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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
谋或
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
公
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
的了
解。
储安平接着详细阐述了《观察》所持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的原则，并在以后的刊物中随时标示出《观察》的“本刊传统”：
一、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
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
在
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刊载任何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
通过以上所引有关《现代评论》、《新月》与《观察》在办刊态度上的
资料，我们大概会从中看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连年波动的社会生活中所追
求的理想。《观察》作为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的言论阵地，在
对自由精神的鼓吹和培植上比《现代评论》、《新月》走的还要远，在保障人
权、反抗专制，启蒙青年等方面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
1947 年初，储安平在《观察》出满24 期以后，曾给胡适写信约稿，并
把他创办《观察》的目的告诉了胡适。储安平创办《观察》的目的，是希望
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后
来《观察》的发展和一贯风格，确实也保持了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尤其是
它在1947－1948 年所开展的关于“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的讨论，给人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讨论虽然是在《观察》没有任何号召，没有严格组
织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断断续续发表的有关“自由主义”在中国命运的文
章，确也造成了一定声势。这次讨论，可以看做在国共两党冲突日趋激烈的
时刻，一群一切以国家和民众利益为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客观公正的
良知发出的最后呼吁。
这次和几乎同时发生的关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及关于“内战”的讨
论，都充分显示了40 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大的团结力量和深远
的历史眼光。由于这几次讨论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没有给予足够的重
视，或者即令偶有提及，多数也以单一的党派立场，对这些讨论做了否定性
的评价＇1＇。 ＇1＇可参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
《中国现代史》下卷第370－372 页。
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有的人称为“自由思想分子”，“自由
主义分子”“自由分子”等等。《观察》对此一直比较留意。在创刊不久的第
七期上，就发表过萧公权的论文《说民主》＇2＇。萧公权在这篇阐释民主概
念和历史的文章中，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进行了考察。随后不久发表的邹文海
的《民主政治与自由》一文＇3＇，也对自由主义的含义和真话进行了分析，
并回答了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似乎没有统一的称呼，至于对于自由主义
的理解，则各有侧重。 ＇2＇《观察》第2 卷第7 期第3 页。
＇3＇《观察》第1 卷第13 期第9 页。
如果仔细追溯在《观察》上展开这场讨论的源头，可以找到储安平在1947
年第2 卷第2 期上发表的《中国的政局》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对自
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承担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这篇文章发表后，
当时远在美国的陈衡哲给储安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陈衡哲详细谈了她自
己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理解和评价。
陈衡哲认为，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
对于当时许多人希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组党来参予国家事务的呼声，陈
衡哲很不以为然，她认为，问题在于政党既然必须借重权力方能发挥力量，
那么自由知识分子组党，则也必须借重权力，用利害来维系他，而这种做法
与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她觉得，政党这条路是
不易走通的，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因此自由思想分子的力量也不能以
组织政党来发挥。
那么自由思想分子究竟该如何生长呢？陈衡哲以西方的文化尺度来衡
量自由思想分子，她得出结论：“（一）略等于英国的反对党，而缺少组织。
（二）略等于英国及美国的新英伦区域的知识分子，立于文化道德及思想的
领导地位。（三）略等于欧美的教士，立于道德的领袖地位，但缺少维持生
活的薪资。”通过以上的比较，陈衡哲认为自由思想分子在中国的目标，不
妨是看向英国的政党，但这又“远水不救近火”，所以自由思想分子在目前
的使命还在于思想道德方面，以精神上的领袖为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陈
衡哲希望国内的自由思想分子，纠正好人不管闲事的恶俗，培养“雅量”与
“大我”的人生观，并造成稳重清洁的舆论环境，使主持公道的人，可以得
到社会上道德力量的支持＇4＇。 ＇4＇《观察》第2 卷第12 期第23 页。
《观察》在1947－1948 年间集中刊发大量有关“自由主义往何处”去
的文章，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当时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值壮年，
在抗战胜利以后，斗志正在旺盛时期，尤其是宪政和民主的思想深入大部分
知识分子心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力量的不断壮大，已成为在国共两党政治
势力之外的主要力量。第二个原因是国际势力。
特别是美国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所给予的厚
望，可能也在精神上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获得了鼓舞，特别是马歇尔在离华
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
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惟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
力量”＇5＇。马歇尔作为西方的政治家在国共调停宣告失败以后，对当时自
由主义分子的分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公正的，特别是他对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当占的地位寄于厚望，从理想的意义上看，这是
具有远见的。但马歇尔毕竟是西方政治家，在国共调停时刻，他基本上是以
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来推断双方的政治态度，这就注定了他的调停不可能成
功。从某种意义上看，马歇尔在中国的失败，可以看做是两种文化冲突的必
然结果。 ＇5＇天津《大公报》1947 年1 月9 日第3 版。
就在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不久，杨人楩便在《观察》上发表了关于《自
由主义者往何处去？》，成为这次《观察》论战的主要文章，其后关于“自
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多数是围绕这篇文章展开的。
杨人楩在其文章中首先从自由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和政治生活有关的态
度，分析了它在近代的演变过程。他肯定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要求自由，而
“自由”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而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条件，人类对于自
由的追求，依时地而不同。自由是促成人类进步的动璃，进步需要创造，所
以自由具有创造性。他认为自由主义虽是不满现状的，要改变现状以求进步，
所以自由主义者常常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由主义含有消灭暴力的道德使
命。
杨人楩还认为，自由主义是世界性的，可以深入任何一个国家，当然
也可以深入中国，显然是针对那种认为自由主义不合国情的调停而言的。杨
人楩甚至认为五四运动就是自由主义的运动，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进步分
子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者，至少是与自由主义的精神相吻合的。
杨人楩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考察，认为在目前现状下，只有“停
止内战以安定人民生活，重人权崇法制以奠定民主政治，反复古尚宽容以提
高文化水准”，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生活态度。
那么谁是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呢？杨人楩肯定地说，惟有不满于现
状而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才是，这种知识分子就是共产党所谓的“小市民”
“小资产阶级”。他认为，抗战以来的艰苦生活，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劳
苦大众没有什么距离，并能和他们打成一片，这群穷苦的知识分子，是能够
代表人民的，并能根据人民的要求而提出进步的要求。他说：“中国的自由
主义者为数并不少，只是不曾构成一个有力的组织而已”＇6＇。
杨人楩认为自由主义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格格不入的，国
民党及共产党都是与自由主义者对立的，“共产党则根本否认自由，其干涉
之严密更有甚于国民党”＇7＇。
这与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中对国共两党的分析评价完全一致。对
于自由主义，掌握政权才能发挥作用的看法，杨人楩与陈衡哲的看法无异，
他也认为：“在野亦能同样起作用。”杨人楩和陈衡哲一样，作为熟悉世界历
史的史学家，在讨论关于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时候，都非常明显地以西方自
由主义的发展作为参照系。在回答自由主义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时，杨人楩以
非常坚定自信的口吻提醒执政者：“即使不愿接受自由主义，也不宜消灭自
由主义。第一，要消灭自由主义必须用暴力，凭借暴力的政权即可遭遇到凭
借暴力的抵抗；自由主义是弃绝暴力的，唯有保全自由主义的精神，始可防
止暴力。
第二，自由主义之被消灭只是暂时的，使用暴力亦不足以保持静态，
不如容许反静态的力量而使其能在动态中求进步。第三，自由主义之消灭虽
只是暂时的，但此一暂时的打击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进步。第四，民族创造
力因自由主义之暂时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