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六七十年代台湾出现的一些歌曲，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鹿港小镇》，就是工业文明占主导地位，农业文明日益衰落的反映，是无数涌进城市的外来工怀乡愁绪的写照。但城市最终完全接纳和消化了他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历证明这些地区城市消化外来农业劳动力的过程就是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
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历程对中国大陆地区应该有所启迪。
经济学家胡鞍钢在去年一次座谈会上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大批外来工进城将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他说，我去韩国时，曾有学者问我，中国的经济增长还会持续下去吗？我的回答是：中国经济还会持续高速增长20年。判断的依据是：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大迁移，至少还将持续20年。
胡鞍钢这种判断的理由是：从历史上来看，各国经济起飞都伴随着大量人口迁移。一战期间，大量外国移民进入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本土也有人群大规模西进，成为美国战后经济增长主动力之一。而在一战前，北美、澳洲持续百年、规模宏大的移民潮，更是伴随着整个工业化进程。我国人口规模相当于30多个中等规模的国家，从1978年至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迁移，就其规模和影响来看都可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是迄今最大的一次。经研究预测，农民工约占城镇劳动力的1／4，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农民工曾一度占城镇劳动力的1／3左右，达200万到300万人之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城镇人口数比上次人口统计就多出6278万人，这一统计数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比较合理的估计是从改革开放至今，转移进城的农民工约在6000多万到1亿人之间，其余的是由本地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
胡鞍钢认为，人口迁移的直接后果是城市化比例大幅度提高，22年间，我国城市化比例由1978年的17．9％上升为2000年的36．2％。如果扣除掉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估计迁移进城市的农村人口约为2．4亿。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由农民变为市民，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城市人口只占34％，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很不相称，他预测中国能再保持20年经济高速增长，其理由就是进城务工人员大量被城市消化，必将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
胡鞍钢认为，由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农民工对经济贡献的另一方面体现在拉动内需上。农民工中90％在40岁以下，作为城市劳动力中最年轻的群体，农民工不仅是生产主体而且是消费、储蓄主体。如果农民工消费能从农村消费转型为城市消费，那么他们的人均消费水平将提高1．8倍。
此外，加入WTO之后，中国农村的隐蔽性失业将加剧，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时间将大幅度上升，从而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最大浪费和闲置。而农民工进城将有效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
胡鞍钢也承认目前城乡间不仅收入差别巨大，更重要的是制度上存在差距。城乡间是两种身份、两种就业、两种公共服务制度，其在电话普及率、上网设施以及教育、卫生、文化设施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差距巨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工进城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积极作用必将受到影响。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陈义平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从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对外来工的安置，较大程度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