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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统计到，短短的一年内，河北省白沟镇箱包加工企业发生苯中毒致6人死亡，浙江温岭市制鞋企业发生苯中毒致4人死亡，广东东莞发生8人苯中毒，北京某包装制品企业20人苯中毒致1人死亡1人病危。
进城务工人员成为职业病和安全隐患的最大受害者，去年的南丹矿难，今年的运城矿难，死的几乎全部是外地工。
1989年至2001年间，广东省有5002人确诊为职业病，其中中毒死亡108人。 这些人大多是进城的外地工。
在今年6月召开的全国职业卫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岚清副总理指出，有些单位和个人见利忘义、目无法纪，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职业病防治和劳动权益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特别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临时工遭受的职业病危害尤为突出。
除了身体健康受到侵害外，人格受侮辱、工资被拖欠是民工合法权益受侵害另外突出的两大问题。
2001年7月31日，深圳某韩资厂强行对56名女工进行搜身。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1月21日上午，广东增城市增星酒店80多名外来打工者聚集在增城市劳动局门前，要求该局为他们讨回被酒店拖欠的14万多元工资。据称，他们的工资已经被拖欠达半年多，虽多次和酒店方交涉，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而酒店姓邓的经理则认为，工人工资并不是在他经营期间拖欠下的。他去年11月份以内部承包的方式接手这家酒店，此前酒店亏损就达60多万元，包括拖欠工人的工资16万多元。但主管部门某旅行社一直没有结清这笔债务。如果旅行社不支付这笔债务，他本人也无法经营下去。
而就在今年春节前的一个月内，广东就发生数起因老板拖欠工资而民工采取以死相逼的过激行为。
1月8日上午8时，7名四川籍民工爬上深圳市一房地产工地高达四十多米的塔吊，以跳下相胁，要追回被拖欠的工薪；
1月16日，4名负责塔吊安装的工人分别爬上广州市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两座高达50米的塔吊吊臂，要求施工单位支付拖欠的工钱，否则便要往下跳。
1月20日，深圳盐田港区一建筑工地同样发生几个民工因讨工资不成而要从高楼下跳的事件，几个小时后，民工被劝解下来……
我们无法准确地统计，8300多万民工中，有多少人的健康、尊严受到侵害，有多少人的工资曾被拖欠，又有多少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选择了默默忍受。
共青团广东省委在去年年底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进城务工青年的权益保障相当滞后。所调查的进城务工青年中，只有22．4％的人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26．2％的人参与社会保险，23．4％的人基本了解合同法。有52．9％的企业存在拖欠、克扣或拒发工资现象。仍然有31．5％的企业老板对员工有打骂现象。进城务工青年劳动保护条件差，超时疲劳工作现象十分普遍。有80．5％的被调查对象每天几乎工作10小时至14小时，47．2％的人几乎没有休息日，且大部分不给加班工资。大多数伤残事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经济赔偿。有39％和37．4％被调查对象认为劳动就业权和人身安全最需要得到法律保护。
为什么他们如此容易受伤？
在了解了多起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例后，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无奈的事实，他们要么采取了沉默与忍受，要么就采取非理智的过激行为，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占极少数。为什么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法律显得如此苍白？
原因之一是企业主法制观念淡薄，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进城务工青年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前文所提到东莞俊威五金电镀厂女工中毒事件发生后，劳动、妇联有关部门进厂调查，发现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工人每天工作16小时，三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还要交100元押金。面对如此严重违法的“厂规”，没有一个人去劳动部门投诉。
如果简单地对这些外来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每个人也都明白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但是害怕失去这份工作，选择了敢怒不敢言。同样来自广西的女工朱氏珍，2001年5月被硫酸灼伤，她唯一的要求是厂里付清剩余的工资，然后再给500元钱治伤。当厂方“爽快”地答应她的要求，她感觉很满意。——因为很多工人受伤后连500元也得不到。而根据相关法规，厂方应该负责全部医疗费用，而且按工伤进行补偿。
在许多农民工的眼里，有关工伤和职业病防治的各类政策，似乎只有户口在城里的工人才能享受，自己作为来城打工的，似乎和这些政策无缘。长期城市与农村割裂的“二元化”社会管理模式，使这些农民工“自觉”地把自己归于弱者一类人。
一些政府部门对企业监管不力、执法手段滞后也是民工屡受侵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河南商城县约200民工在江苏宜兴洑东镇私人石英砂厂打工，截至去年年底已发现５人因患矽肺病死亡。在接受检查的约170位名工中，已有111人经无锡市煤矿医院初步诊断被怀疑患上不同程度的矽肺病，其中被怀疑为“三期”症状的有30多人。
而这一切“浮出水面”源于一个叫的工人“自我觉醒”，和王玉晨一起去砂厂打工的同村人先后有5位病逝，再加上他看了一篇有关矽肺病的报道。便随后去医院做检查，检查的结果是矽肺病三期。
在得知病情后，工人们意识到他们应该找政府，应该让厂里赔偿医药费。2001年10月23日，以王玉晨为首，他们写了一封《告洑东镇政府信》请求帮助，但没有回音。王玉晨带了几个人回到河南商城找到司法部门请求法律援助，河南信阳太平律师事务所马传金律师成为他们的指定律师。
一行人于10月28日赶回宜兴，马律师让剩下的工人进行检查。除20多人尚未检查外，检查过的工人中111人被怀疑患有不同程度的矽肺病。大面积的受伤，工人们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推举王玉晨等几人作为代表向有关部门上访。
10月份，他们来到无锡市劳动局，但答复是主要归卫生防疫站管。找到无锡卫生防疫站，又被告知应先找宜兴市卫生部门。11月找到了宜兴市卫生局，卫生局的答复是“管不了”。找到宜兴市政府信访办，信访办的人说还是先找洑东镇政府。一行人来又到了洑东镇政府，先被告知领导开会去了，后来决定由镇劳动管理服务所和司法办来调解。
11月3日，镇劳动管理服务所在调解时提出，要一个人一个人来，每个人先提供劳动关系的证明，再出示伤情鉴定报告。但遭到马律师等人的拒绝，“我们一共有100多人，一个一个来要搞到什么时候？而且，工人们因为劳动保护意识差，没有一个人和厂里签过用工协议，唯一能证明事实雇佣关系的是暂住证，而即便是这个，目前有近一半的人也没有，其中有些人尽管交了一年78元的费用，但至今没领到暂住证。”
一家媒体的记者随后去洑东镇几家砂厂进行采访，私营老板称他以前不知道粉尘的危害。在镇政府劳动管理服务所，这家媒体的记者采访了所长。所长称，2001年初才注意到这十几个砂机厂，也把它们纳入了年初的工作计划，但由于工作实在太忙，还没来的及去看过。
而这里许多砂厂已经开工了10年。
在宜兴市劳动局的劳动监察大队，一位负责同志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这些厂非法用工的情况他并不清楚，因为没有人反映过。至于劳动保护的问题该找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采访的记者被告知：按照尘肺病防治条例，应该找卫生部门。
市卫生防疫部门有关负责人说，劳动卫生科一共只有两个人，根本不可能挨家挨户下基层去查。现在的情况就是下面没按规定去做，上面不知情，沟通出现了严重问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规定，对粉尘工作场所，应由劳动部门负责劳动卫生工程技术标准的监测，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卫生标准的监测。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必须指定主任负责乡镇企业尘肺病的防治工作，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并指导乡镇企业开展对尘肺病的防治工作。而洑东镇在事发之前根本没有人专门负责尘肺病的防治工作。
企业是当地的，而工人是外来的。明眼人不难看出为什么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有关部门对于外来工的保护为什么不太积极，在一些人的潜意识里，外来工的保护，好像不属于自己的工作范围。
外来工权益屡受侵害另一个不容回避的原因是：司法成本太高，司法救济手段缺乏。
河南商城那些患矽肺病的农民工知道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老家也找到了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可是在漫长的维权路上，鉴定、取证、诉讼，这些成本由谁来承担？这些贫穷的工人很难拿出这些钱，而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不完善，法律援助的经费没有保障。
笔者曾在今年年初采访过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该中心是全国设立最早、也数次受到国家司法部表彰的法律援助中心。中心的李主任说，中心的经费没有固定的来源，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主要靠其他律师所的律师自觉奉献。由于要求提供法律援助的太多，门槛不得不提高。经济发达的广州尚且如此，那么全国其他欠发达地区的法律援助可想而知。
有些外来工对漫长的法律维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