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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电影为我这个长在四壁青山中的孩子混沌的生活打开一扇窗口，洒下一缕阳光，使我觉得外面的世界是美好的，使幼小的心充满对文明、繁华的渴望。
电影留给我的第一次记忆却是“恐怖”的。大概是5岁左右，当时我的爷爷身体还好，带着我去看露天电影，自然看不懂内容，只记得一个人从远处向自己走来，越来越大，好像来抓自己似的，便大声对爷爷说：“快跑，那人来抓我们了。”逐渐长大的我非常喜欢这种“恐怖”游戏。那时的农村，难得有一次电影。乡里的放映队轮流到各村放映，每一个月都难轮到我们村一次。
电影在大队小学的操场上放映，幕布架在两棵大樟树下。放映前的个把小时，孩子们就早早搬来板凳，占据有力地势。为了争夺“阵地”，打架总是难免的。后来的常常站在最后面的条登上，两个小时看来不觉疲倦。放电影的两个乡文化站的小伙子，在我们眼里，俨然是时髦的代名词，戴着军帽，衬衫和牙齿都非常白，有点不爱理人的傲气，村里的大姑娘没少给他们暗送秋波。放的片子，都是城里淘汰的、老掉牙的，如《海霞》、《闪闪的红星》以及三战（地雷站、地道站、南征北战）之类的电影。若干年后，在家偶尔看到中央电视台6频道放映78年以后一些国产名片时，如《天云山传奇》、《芙蓉镇》、《大桥下面》等等，妻子非常自豪的回忆起她在父母的带领下，去他们那个大军工厂电影院看这些片子的往事，在我这个乡下人的面前，不由得露出领导阶级的优越感，令我有些酸酸的感觉。
只要附近的村有电影，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肯定结伴前去。夏天的山路，走起来很惬意，打着赤脚，一溜小跑。其实还是那几部片子，但百看不厌。同样是《地雷战》，好像在东村看和在西村看的乐趣是不一样的。看完电影后，天已经乌黑了，我们把干枯的苎麻杆点燃，一路高歌，快快乐乐回家。只要看到外面的火光，听到外面的喧闹，妈妈就会把门打开，她知道，我们兄弟看电影回来了。
爷爷在我12岁时去世的，对他去世的记忆，也是和电影连在一起的。当时爷爷病了已经好久了，正好村里的一位叔叔生了个男孩。为了庆贺，请了电影队来放电影，我记得放的是赵丽蓉演的评剧《花为媒》，电影演到一半时，姐姐来找我和弟弟，说爷爷不行了。然后我们飞快地跑到爷爷床前，为他送终。去年我回家时，看到那个放电影庆贺出生的孩子，已经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从广东打工回来，恭恭敬敬地叫我“哥哥”。一刹那我便有种岁月流逝的沧桑感。
读中学后，看的电影就很少了。一是因为在镇上读书，看电影得买票，二是因为功课紧张。我只记得看《红高粱》时，是一个人去的，那种强烈的色彩、动感的电影语言，震撼了我。电影放完后，我走出影院，听到河对面喧闹，那边村庄有人家失火了。
高考前最后一场电影，是和少年青涩而有些甜蜜的、萌动的少年情感连在一起。我们都心无旁鹜准备高考。一个春天的夜晚，班上一个女孩邀请我去看电影。这个女孩有些波西米亚气质，喜欢不拘小节、特立独行。但是我觉察到她喜欢我，而我当时想的就是远远地离开故乡，去另外一个陌生的而充满诱惑的地方。那天看的电影是美国黑白片《鸳梦重温》，电影散后，我们走在县城街道上，路灯昏黄，法国梧桐的树叶在灯光下影影绰绰。突然下起小雨，她一把拉住我的手，我没有勇气、也许根本就不想松开。两人快到校门口时，被同班一些男孩看到了，他们在背后大声地唱当时很流行的、陈汝佳的歌：“夕阳下我们手牵手，黄昏中我们在走”，并伴以尖利的口哨声。几年过去后，起哄的人中间，有一个却成了这女孩的丈夫。我们再见面时，这女孩已经是一位非常现实的母亲，提起那天看电影的场景，她笑笑说：“记不得了，谁有你这样的记忆力。”
大学时，看电影自然离不开青春的梦想和爱情的苦乐。进校看的第一部片子是著名的《罗马假日》，纯洁美丽、有着东方女孩气质的奥黛丽。赫本在我心中，就是天使的化身，当时想，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女友，死也值得。大学毕业前还重看了这部影片。赫本差不多是一个世纪来全世界男人的梦中情人，前不久一个网站评出影响中国的十大影片和女主人公，《罗马假日》和赫本名列榜首。我信这种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曾和一个东北女孩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她美丽而任性，我们一起看电影的次数非常有限。记得我们第一次相偎相依去看电影，放的是根据《死水微澜》改编的《狂》，许晴主演。当时的许晴刚出江湖，年轻美丽、浑身有着青春的野性，远比《笑傲江湖》的任盈盈可爱。也许是因为女主人公的形象和情节暗合当时的心境。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真的有些迷狂了。
大四快毕业时，交了一个小师妹，是个藏族姑娘，她对我很好，但后来我辜负了她。我们一起看过许多电影，最后一场电影是在校外的兰后剧院看的。放的是山口百惠主演的《绝唱》，日本电影的哀怨、忧郁情调影响了我们，电影散后，两人回学校的路上，久久不语。藏族人的宿命感很强，她后来告诉我当时她有种不好的兆头。真是一戏成谶，最终我们劳燕分飞。
工作以后，我几乎没有正经去剧院看过电影，顶多在街上买些盗版VCD盘，窝在家里看。
前不久，那个一起看《狂》的女孩来京出差。十年如梦，欲说还休。两人吃完饭，再到酒吧里喝了许多酒。我们和酒吧里那些新生代格格不入，两人出来，走到街头。默默地走着，也许是往事在脚步声中浮出来了，两人自然地拉着手，一阵风过，寒意袭人，拥抱也便成为自然的事。看着怀中的她，眉宇嘴角之间，分明已有岁月的痕迹。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
年华逝去，我空有一身疲倦。”
海子的这两句诗，正是我当时心态的写照。在意醉情迷之际，她轻轻地离开我的怀抱，问“咱们去看通宵电影吧，哪儿有通宵电影？”
说真的，在京十年，真的不知道北京哪儿有通宵电影，看通宵电影，好像只是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爱好。现在有酒吧、有网吧，有多少人去看通宵电影呢？问过好几个出租司机，他们也不知道哪儿放通宵电影，我只好把略带遗憾的她送回宾馆。但即使两人坐到一起看通宵电影，又能怎样呢？毕竟我们都不是当年一起去看电影的男孩女孩了。
是呀，看电影好像只是回忆中的故事，离我已经太遥远。生活，已经被无聊的琐事、盗版的VCD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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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丑化农民与妖魔化河南
（起5S点5S中5S文5S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54：00 本章字数：2762）
看到1949的帖子，在下忍不住想说几句。
时下丑化农民和妖魔化河南人竟然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民间文艺”。尤其在饭桌上，甫一坐定，就会有人说农民和河南人的段子。在这些段子里面，农民总是自私、可笑、猥琐的，河南人总是下作、虚假、奴性重。而且讲这些段子的人，往往是白领或中产者，受过较好的教育、有着叫人羡慕的职业，要么是公务员，要么是老板，或者是律师、记者、大公司职员，——反正很少有引车卖浆之流。这些人讲得眉飞色舞，露出得意神色，很有传播“流行文化”的快感。
对于此种流行，我只觉得悲哀，也许很多人并不是刻意作践农民和河南人，但正是这种无意识的从众心理，更是可悲。讲段子的人，应该是中国社会的中坚阶层，社会的进步，体制的改革、民族的振兴，这部分人应该是前驱者。然而，许多人却沉湎在这种庸俗的“流行文化”中。
我听过一个恶毒的段子，是一个北京的有闲者说的，很能反映城里人对农民浅薄的嘲弄。说一个民工进北京，一天站在马路边看高楼，“哇，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楼。”于是“一、二、三”开始数楼层。
这时来了个警察，一声呵斥：“干吗呢？”民工马上怯生生地回答“数高楼呢？”警察莞尔一笑，随便问道。“数到多少层呢？” “数到第十层了。”
警察走后，民工自豪地给同伴说“其实我数到第十六层了。呵呵，赚了六层楼。”
这个段子很有代表性。没错，农民身上是有很多毛病，如爱占小便宜，胆小怕事，小农意识强。这些毛病，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面已经非常准确地刻画。
问题是，我们要问问，这些毛病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究竟以何种态度对待农民兄弟身上的毛病？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华文化其实就是一种农耕文化。中国人安土重迁、好面子爱排场、不团结、讲裙带关系，等等这些特点都是农耕文化的反映。
几千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千年的战乱频繁，王朝更替。中国的农民只有“暂时做稳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两种生存状态，他们是世界上最老实的顺民。对生活的要求是最低的，只要官府别太凶、匪乱别太多、老婆孩子能吃饱饭，就谢天谢地谢皇恩。
然而就是这些最起码的要求都难以满足，他们总是穷苦连着穷苦，“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朝不保夕的状态下，他们珍惜每一点生产和生活资料，他们盼望能有“贵人”拉扯自己一把。所以他们表现出自私、目光短浅、依赖性强。这难道是他们的错吗？
我爷爷去世后，从他箱子藏的袜子里面，找出来几百块五毛、一元的人民币，那都是我父亲和叔叔给他的零用钱，我爷爷在世时，鸡蛋不到快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