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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回去干吗？反正该办的证件我都有，又不犯什么大法，遣送就遣送呗，不过多花几笔钱，多买几张火车票，反正比呆在家里强多了。”一次他理直气壮地对笔者说。
而在陈福田的烤羊肉摊一次次被抄时，该小区西端的一间居委会出租的简易房里，三位来自河北邯郸武安县的小伙子正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将这间房转手给别人。他们原来租这间房做快餐，主要供周围的小学生午餐。“现在给小学送快餐也越来越难做了。”他无奈地对笔者说：“到处要打点，而且每份8元的快餐，给校长的回扣就2元。有的快餐公司给的回扣更多。我们这样的小店竞争不过大的快餐公司，只好关张罗。”关张以后在做些什么，这几位小伙子还没有想清楚。“反正北京总能找到活干。”他们显得很自信。
在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里，到处可以看到类似陈福田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的身影：建筑工地、菜市场、马路上卖报的，早晨送牛奶的。在都市的屋檐下，他们是起得最早，休息得最晚的一群人。城市人似乎对他们并不陌生，然后有多少城里人真正走进过他们的生活，关注过他们生存状况？
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想什么，正在做什么？他们进城来寻找什么？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其实并不容易。
关于进城务工人员的数量，不同部门有着不同的同几口径，有一些差异。因为这部分人的数量是动态的，但比较公认的数字是8000万到1亿左右。在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最多，大概有2600多万，差不多1/3，其次是长江三角洲，江浙沪地区，占20％左右，再其次是京津地区，占10％左右。
这些人来到都市，有些为了生活，但越来越多的人是为了寻梦，寻找一个不同于祖辈的梦。
深圳横岗镇以服装、玩具等加工业为主。聚集了大约10万左右的外地“打工妹”、“打工仔”。2001年一个夏夜，在镇中心的露天广场，笔者遇到一位来自江西宜春的19岁姑娘小肖，她初中毕业后就到了横岗一家鞋帽厂做工。据她说，村里年龄差不多的小姐妹除了少数继续上学外，几乎都出来打工了。而且有意思的是，她父亲在80年代中期就来深圳打过工，当时主要是当建筑工人。现在她父亲年纪大了，呆在老家种地。他的哥哥、嫂子也来到了广东。她是全家最小的孩子，家里并不怎么指望她挣钱。用她自己的话说：“能挣些钱更好，但更重要的是想出来闯闯，呆在村里一辈子多没出息呀。”因此，小肖和几个姐妹在一家夜校读中专会计专业。当笔者问她：你想过以后你是留在广东，还是回老家嫁人呢？
对这个问题，小肖沉吟片刻，显出了一丝忧郁。她说：“谁知道呢，回去的可能性更大。在这里扎根太难了。但读点书，长点见识总是好的。”
在广东、在全国，有无数像小肖这样希望通过进城打工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年轻人。在许许多多“打工仔”、“打工妹”的心中，安子是一个艰苦奋斗而成功的榜样。
90年代初，17岁的安子从梅县乡下来到深圳，进了一家电子厂成了插件工。插件工枯燥苦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这个倔强的姑娘像无数能吃苦的客家人一样，在繁忙的劳作之余，从初中课程开始自学，一直念完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大专课程。1991年，安子将打工日记加工创作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在报纸连载，反响极大，随后，《都市寻梦》等文学作品也相继问世，同样获得成功。深圳广播电台邀请了安子主持“安子的天空”。这个专栏节目安慰了无数在来都市寻梦的外地青年的心灵。今天的安子，已经成了4家公司的总经理，迈入成功人士的行列。
“安子现象”以及安子的命运之所以让全社会如此关注，这说明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进城务工人员虽然还处在弱势地位，但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生存状况，已经不容漠视与回避，已经长久地摆在全社会面前。
广东珠海市团委去年组织了一次对进城务工青年最近的调查，调查报告显示：学技术、求改善、谋发展，已经成为广大外来工远离故土，涌往特区的主流心声。
报告显示：在珠海经济特区纳入劳动部门管理的22．8万名进城务工人员中，有约85％以上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主要分布在“三来一补”企业、建筑和服务行业等。在这支特区建设的生力军中，有19．6％的青年来珠海工作是为了“改善生活环境”，有18．9％的青年是为了“发挥才干”，有16．1％的青年是为了“学会一技之长”，这三项相加为54．6％；而想“赚钱”的青年仅有30．6％。
由此可见，有超过半数的外来工青年来珠海特区打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衣食无着、生活困难，而是想在更广阔、更精彩的世界中凭着一技之长，改善生活环境，谋求更高层次的发展。
年轻的这一代出门打工者，目的已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共青团广东省委目一份全省性调查报告也佐证了这一点。调查表明：在进城务工的人员中，有33．8％的人认为进城务工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技术，20．6％的人是为了开拓眼界，有8．4％的人是为了发挥才干，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占37．2％。
进城打工成功的“传奇”很多，这些故事在打工者中间口口相传，他们都盼望自己成为成功者中间的一员。但成功的毕竟是少数。他们大多数是拿最低的工资，干最重、最累、最脏的活。
不管城里人愿不愿意承认，城里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都离不开这些外来工。每到春节期间，大批外地工回家过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居民一下子就觉得生活是那样的不方便，菜市场卖菜的人少了，没人送牛奶了，公共厕所没人掏了。。。。。
广西柳州的外来务工青年年莫友和自费学习了摩托车修理技术，后又继续学习汽车修理技术，学成后先后在多家汽车修理厂和摩托车修理店工作过，积累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经验，后来被老板聘为主管技术的副厂长。在柳州不少厂矿企业，车、钳、铆、电焊这些传统的技术工种中，外来工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私营经济领域，绝大多数技术工人的岗位都是由外来务工的农村青年占据。在柳州汽车、摩托车修理行业，七成以上都是外来工。
广东省有关部门去年在一份统计报表中宣布，进城务工人员对全省GDP增长贡献率高达25％以上。 广东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普遍认为， 正是这些朴实的、平凡的“打工仔”“打工妹”，参与创造了广东省及珠江三角洲二十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周大鸣先生说，广东现代化大厦的脚手架，是由外来工搭起的。
苦涩的生存状态
与他们所做出的贡献相比，他们的生存状态是那样的苦涩。
2001年4月1日，来广东东莞市长安镇俊威五金电镀厂打工的广西姑娘黄凤绿突然发病，手臂起红疹子，痒痒的，没几天，脸都肿了。9日上午，她领到全部工资590元，在丈夫的陪同下回到家乡广西百色住院，4月21日在当地医院不治身亡。此时距黄凤绿进厂才一个半月。广东省职业病防治医院有关专家认为，黄凤绿为三氯乙烯中毒引起剥脱性皮炎，导致肝肾功能衰竭而亡。
黄凤绿在俊威厂的工作正是每天用三氯乙烯清洗小五金。
《法制日报》记者随后到该厂采访了解到，三氯乙烯中毒的远不止黄凤绿一人。许多工人穿着拖鞋在腐蚀性液体四溢的车间作业，没有一人带口罩。除了工作环境恶劣外，劳动强度极大。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中午吃饭只有半小时。一位女工说，进厂时厂房许诺每月工资600元，包吃包住，而现在只答应给260元，病了休息按旷工处理，每天扣50元。另一位女工说：“在这里打工太苦了，常常有人咚地一声晕倒在地上，可能明天就轮到我了。”
比起俊威厂的工人们，河南几位来河南高碑店市白沟打工的女青年遭遇更加悲惨。
家在河南省许昌县陈曹乡后孙汪村18岁姑娘的张艳艳2001年初，和村里的伙伴一起，到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的一家私人皮包加工厂打工，一个月300多元工钱。该厂设在一个农户家中，她和3个女孩、3个男孩在两间屋里加工皮包。屋内不通风，有很浓的胶水味。到了晚上，她们几个女孩就睡在工作间里。
2002年春节后，她又去打工，没几天就感到头部很重，随后鼻子开始流血，病情加重。3月6日，她已走不成路，被哥哥搀上了返乡的火车，3月8日住进许昌市中心医院。经医院诊断，张艳艳患的是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
而同乡赵庄村的另一位去白沟打工的赵小歌，因为苯中毒，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年轻的生命变成一丘新坟。
2001年正月初十，17岁的小歌和同村的伙伴一起，去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的一家皮包厂打工。孩子一走就是半年多没有任何消息。去年农历十月，母亲不放心，就赶到白沟看女儿。母亲闻到工作间里浓重的胶水气味。非常担心。对女儿说，回去吧，咱不干了。小歌说，不行啊，老板还押咱2000元钱呢，要现在走，这钱就不给了。
冬季到来后，工作间的门窗封闭很严，屋里胶水的气味更大了，小歌她们感到头整天晕。2001年底，她和几个工友开始出现发烧、出血斑、牙龈溃烂等症状，最后只好回老家治病。
2002年2月，赵小歌离开人世，同月，和她一起去白沟打工的吕继香也死了。赵的母亲回忆起小歌临死前的惨状说，当时孩子的嘴里烂完了，只能喝稀饭，牙龈烂得一剔都能把肉剔掉，牙齿用手一拨就倒；双手沾满了胶水，洗也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