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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知识分子只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与学术打成
一片”。具体到当时的现实是张东荪察觉到知识分子有分化的趋势，他们已
没有抗战和政协时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张东荪特别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
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张东荪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
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的理解今天依然具有启发作用。他说，“中国接受西
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50 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
LIBERAL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
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张东荪认为这种精
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
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
中已经萌芽。“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
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
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
的。”张东荪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他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学术
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观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的知识一经开放，便无法退回
到蒙蔽的状态。中国在这数十年中既已养成这样的自由思想的风气，谁也无
法再压倒下去。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如何把它发扬光大，总要比现在更自由
些。对自由风气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担忧。
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作一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
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在这场讨论中，张东荪的观点是很耐人
寻味的，作为知识分子，由于自己所受的教育，他对计划的社会抱有理想的
色彩，但这种信仰并没有妨碍他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执著追求，虽然他
与许多自由主义分子有分歧，但在追求文化上的自由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1973 年，张东荪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由于受其连累，他的次子中
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炎，已先后自杀。
1949 年后张没有写什么东西，张东荪的长孙张饴慈在致程朝富的信中说，
他曾写过自传和许多诗，但在“文革”抄家前烧掉了，仅留下70 多首旧体
诗。一代哲人，就这样走完他的人生路程，他是1886 年生人，1973 年该是
87 岁，自然年龄是高寿了，但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在1949 年就死了，那时
他也不过63 岁。
吴晗的悲剧
在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中，闻一多和吴晗的命运特别耐人寻味。闻一
多人们说得很多了，这里我想说吴晗。
说到吴晗，人们自然会想到他与《海瑞罢官》的联系，想到他和“三
家村”的命运。
看过许多这方面的资料，深为他的悲惨遭遇而痛心。但痛心之余，我
又常常往别处想，他的悲剧命运固然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又是悲剧承受者
个人的某些弱点，使悲剧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
我眼下正在做一个关于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课题，吴晗的
命运常常使我陷入困惑，有时我实在不明白，像吴晗这样的读书人，怎么会
一下子把自己的独立性全部交出去，变成一个特殊的文人。在1957 年的事
件中，面对自己多年的朋友和前辈，他过去的读书人形象很快消失了。吴晗
不像傅雷，虽然都是读书人，都曾有过努力放弃过去来适应新环境的追求，
但吴晗比傅雷走得远，傅雷是绝望了，而吴晗是在希望中死去的，这是他更
深的悲剧。
吴晗出身贫苦，在早年的读书生活中，以自己的才华和勤奋，进入中
国的最高学府。
在他前半生的学者生涯中，影响他最深的是胡适。吴晗在中国公学读
书的时候，曾给胡适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指点。他因《胡应麟年谱》一稿，
得到胡适的赏识，被推荐到清华读书。后来又受胡适的启发，专攻明史，终
于卓有所成。胡适对青年吴晗的评价是：“功力判断都不弱”，在给翁文灏（时
任清华代理校长）和张子高（时任清华教务长）的转学推荐信中，还说吴晗：
“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以胡适当时的名望，对吴晗这样的评价，确实
是极高的。青年吴晗和他同时代许多人一样，是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路，
1950 年他在一份自传中也说自己：“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
很大，。。治学的方法，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见苏双碧主编《吴
晗自传书信文集》）但吴晗在40 年代初，思想开始变化。一个人的思想突然
发生变化，有直接的现实原因，也有特殊的历史机遇。吴晗是1909 年生人，
40 年代初也不过30 多岁，还在多变的年龄中。另外，在吴晗的思想变化中，
当时中共南方局在昆明的地下负责人华冈的影响也很重要。这一点，吴晗的
变化和闻一多有点类似，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如果我们先不说他们两人的
个性，闻一多和吴晗的直接生活处境，在同时代大学教授中，是相对艰难的，
这也是他们对现实比其他人更不满的直接原因。具体到吴晗，他是工读出身，
用今天的话说，不是按部就班考入清华的，而是靠自己的才华，因已有的学
术成就才进入的，这种情况在心理上可能受到一些压抑。还有就是吴晗是没
有留过洋的。当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也是考虑到以吴晗这样的资历，在清
华当教授不是太容易，才聘他到云大当教授的，吴晗也很痛快地答应了。吴
晗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后来是介入政治较深的，也是官做得比较大的，以学
者和文人身份做到副市长的，这在吴晗的朋友中几乎没有，虽然这并非他的
愿望，但一进入这样的环境，也就由不得自己了。他多次给周恩来、彭真写
信，要求回清华执教，但终于未能如愿，只好下决心做行政工作。
苏双碧、王宏志在《吴晗传》中说过：“从40 年代开始，吴晗的许多
著作是古为今用的。”这是吴晗悲剧的深层原因。作为历史学家，吴晗在40
年代的古为今用尚有可取处，因为他的古为今用，是自己从直接的现实生活
中感受到一些东西，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但到了50 年代末期，他的古
为今用就把自己推向了绝境。吴晗和《海瑞罢官》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1959 年4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干部中不敢讲
真话的作风提出了批评。有一次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由此想到了海瑞。
毛泽东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写写海瑞的文章，胡
乔木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给吴晗讲了，吴晗很快就写成了《海瑞骂皇帝》。
毛泽东4 月有写写海瑞的意思，吴晗6 月16 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了这
篇文章，紧接着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直
到《海瑞罢官》。《论海瑞》一文的开头就由“生死牌”说起。
吴晗是一介书生，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独立性没有了。吴晗写
海瑞，固然与他的专业有关，但似乎也犯不上为写而写，一个读书人，如果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做文章，早晚要出事。吴晗的失误，在于他太迷信了，
太听话了，他要按别人的意图写，把自己的独立性丢了。庐山会议之后，吴
晗把自己这篇《论海瑞》的文章送给一位参加会议的领导看，这位领导把毛
泽东说的是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是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
的意思给吴晗说了。吴晗在发表这篇文章前就加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假冒海瑞的文字。但结果吴晗还是没能逃出那场悲剧。
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有过失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心还在。50
年代批胡适的时候，多少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都写了文章，而吴晗没有，这
亦难得。吴晗是有才华的明史专家，但由于失去了独立性（且不论这独立性
是怎样失去的），最终酿成了悲剧。
吴晗是令人尊敬的学者，但我们越是尊敬他，越觉得应从他的悲剧中
吸取点什么。
过去的教授
1995 年3 月间，邵燕祥先生来太原参加一个会议，我前去拜访。记得
邵先生曾和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极少谈起十年以前的事情，邵先生说
不知这是什么缘故。回到家后，我一直没忘邵先生的话，想来想去是过去比
现在有值得回忆的东西吧。今天的年轻人，的确容易怀旧，这可能是对现实
的另一种评价，也可能是一种对未来的无望，过去的事总能唤起他们的另一
种情感。
我是本世纪60 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曾经对现实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但
每每失望。我有一段时间将自己的学术兴趣倾注于当代报告文学的研究，但
很快我就发现，我所了解的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与我理想中的那些知识分子是
很不同的。在这样的判断下，我终于放弃了研究报告文学，甚至放弃了对当
代文学的研究，就我个人的学术能力和兴趣而言，我是想从事一切有关当代
作家的研究，但那些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品格和作品的内涵，总让我提不起精
神来。无奈之下，我才选择了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正是在回到过去
的知识分子中，我才发现今日所谓的大学教授、作家、诗人，太不是那么一
回事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今日的不少教授、作家、诗人都远赶不上他们
的前辈，就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平而言，他们的前辈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
最初留意《观察》周刊时，就是因为印在《观察》封面下方的“撰稿人”中
几乎都是教授，再看他们的言论，无论左右还是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