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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作为中国现代史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它的每一个成员都曾处于世人的关注之下；宋美龄作为一个美丽的符号，也曾风光无限。“西安事变”后毅然屡险伴夫，美国国会上的慷慨激昂，开罗会议上的光彩夺目。
曾经，她所属的那个政权失去大陆后，她的美丽也成了苏妲己、褒姒那样的祸水。贪污、贪婪、残暴、奢靡，等等都和她划上等号。
美丽和政治联姻后，注定美丽最终从属于政治，她中年后的爱美，近似偏执地保持体型和风度已经超越了一个美女的自恋，而是替一个败退的政权，一个失败的夫君在守护着什么。——或许守护一种不愿承认失败的外形。一个偏据一隅的政权几十年要保持一个大国的架子和一个青春已逝的“第一夫人”要强留绝代风华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内在性关联。
这种不甘心有些凄楚和伤感，然而使我感动。
晚年的宋美龄是寂寞的，海峡的这边对她而言，已经沧海桑田，海峡的那边，亦是风云变幻。她选择了逃离父母之邦。——或许新大陆对于一个基督徒，不是异乡，而是真正精神上的家园。那么这种逃离就是回归。
在寂寞中，她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太平洋的潮起潮落，古老大陆的白云苍狗，弹丸小岛的蓝绿游戏，似乎都与她无关，她活下来的唯一目的就是等待上帝的召唤。
昨天，上帝的姗姗来迟的召唤终于来了。
美龄远走，一个家族的神话终结，也许终结的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神话。
美丽成往事，历史任凭说。
10月25日于西子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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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江湖庙堂路几程——读王怡《不服从的江湖》
（起2E点2E中2E文2E网更新时间：2004…3…21 22：22：00 本章字数：1841）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儒家的江湖，它属于杜甫、范仲淹这些人，即使颠沛流离，也“每依北斗望京华”。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道家的江湖，它属于庄周、许由等人，在这个江湖里，物我两忘，君父不存。
对于王怡，这位擅长于借武侠说宪政，用电影喻民主的青年教师来说，江湖对他意味着什么？在他新出的随笔集《不服从的江湖》中，他是这样写道的：“所谓江湖，不过是一个远离庙堂，又脱离了差序格局宗法势力范围的社会空间。这里大气稀薄，充斥了既对国家体制不屑一顾，又对宗法伦理敬而远之甚至像黄药师一样离经叛道的边缘人。。。。。”照王怡的理解，江湖最大的特点是其相对朝廷的独立甚至对立性。在家国同构同质的时代，父权和君权两种家庭和庙堂最大的权威是相互依存，互相声援的，因此家庭即朝廷。
那么真正的江湖人，应当有一种逍遥状态，最大限度地游离于家国之外。在市民社会里，和公权领域对应的是民间社会，在皇权社会里，和庙堂对应的则是江湖。这个江湖，是皇帝权柄最难至少是最后才能到达的领域。真正的江湖及江湖人，其象征性的标识就是“不服从”，不服从皇权或准皇权以及其衍生出来的道德观和意识形态。因此王怡在书中提到了《笑傲江湖》中那个让天下知名江湖人士进行公证、宣布金盆洗手归依庙堂的刘长风，他的行为之所以被一些江湖人士不齿，是因为他放弃了“不服从”。
庙堂江湖之间，究竟有多远呢？是遥不可及的南北两极吗？非也。尽管江湖对庙堂，从来就有一种紧张的对立，而庙堂对江湖，亦有一种惶恐的防范。但是他们二者在相克中相生，在互动中转换。庙堂总想和江湖一体，最大限度地监控江湖，最好世上没有江湖只有庙堂；而江湖中的人，也总有一种起于布衣，问鼎庙堂的冲动。所以我们看到的金庸小说中，江湖的风云激荡背后，总有庙堂的影子；而宫廷中的暗流无声，也隐藏着江湖人的许多梦想。从金庸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的“红花会”和封笔之作《鹿鼎记》中“天地会”，和朝廷的关系都是如此。
因此，真正完全独立的江湖是没有的，真正逍遥的江湖人士也是没有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才能抟摇直上九万里。一个比较稳定和正常的社会里，江湖和庙堂在紧张中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相互容忍。只有一个不正常的、霸道的庙堂，才不容忍江湖的存在。江湖人士的最大的“不服从”，是因为霸道庙堂对江湖的挤压无不用其极，他们不得不在“不服从”中守护自己的空间。
中国的历史自有文字以来，就是庙堂不断蚕食江湖的历史。这一挤压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顶峰。那个年代中国人几乎没有私域，遑论容纳群侠众丐的江湖了。隐居山林、自我放逐都成为不可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庙堂最高追求似乎达到了。这种庙堂通吃天下的状态给一个民族所带来的恶果大家已经尝到。
中国社会“江湖”空间几近全部消亡的那个年代诞生的许多人，包括王怡和笔者，却在青春期里，对不被庙堂控制的江湖，有着天然的向往，这大概就是重压以后的反叛。令狐冲、李寻欢成为许多男孩子的偶像。
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饮食习惯》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江湖梦想中长大的思想者，对于政治——这顿内容最丰富的晚餐的理解和期许：“席菜最与自由主义精神相悖的，是它的等级制”。“随配合菜也有价格与偏好的差序”。“然后，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喜欢吃宵夜。。。。因为宵夜是不需要讲排场的，宵夜最多地褪去了饮食的社会性和表演性”。
然而，今天江湖中的王怡们，并不愿意真的去作庄子，他们没有放弃对庙堂改造的冲动，——这种冲动是合理的。因为在交通通讯高度发达、控制手段花样翻新的今天，放弃对庙堂的合理觊觎与改造议论欲望，就等于放弃了自己心中的江湖，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愿为奴。只有江湖的力量足够大，达到可以左右庙堂，我们才能真正地“相忘于江湖”。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里，庙堂实质上是从属江湖的，国会上互相辩论的政客们，他们都是江湖各门派派出来参加“华山论剑”的。这样的庙堂才是正常的庙堂，这样的江湖也才是正常的江湖。而想通过控制武林而控制天下的金王朝和希望用庙堂手段控制江湖的左冷禅之所以层出不穷，是因为以前从没出现真正的江湖。
王怡深得王姜斋 “六经责我开新面”之道，顺手掐花摘叶，弘其主旨，使文章读起来很有趣。但有时用得太多，走得太远，或许是其微瑕。
2003/10/27于北京平乐园
《不服从得江湖》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定价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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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祥瑞和冲喜
（起9X点9X中9X文9X网更新时间：2004…3…21 22：22：00 本章字数：1389）
明嘉靖年间，一位叫王金的男子杀了人，逃窜到京城投奔于严嵩一位亲信的门下。王金得知皇帝尤其喜欢祥瑞。便养了一只乌龟，在乌龟的贝壳上通过某种手段镀上了赤、黄、黑、白、青五色，献给皇帝。说这个乌龟天然长成五色，寓东南西北中五方的五色土，这是上天降下来的祥瑞，说明皇帝长寿，永延帝祚。
嘉靖皇帝一高兴，便重重地赏赐了王金，并让他进太医院供职。杀人犯因为一只五色乌龟，不但保住了命，而且升了官。
喜爱祥瑞的皇帝并非嘉靖一人，在皇权社会里，统治者大多喜欢这个调调。这种喜好是和中国的统治学说儒学关系密切。到了汉代，战国时代的儒家和阴阳家学说结合，产生了谶纬学。其核心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皇帝既然受命于天，那么上天对人世间统治者其执政成绩、其合法性的增减之评估，自然通过祥瑞和灾异来表达。当灾害频发时，基于这种统治理论，百姓必然怀疑当政者失德；而祥瑞频频出现时，自然可以理解为上天对统治者的首肯。
统治者这种好祥瑞的心态也深深影响了民间，乃至成为深入到我们这个民族骨髓中的集体无意识。喜鹊门前叫，主人高兴，而乌鸦呱呱令人心烦。当年湖南湘阴文庙长出灵芝，同为湘阴老乡的郭嵩焘和左宗棠都认为应在自家，最后成了两人反目的一根导火索。因为集权社会的权利来源有其神秘性，经验主义无法解释的，因此好祥瑞在西方的专制时期也存在，这和所有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喜欢宣扬神迹的道理一样。《旧约》说犹太人逃离埃及时，红海的海水自动分开，让出一条大道；佛经说释迦牟尼一出生时就能说话，说天地之间唯我独尊，上天的龙来给他喷水沐浴。而中国的帝王呢，商契的妈妈踩到神人的脚印上，感而有孕生下来他；刘邦的母亲则是梦与神交生下这个起于大泽中的布衣天子。否则就不能解释他们的功业了。所以这类传说为题材的宗教画必定呈现出种种祥瑞。如圣母抱着刚出生的圣子时，天空是祥云朵朵。而“文革”时期有名的油画《毛委员去安源》也是这种笔调，你看伟人一袭蓝衫，脚下青山绿水，背后风和日丽。
祥瑞是上天给的，对它的解释和附会便为许多人提供了饭碗和晋身之道，也出现了许多王金这样专门造祥瑞取悦皇帝的马屁精。而冲喜呢和喜好祥瑞的心理特征一样，不过是人为地制造出祥瑞而已。
在中国民间，如一家晦气盈门，尤其是男丁病入膏肓，眼看就要见阎王爷，有钱的人家往往想办法给这男丁找个媳妇圆房，名曰“冲喜”，希望鞭炮鸣响，新人入房，所有的晦气便消退，如贾宝玉发癫，在冲喜中宝姐姐出闺成大礼，林妹妹则焚稿断痴情。
其实不仅是草民，集权国家的统治者都愿意冲喜，一看国家矛盾四伏，太平歌儿唱起来没有多少人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