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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麻石板铺就的古街，我慢慢踯躇。在东门城楼下的石凳上，我坐了下来。三条街在这里交汇，来来往往有挑胆子的商贩，抱婴儿的妇女，亲密相依的恋人以及漫步的老人。他们谁也不在意一个外乡人对他们的观察：这些人，究竟哪些是汉人的后裔，哪些是苗人的后裔？
我知道，自己这种推测是徒劳的。凤凰城几百年的栉风沐雨，苗汉之间的距离，就象城墙石头之间的缝隙一样，被历史的尘土塞得严严实实。
苗族，是和汉族有着五千年恩怨情仇的民族。这个民族，最早应该生活在黄河流域。在那块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上，他们早早熟悉了农耕。苗，就是草下有田，这正是一个民族刚从草莽走向田野最恰当的描述。可惜，他们一开始就碰见强大的敌人——也在黄河流域生活并扩充地盘的炎、黄部落。苗人在蚩尤带领下，先打败了炎帝部落。但苗人天生在政治上不如汉族早熟，汉族似乎很早就深谙合纵连横之术。黄帝和炎帝联合起来，在坂泉之野与蚩尤决战，最后苗人战败，蚩尤战死，黄、炎“窜三苗于三危”。从蚩尤驱百兽为战的传说来看，当时的苗人和山林依然保持天然的亲密。
三危山在哪？是不是敦煌附近的三危山？史学界没有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失去精神领袖的三苗（古代的苗，应指大苗族，包括瑶、侗等民族。现在的民族分类是1957年以后的事）民族，不可能像犹太人一样，在摩西的带领下集体出埃及。他们只能四处逃散，有的被杀，有的被俘虏做奴隶，和黄炎部落融合，有的远走西北，和当地人融合成新的民族，有的南下，重新窜入丛林。
然而，长江流域也不是他们最后的家园。
在春秋、战国时代，汉水、洞庭湖附近还有许多苗人生息。楚国的强大，和苗人的贡献分不开。熊姓的始祖，身上就有苗人的血液。所以楚王说“我蛮夷也”。当时楚国士兵英勇善战、视死如归，使中原诸国军队望之胆寒。从屈原《国殇》里描绘的那些“操吴戈兮被犀甲”的勇士身上我们看到苗人强悍的气魄。楚国能以偏僻之地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灭国四十二，“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和楚地民族特别是苗人坚忍不拔的性格不无关系。
也许楚国受苗族影响太大，权谋之术远比不上北方各国。所以怀王能轻易地被张仪巧言令色欺骗，与其他五国断交，知道受骗之后，为泄一时之愤，又匆匆与准备充足的秦国交战，尽失汉中之地。楚国之亡，非战之祸。
秦始皇一统天下，设置郡县后，苗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了。要么与汉人融合，要么再往西、往南走，集中到当年的黔中郡一带（治所在今天湘西沅陵县）。黔中郡大致包括今天的湘西、黔东一带。这里史称“五溪”。“五溪蛮”应当是被中原统治者赶到这里的苗人后裔。苦难的历史并没有消磨这个民族桀骜不驯、刚烈强悍的血性。于是，装备精良的朝廷军队一次次向他们发动战争，王朝有更替，杀戮却从来没有停止。南宋面对北方的金人俯首称臣，面对西南的苗人却处处摆出征服者的姿态。宋理宗在龙潜之时，在邵阳驻节了十数年。以王子之尊，来此专门对付邵阳以西广大地区的苗民。可见苗民令宋王朝寝食不安。
苗人被从沅水及其支流肥沃的河谷地带，往高山上赶。有些人再一次向西南漂泊，远走广西、云南、海南，甚至东南亚。
一个民族被长期禁锢在丛林里，总是在逃避追杀。历史没有给她喘息的时间，来建立全民族政权或者创造文字。她虽然和汉族一样古老，但丧失了继续发展自己文化、进行社会结构变化以及自我革新的机会，唯一的目的只是生存下来。一个民族的活力渐渐被僵化了，生存状态象化石一样千年不变。
躲进丛林的苗人有自己的土司、王。但这些王从来不能统治所有的苗民。虽然他们对中央政权臣服，但中央政权的具体治权却进不了苗疆，清代的“改土归流”政策再一次使苗人和中央政权的矛盾激化。大规模的杀戮又开始了。凤凰这座城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从而繁荣的。
对苗人的杀戮从黄、炎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苗人没有完全消亡，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藏、蒙不一样，这两个民族都曾建立强大的民族政权，蒙人甚至一度入主中原。藏族在别的民族难以进入的雪域高原，创建了自己的文字，拥有顽强而深奥的全民宗教。因而藏、蒙和中央政权的关系更加惹人注目。清代时，王朝对苗人的战争，其惨烈程度决不亚于大、小金川之战、平定准葛尔之战，但后两次战争设计藏、蒙，而且有外国势力的渗入，历来为史学界重视。苗人和朝廷军队的战争，多是各自为战、部落为战，血流得再多，很容易被历史淡忘。
历史像沱江水一样流到今天。许多苗人已和汉族通婚，进而被同化了。今天的凤凰、花垣和黔东铜仁一带，还有较为纯粹的苗族。但在现代化的大潮面前，一个逃亡五千年的民族最终能逃到哪里？
纯粹的苗族将越来越少，但苗人的血液，却在一代代渗入三湘四水以及云、贵一带人的身上。湘军的善战、100多年来湘人坚毅刚强、敢于牺牲的精神为世人称道，恐怕有苗人血液、性格混合于汉人身上的缘故，使湖湘人一改中原汉人的文雅、怯弱，多了些野蛮和勇猛。
凤凰城失去了她的军事价值，仅仅作为一个名胜供人游览或凭吊。清清的沱江水，是否还记得多情的翠翠、英俊的龙朱，以及忧郁的落洞女子？
屈原大夫在《山鬼》中吟唱道：“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芘苈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善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我似乎看到一个美丽的苗家女子，也看到一个多情、多难的古老民族在历史长河投下的影子。
马年正月初一
公历2002年2月1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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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出生农村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兼答走上街头先生
（起2O点2O中2O文2O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47：00 本章字数：10858）
人在理论上是平等的，然后他出生时，家庭、种族、国家、地域业已决定，他无法选择。在有些人一出生唾手可得的东西，对有些人而言，追求一生未必能够得到。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山村长大的人，砍柴、放牛陪伴我的童年，童年时我最大的愿望是“吃国家粮”，像城里人那样生活。后来我实行了自己的梦想，上大学、留在大城市工作。但我承认，农村度过的童年生活在我身上打下烙印。虽然我已经习惯城市的游戏规则，虽然我混得不比别人差。但偶尔一件小事，会自觉不自觉地提醒我，我是从农村漂泊到城市里来的乡下人。这也许就是走上街头先生所说的农村出生大学生来自骨子中自卑而表现出的敏感吧。弱者往往是敏感的，比如中国人很在意人家的看法，而美国人无所谓。
我自认为自己在工作和交友中，尚属比较大度的一类人，从不计较一点一滴的得失，但我最受不了的话，就是城里长大的同龄朋友对自己的评价：“你可真不象农村长大的。”这种评价在对一个个体褒扬的同时隐含着对一个群体的贬斥。
我承认，在我的生活中，有数目不少的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敏感、自尊得有些偏执，他们对官场的追求简直迷狂。我曾经的一位山东农村出生的同事就是如此。他一上班考虑的就是，今天领导对自己的态度有什么背后的意思？自己不在时，同事分鸡蛋为什么给自己分的烂鸡蛋多一些？时不时有意如此？饭桌上某个同事开的玩笑是否针对自己？等等等等，把自己搞得很累。
有时我自己也在批判这种性格，也在批判小农意识。比如说我老家，一些村里人在你尚未成年，家境困难时，他们会拼命地欺负你们家；而等你大学毕业，他们觉得你“有所出息”时，又会拼命地巴结你和你的父母，希望你能给他办事。
但是我要问一句走上街头先生，这一切是由什么造成的？
看过河南作家周大新《向上的阶梯》，看过司汤达的《红与黑》，看过路遥的《人生》，你会了解于连、高家林他们向上走的迫切。
其实，城乡差别，古今中外皆有之。农村人走上城市，在文化上、经济上都是一种漂移，他必须付出城里人更多的努力才可能成功。在困境和白眼中，他们难免执拗——有时未尝不是件好事。沈从文怀着“北平。我是来征服你的”豪情来到北平，但很长的一段时间栖息在一件潮湿的房子里，如果没有郁达夫的慧眼，也许他会沉沦下去，直到他成为中国公学的老师，在追求张兆和时，依然有着一些乡下佬的自卑和敏感；蔡锷是举蔡氏宗族之力，供他进时务学堂、留日，后来他大力提携家乡子弟的行为，我想无损于他共和卫士的称号。
如果说过去的、外国的城乡差别是历史造成的，现在的城乡差别则有许多的制度因素在里面。从高级社、人民公社开始，城市剥夺了多少农村的“剪刀差”，不知走上街头先生知道否？当60年代初，饿死那么多的世世代代种地的农民，他们却毫无怨言，不知先生知道否？在70年代，自古富庶的长江以南地区，有兄弟为争一块红薯而打得头破血流时，不知先生知道否？
对于制度的因素，我不想做太多的议论。我只想揭示一个事实：选择出生农村，不是自己的意愿；几十年的发展，户籍使“二元社会”的结构得到强化，农村似乎越来越被现代文明遗忘。80年代初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初步解决了农民吃饭的问题，但并未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一拨拨民工潮证明：今天，城市的文明依然相当程度地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