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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所在地南岳掷钵峰下，钱穆的《国史大纲》则
完成于昆明宜良。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战争爆发前，
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生命力主要由当时一批学者的风范来共同构成。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深情地回忆过战前，他在北京大学
和陈垣、马叔平、吴承仕、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肇祖、向达、赵万
里、贺昌群等学者共论学术的情景，钱穆说：“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
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
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貌出现。”（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第159 页，1983 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中，
曾提到钱穆“承认30 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
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的惋惜。二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它的发展和延
续，即是后来的西南联大。余英时说过，当时的政治中心是重庆，而思想和
文化重心则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当时被称为“民主堡垒”，在思想
上继续“五四”的传统。那时在属于北大、清华一系的教授群中，思想的主
调还是“民主”与“科学”。
群贤毕至，少长成集
抗战前中国学术界的精英，战争爆发以后，基本上都集中于西南联大。
在这个独立的精神家园内，30 年代学术界形成的学术传统得以保留和延继。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当时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教授的阵容（据《清华大学
史料选编》（三）下，第289－313 页，1994 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文学院——
中国文学系：
朱自清 罗常培 罗 庸 魏建功
杨振声 陈寅恪 刘文典 闻一多
王 力 浦江清 唐 兰 游国恩
外国语文学系：
叶公超 柳无忌 莫泮芹 陈福田
燕卜荪 黄国聪 潘家洵 吴 宓
陈 铨 吴达元 钱钟书 杨业治
傅恩龄 刘泽荣 朱光潜 吴可读
陈 嘉 冯承植 谢文通 李宝堂
林文铮 洪 谦 赵诏熊 闻家驷
陈家民 温 德 黄炯华 胡 毅
历史学系：
刘崇鋐 雷海宗 姚从吾 毛 准
郑天挺 陈寅恪 傅斯年 钱 穆
王信忠 邵循正 皮名举 向 达
张荫麟 蔡维藩 葛邦福 吴 晗
哲学心理学系：
汤用彤 冯友兰 金岳霖 沈有鼎
孙国华 周先庚 张荫麟 冯文潜
贺 麟 郑 昕 容肇祖 王维诚
王宪钧 陈 康 敦福堂
熊十力（专任讲师）
法商学院——
政治学系：
张奚若 张纯明 崔书琴 邵循恪
吴之椿 浦薛凤 王赣愚 张佛泉
钱端井 罗隆基 王化成 沈乃正
赵凤喈
经济学系：
陈盛孙 赵乃抟 周作仁 秦 瓒
伍启元 周炳琳 李云鹏 张德昌
徐毓丹 杨西孟 载世光 萧 蘧
周覃绂
法律学系：
燕树棠 戴修瓒 蔡枢衡 罗文干
张企泰 李士彤 费 青 芮 沐
马质夫 章 剑
商学系：
丁 信 李卓敏 陈序经 陈公孙
林维英 李云鹏 周覃绂
社会学系：
陈 达 潘光旦 李景汉 李树青
陈序经 吴泽霖 陶云逵 费孝通（讲师）
学术传统的延续，首先要靠相对稳定的教授群体的形成。当时西南联
大学术传统之所以能够结出丰硕成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一个教授群体从
年龄结构上呈完整的三代共存现象。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恰好是由30 年代前完成中西两面教育的三代
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的。第一代是出生于十九世纪末的那一批人，以陈寅恪、
傅斯年、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为代表；第二代是二十世纪初出生的
那一代人，以1900 年前后为代表，如王力、唐兰、浦江清、钱端升、叶公
超等；第三代则以钱钟书、费孝通、吴晗等1910 年前后出生的人为代表。
这三代学人的共同特点是在抗战前基本上都完成了学者的准备阶段，开始迎
来自己学术上的丰收期，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如钱钟书、费孝通等人已经是留
学归来了。这三代学人的年龄结构恰好是50 岁、40 岁、30 岁。这个年龄结
构是学术繁荣的最佳梯队结构，它可以使三代学人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形
成互补。在西南联大，当钱钟书刚刚学成归来时，当时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和
教授吴宓都力邀他回清华执教，对他的才能，陈寅恪也认为钱种书“人才难
得”。这种前辈学人宽广的学术胸怀，对后辈学人的成长极为有利。西南联
大时期，这种前辈学人对后辈学人的鼓励和帮助，也构成西南联大学术传统
的一部分。如陈寅恪对周一良、杨联升的爱护，闻一多对陈梦家的提携，都
堪称学林佳话。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有丰富的内涵，从教授的自由流动到教授治校，
从合理抗议政府到支持学生运动，从视学术自由为生命到为自由而关心政
治，这些今日看来很抽象的东西，在当年的西南联大都有实实在在的体现，
由大量生动的事例构成了鲜活的学术传统。由于这个传统成为大家公认的价
值标准，在西南联大，尽管生活艰难，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但在精神上，
当时的大学教授是自由舒展的。我们可以从当时一封简短的信函中，看出当
时大学教授的心态。1946 年1 月29 日，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中文系系主任
的闻一多，为王瑶研究生毕业事致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
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半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
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
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
道安
闻一多上 卅五·一·廿九
计开：
一、王瑶论文题《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
二、初试范围：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
三、考试人员，除中国文学系教授外，聘请汤锡予、彭仲铎、冯芝生、
吴辰伯四位先生。
这封短简，可见闻一多当时的心态，而这种心态，也是当时西南联大
学术传统的体现。首先，作为系主任的闻一多，对学术有极严格的要求，这
也是西南联大的规矩。闻一多的这封公函，是给校长和教务长的，但从“乞
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对王瑶的初
试，完全由闻一多一人做主，只是照例呈报。从闻一多外聘的四位教授看，
都是与王瑶论文所涉专业有研究的，可见要求之严格。梅贻琦在闻一多的这
封公函上所做的批示只有两个字：“照办琦一·卅。”闻一多的函是廿九日写
的，梅贻琦第二天就批了，可以想见教授的地位。同年4 月，梅贻琦在朱自
清关于王瑶毕业论文考试聘请教授的公函上的批示是：“照聘。仍备晚饭。”
这是西南联大诸多学术活动中的一件小事，但这件小事却给我们许多
联想，一个时代学术传统的高扬，带给人精神上的决乐是学术发展的基本保
证，王瑶后来痛苦地放弃了他喜爱的中古文学，而改治中国现代文学，但他
毕竟用自己的努力，延续了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40 年代中期后，梅贻琦对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曾有担忧，他在日记中
写到：“食后谈及时局及学校将来问题，颇兴奋，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
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
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
解决，否则匪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梅贻琦视西南
联大的学术传统为自己的生命，他曾说过：“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子民
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
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
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当时的西南联大虽是三校
联合，但实际负责人是梅贻琦，他的这种信念，使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保持
了下来，而且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珍视的精神遗产。
大学的理念
傅斯年1945 年曾被任命为西南联大的校务委员，接替离职的蒋梦麟。
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后，曾写过一篇名为《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他
在文章一开始即说：“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
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
才有他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做为人挤入的工具。”
如果傅斯年在西南联大待下去，他也会继续保护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1946
年西南联大返回北方，重建北大、清华、南开。她的学术传统也随着教授重
归自己原来所在的大学而继续发展，但后来这个学术传统被阻割了。随着
1952 年的院系调整和以后一系列的政治活动，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在慢慢
地消亡。关于这个学术传统的消亡，我们可以做出许多解释。我想简单通过
冯友兰和贺麟的经历来略述一二。
冯友兰在《南渡集》中曾写过一篇《大学与学术独立》的文章。他是
极赞成学术独立的，他认为，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国家
社会要予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外边的人，不能
干涉。冯友兰做了八年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正是靠
他和他的同事们保持和延续的，抗战八年，加上后来的五年时间，他始终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