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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抢了本地人的饭碗。
可是这种有着明显利益指向的管理办法不仅和维护社会公平之原则背道而驰，而且是短视的，最终会损害这个城市的健康发展。
因为，没有全体人的公正就不可能有针对特殊人群的“公正”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人的户口以及他所处的城市和他所得到的社会福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农民不如工人有保障，小城市不如大城市居民有保障，省城不如北京市民有保障。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全国人民保首都很正常，那么北京户口的含金量自然很高。当市场经济大潮卷来时，长期享受特权的北京市民有些失落，从政策设计上有关部门还要刻意维护这种身份上的“优势”。
看起来这种政策上的保护是北京的福音，除了有一定级别、有一定投资能力和有一定学历的人，其他外地普通百姓大多成为这座城市不欢迎的人。这样的政策初衷是为了提高北京人的素质，从而提高北京市的竞争能力。可抛弃了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依然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控制一个城市居民的成分，最后的结果是事与愿违。
越有活力的城市，它的居民的组成越多元。纽约就是一个例子，富人区和贫民区共存，大学者和流浪汉在同一屋檐下。北京市民如果都是有权、有钱或有学问的人构成，那么这不是一个原生态的城市，这是个没有活力的“盆景”。只会让北京变成一个纯粹的消费城市，而缺乏创造的冲动。就如北京有全国最早的冰箱品牌雪花、最早的电视品牌牡丹，可现在都成昨日黄花一样。——刻意维护本地居民的“高素质”只能使这城市僵化。就象一个森林一样，不可能只生长名贵的乔木，它必须是由乔木、灌木和野草野花一起生长。
北京有关部门逐渐认识到，政策对“三高”（职位高、收入高、学历高）的倾斜是不合适的，善待所有的外来者并非是一种恩赐，而是保持这座城市竞争力必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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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何日纵酒不狂喜？
（起3R点3R中3R文3R网更新时间：2004…3…21 21：59：00 本章字数：1438）
如果两年前我认识“何处登临不狂喜”，我会自卑的。那时我90斤，而他近250斤，如今我茁壮成长到120斤，他退缩到230斤，虽然差距仍然很大，但趋势是朝着中间值发展。
认识狂喜的那天，正是书话十大和尚在北京非典危机后郊游，因为他生长的东北郊，是我来到北京的第一个寄身之地，——而现在我还在那一带求食。因此两人感觉到很亲切，特别是 “书话丑男中午开野宴”之时，他视二锅头如白水之豪情，委实让也曾狂野过的我折服。后来和他及老古、注注、曹州、程蝉等人有过夜饮，但未尽兴。狂喜为我订了一套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版本》，专讲数千年华夏版本之说，我欣然购之，权当响应那个“杀人用书不用刀”的木兆之蛊惑，作为亲近古籍的教科书。
昨天下午，狂喜骑自行车回家，来到距他家不到一公里我寄身之所，由于武警把门他只好打我手机，我立马下楼，看到他已经将那套书带来了。——看到他肥硕的身躯压在一辆自行车上，我真得感觉我国还得炼出更结实的钢材。
已到饭口，两个好吃之人不在一起狂吃肯定对不起古清生这样致力于光大中国食文化的爱国者。两人来到一家湘菜馆，在外面敞开的空地桌上坐下点菜吃饭。——这家饭馆的湘菜真的地道，博得尝遍人间百味的狂喜一再称赞。
黄昏清风徐来，火辣之湘菜就冰凉之扎啤，怎是一个爽字了得？我问狂喜能不能喝三扎啤酒，他说老兄你太小看我了。
酒过三巡，细雨飘来，店家忙不迭地为我们的餐桌张开大伞，可不一会又是雨停月明，也算是一个插曲。
我和狂喜讲起1993年来到北京时，此地都是一派乡村风光，我从所在的那个电子城坐车去二环内（那时叫进城），经过此地，满眼都是碧绿的菜地，可十年一过，此地已是高楼林立，不由得想起《红楼梦》中一句话：“见他宴宾客，见他起高楼”，只是“见他楼塌了”不易。
两人是同龄人，自然相互谈起两人童年的经历，两人的差别太大，我童年时在南方的乡村放牛砍柴，而他生在首善之区，可见人生而不平等，但生而不平等的人能成为朋友，可见这个世界还不是一无是处。更有意思的是我出生时比他重多了。我妈妈说我在那个乡村医院出生时，快10斤，医院的医生说从来没见过这么胖的婴儿，我半岁时爸爸妈妈抱着我去接不对复员归来的叔叔，多年后我叔叔还说：我一眼就看到怀中的你，真胖的侄子；而狂喜呢是双胞胎之一，出生时能胖到哪里去？
可是我没有狂喜的“后发优势”，好像过了五岁，一场大病让我变得如德国电影《锡鼓》中的那个小孩，突然不再长了，我告诉他一个惊人的事实：我高一进校体检时，身高1。39米，体重34公斤。他打死也不相信，我说如果不是18岁来到北方，我肯定还长不到这个别人斥之为“残废”的个子。
我对他说一个人的变化很难料，我小时候胖，后来瘦，10岁沉默寡言近于自闭，可现在口若悬河。初三以前坚决不和女生接触，因为老师要让我和女生同桌而大闹课堂，理由是“我闻不得女人的气”，可现在。。。。。。也许等老的时候，我又会回到童年状态，成为一个痴守青灯古佛旁边的木呐和尚。
狂喜四扎酒进肚，谈笑自若，我才喝了两扎，已觉头昏独胀，难怪书话一位妹妹形容我：“好酒无量，好色无胆”，真是精辟，只好收兵各自回家。
坐在出租车上，吟起了杜甫写给李白的两句诗：“狂歌痛饮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我不敢自比太白，可酒后谁都有可上天揽月的“豪情”。
何日纵酒不狂喜！ （2003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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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破镜子里映出的中国——读丁三之《蓝衣社碎片》
（起9L点9L中9L文9L网更新时间：2004…3…21 22：00：00 本章字数：2048）
人常说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对此语理解是由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历史观，而以不同历史观看待历史，便映出了不同的面貌。
中国号称具有悠久的“史官文化”。中国人重历史不假，历代史家秉比直书，将祖先们拓土开疆之伟业、国破家亡之伤心、治乱盛衰之循环记载下来。尽管鲁迅说过，二十四史都是二十四家的家史。确实史官们更多的笔墨给了载于《本纪》、《世家》、《列传》的王侯将相，但除此之外，我们更能从《滑稽列传》、《刺客列传》之类和众多的野史中窥见中国人之气质。
从上世纪初以来，不仅中国面临豆剖瓜分之祸，中国普通百姓命如蚁蜉，而中国优秀的史官文化逐渐失落，尤其是江山归于一统后，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强烈干预，使我们的历史观只能有一种——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推动历史的动态力量也只有一种：阶级斗争。这种先入为主、以固有的政治观点来对待史实的做法其实一点都不“历史唯物”，因此这五十多年我们历史书记载的总是非红即白，非正义即邪恶、非革命即反动的脸谱化历史，在厚厚的历史尘土中，许多人、许多事件的真实面貌被掩盖了。
50年代陈寅恪在上峰希望他出长历史所时，提出的条件是“不宗马列”，非陈寅恪对马列有成见，当年他游学欧洲看德文版马恩全集时，山沟的革命者大多还只懂得一些简单的名词。陈先生此举既是维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人风骨，也是要维护我国太史公那样的史家风范。——这种风范一点点消失，从“胜王败寇”、用儒家道德观来修史一直到为政治观点可以隐瞒甚至涂改历史。
丁三的长篇纪实小说《蓝衣社碎片》，我更愿意把它当成历史书来读，不仅它绝大多数人物、事实取材于真实的历史，更是因为它折射出70年代出生的、学会独立思考的中国青年逐渐摒弃概念化、脸谱化、政治化的历史观。——史实只能成为我们反思国家命运民族苦难的材料，而不能想当然地成为一家一党永远正确的注脚。这样就要求我们不带任何偏见的，去探求事实的原初面貌。
整篇作品笔力纵横，情节曲折跌宕，人物命运宠辱沉浮，让我读完掩卷叹息再三。其获得了文学界的高度评价，此处我不再重复，我认为此书更大的价值就在于提出疑问：我们究竟要如何看待历史？挣开长期困住我们这代人的泛政治化的藩篱，历史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丁三在接受采访时说：“在选择写作题材时，我自然地转向了一个青年群体，一个青年群体的命运分化，以及人在历史面前的无力。这种无力在于：种下龙种，养出跳蚤。蓝衣社让我产生了一种历史感，我们百年的历史，不就是一个龙种和跳蚤的过程？”
上世纪初的中国，几乎所有的矛盾都纠葛在一起，好比一团乱麻，列强虎视眈眈，国内民不聊生。留学日本决定创建蓝衣社前身的腾杰等人，和当时许多对国家民族负有责任感的青年一样，他们有“天涯何处是神州”的痛悼，亦有“要将乾坤力挽回”的豪情。他们相信自己能找到一条救国救民之路，而且他们也自信自己找到的道路是最适合于中国的。
于是我们看到许多主义来到这片古老的大陆，有乡村自治，有共产主义、有土生土长的三民主义，“第三条路线”，还有法西斯主义。
可怕的是他们不但认为自己的“药方”最灵验，而且都固执地认为别的人都是误国误民的庸医，对“异端”唯一的处置办法就是霹雳手段。在崇高的目标下，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从蓝衣社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