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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察》的言论看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
《观察》是一个政论刊物，它的编者储安平是复旦大学的教授，这一
特点，决定了这个刊物的基本作者队伍。在《观察》上发表大块文章的人，
可以说都是当时中国各著名大学的教授。《观察》每期对文章作者有一简要
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多数人是在大学任教的，我们大体上可以说《观察》是
一个教授的刊物。
在当时的中国，教授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我们既不能把它作为一个
阶层看，更不能作为阶级看，而应当把它视为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经济上
相对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专业上有固定的研究方向。这个群体带有
西方中产阶级的性质，无疑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我在这
里强调他们作为大学教授，而没有笼统地以知识分子相称，那是因为我注意
到作为大学教授，在整个知识分子的各类人群中是最能独立表达自己思想
的，很少受制于党派利益制约。虽然当时在大学任教的这些教授有相当一批
人分属于民盟、国社党、青年党等政治团体，但多数教授在以言论政的时候，
都是以个人身份发言的。张东荪就多次说过：“本人向来在政治上苟有主张，
总是独往独来，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所说的话却不代表民盟，读者千万不
要误会”＇1＇。张东荪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每次校务会议开会
时，主持人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对此很不高兴，遂夺门而出，并声言：
“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可见张东荪的个性＇2＇。 ＇1＇张东
荪《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一文附记，见《观察》第2 卷第6 期第27 页。
＇2＇沈云龙《光华大学杂记》，见台湾《传记文学》第39 卷第3 期第54
页。
我这里着重分析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是想说明中国的大学
教授在骨子里是有真精神的，这种精神在抗战胜利后曾一度高涨过，只是在
1949 年以后才相对减弱。
这里有几点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第一，在1949 年以前，政治上的严酷
并没到不准民间报刊生存的地步；第二，大学教授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第
三，大学教授有迁徒的自由，择业的自由，有自由加入任何一个党派的自由，
有在学术上自由阐述自己观点的自由。
从本世纪初到抗战以前的情况已为大家所知，抗战八年，大学教授的
整个精神状态足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可以西南联大为典型代表。
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他们能保护大学教授对
国家的关怀之情。他说：“还有一点，我认为也是重要的，也愿就此附带一
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
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
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3＇。然而，
张申府的话等于白说了——1949 年以后，正是那些最守规矩的大学教授在
政治和经济上都受到了严重打击，学术水平自然也就一落千丈。研究中国现
代思想史，应该对抗战胜利后到1949 年前这几年给予特别重视，不能只重
视这一时期主战的言论，更应当理解主和者的心情。 ＇3＇《张申府：
一个呼吁》，见《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记实》下卷第515 页，重庆出版社1992
年。
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抗战胜利后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
一、对西南联大精神的推崇
1946 年7 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观
察》对西南联大在抗战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它在一篇很长的《观察》
通讯中，将西南联大的精神概括为：“民主传统，宽容精神”。作为一个以大
学教授为主要作者的刊物，《观察》对校园生活所表现出的兴趣表明，在中
国，大学是一块集中了新思想，有独立精神的地方。这里相对中国社会的其
它角落有更多的民主传统，宽容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天然地肩负有领导
青年思想的重任。储安平办《观察》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给国家多培养一
点自由思想的种子，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在学识上要有西方的精神，
其次在做人做事上也要如此，既要有思想的力量，同时也更要有道德和修养。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想，《观察》对大学中教授和学生的生活从始至终给予关
注，从思想活动到生活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及时的反映。对于西南联大
的精神，《观察》可以说是推崇备至，因为这不仅完全符合储安平一贯信奉
的自由主义理想，更为难得的是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那些大学教授身上
表现出的吃苦、忍耐品格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三所大学的联合中得到了完美的
体现，这是自由主义精神结出的美丽花朵。
在整个抗战期间，以“联合”为名的大学为数不少，但大多是联而不
合，不到几年便不欢而散了，只有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织而成的西南
联大，能维持到九年之久，而在这九年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奠定了长期
合作的基础。《观察》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不能不归功于教授先生的高
超德行，三校传统上的宽容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长”＇4＇。而这一切都与西
南联大教授的整个教育背景有关，他们多数是出身于清华、北大而留学欧美
又扎根于母校之中的，这是自由主义精神的成功典范。《观察》对西南联大
的成功有非常详细的分析，我们不妨叙述如下。首先是有派系而无派系之争。
在一般的学校中，不断地闹派系之争，但西南联大是很少有派系之争的。这
并不是说西南联大没有派系。在联大，正如在任何学校一样，教授们因政治、
思想、年龄、工作、学科种种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团体。但这些
派系都不在学校行政上有什么争夺。因为联大的教授大都是学有专才，他们
的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没有空闲去管学校行政，因此就更不
会有什么派别之争了。当然，凡是学校行政上发生了什么错误的措施，总有
人挺身而出，作坦白的批评，务必做到错误被纠正过来。由于他们的学问，
由于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意见虽有不同，但他们总是合作去为学术而努力的。
＇4＇见《观察》第1 卷第6 期第17 页。
容忍和民主造成和谐。他们所以能在一起合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容忍精神是这个堡垒的“中心”精神。大家常
称联大是“民主堡垒”或“自由堡垒”，容忍主义或宽容精神是这个堡垒的
“中心”精神。因为如果没有容忍精神，则少数不肯服从多数，多数不肯尊
重少数，那就只有党争和暴政而不会有民主与自由的。北大、清华、和南开
都以宽容精神见称。例如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时，可以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
主义者、国民党人等革命分子，也有保皇分子。正因有这种宽容精神才能够
“教授治校”。例如清华，重要的问题是由评议会决定，而评议会则有过半
数的评议员是由教授选举出来的。只有具有容忍精神的学校，才能三校联合
九年而十分合作的。
各党各派，兼收并蓄。联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现，就是它包容了各党
各派的教授与学生，虽然不能完全指出谁是那一党那一派，但至少可以说在
联大之下，有共产党、第三党、民主同盟、民主社会党、中立派、国民党、
二青团、和国家主义等党派的教授与学生。教授方面；在属于左派政党的教
授中，有闻一多和曾昭抡等先生；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和费孝通等先
生；没有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先生；比较中立而对政府常
有意见的有陈岱孙和王赣愚等先生；在经济问题方面批评政府的有伍启元杨
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
派的有周炳林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先生；三
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联大这许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
的事，就是联大是没有顽固派的分子。不过如果有极左极右的人，联大也必
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堡垒”，真正的“自由堡垒”。
这才可以使许多人在一起而没有纠纷。
三校校长，分工合作。当然，联大所以能合作，三位校长的功绩也不
少。这三位校长是采分工合作的办法。南开张伯苓校长总是在重庆代表学校
向陪都交涉。北大蒋梦麟校长则负责所有对外的事宜。清华梅贻琦校长则负
责校内事务。他们三位的感情十分好，这就替学校散播了和谐的空气。
在整整九年的合作中，这三个北方的最高学府在西南角上替战时中国
造就了不少的人才＇5＇。 ＇5＇参阅《观察》第1 卷第6 期第17－18
页《本刊特约记者文章》。
二、对学潮的同情
在抗战胜利后，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考察他们对于学潮的看法，是了
解整个大学教授精神状态的一个主要标志。从整个《观察》时期看大学教授
对学潮的看法，我们会对他们的精神状态有这样的评价：他们不仅同情和理
解学生，而且敢于公开表达对政府镇压学潮的不满情绪。他们通常采取的办
法是先在校园内劝阻学生，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其次他们以宣言、文章等
形式奉劝政府理解学生的行为，改善自己的统治。在学潮势不可挡的时候，
他们中的有些勇敢者甚至要参预到学生的游行行列中。我们如果留意教授在
学潮中的表现会发现，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恐惧感，整个精神是正
常的，是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