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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鲁迅购中国书多，而且特别杂。郁达夫日记中写购外文书多，常是小说。
郁达夫通日、英、德语，常读原版书，自然也可以想见其受外国小说之影响，
鲁迅、郁达夫日记的差异，当然是个人的习惯问题。但从这种差异中，
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关于他们的性格、思想以及文学观、社会观、政治观等
文化信息。
上面我说过看鲁迅日记有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不仅来自于日记的
过于简略单纯，而且来自于鲁迅日记中情感色彩的过于淡化，甚至隐晦。鲁
迅是一个常以超人的毅力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紧张感深埋在心底的人，看他
的日记，这一印象也特别强烈。由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中，我不由
得又想起了鲁迅日记中“空白”的一日和“五日失记”问题。这是鲁迅日记
研究中的一个著名问题。自从胡菊人提出这一问题后，日本竹内实、渡边新
一等人曾做过详细的考证，并得出了“失记”是“有想记的事，但不能够记”。
（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第154 页或《鲁迅研究月刊》1992
年第2 期渡边新一文章）的结论。关于鲁迅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避难
的问题，这种结论或者说推测大体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但这种推测却忽视
了从鲁迅日记的整体风格上把握鲁迅日记的特点。在我看来，“空白”与“失
记”其实是完全符合鲁迅日记的记载方式的，因为看鲁迅日记，我的一个明
确感受是鲁迅在日记中从来不记政治事件，更不会把自己对事件的评价记述
出来，这是鲁迅日记的一贯风格。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以鲁迅日记中
的“空白”与“失记”似乎并不一定能得出目前流行的结论，因为这种结论
似乎也不符合鲁迅的性格。我们不妨看一下鲁迅日记中关于政治事件的记
载：
1919 年“五·四运动”：这天在鲁迅日记中是这样的：
四日 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
福源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见《鲁迅全集》
第
14 卷第335 页）
1925 年“五卅惨案”：鲁迅日记载：
三十日晴。上午访季芾。下午大睡。宗武寄赠《文录》一本。夜衣萍
来。（同上，第548 页）
1926 年，“三·一八惨案”：鲁迅日记载：
十八日睛。上午寄小峰信。下午有麟来并赠糖食三种。夜鲁彦来。得
秋芳信。（同上，第592 页）
1927 年“四·一二政变”：鲁迅日记载：
十二日晴。午后骤雨一阵即霁。（同上，第651 页）
1931 年“九·一八事变”：鲁迅日记载：
十八日晴。午后得靖华信，一日发。（同上，第894 页）
1935 年“一二·九运动”：鲁迅日记载：
九日小雨。上午张莹来。午后得刘岗信并木刻八幅。得三笠书房编辑
小川正夫信并赠《トトイェタキイ全集》普及本全部，先得第一及第
六两
册。（见《鲁迅全集》第15 卷258 页）
以上是就当时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查鲁迅日记中的记载，从中可
以看出鲁迅日记的整体风格，如果顾及这点，那么关于鲁迅日记中“空白”
和“失记”的问题或许就不见得要做那样的推测了，因为那种推测忽视了对
鲁迅日记整体风格的把握。而郁达夫的日记则不同，以上提到的当时国内许
多重大事件，那一时期郁达夫都没有记日记，但“四·一二政变”那天，郁
达夫日记是这样记的，从中也可以看出郁达夫日记和鲁迅日记的区别所在：
十二日，星期二，晴（三月十一）。东天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
起床来洗面更衣，寒冷不可耐。急出户外，向驻在近旁的兵队问讯，
知道
总工会纠察队总部，在和军部内来缴械的军人开火，路上行人，受伤
者数
人，死者一二人。我披上大衣，冒险夺围，想冲出去，上南站去趁车，
不
意中途为戒严兵士所阻。
天气很好，午前伏处在家里，心里很不舒服，窗外的枪声时断时续，
大约此番缴械冲突，须持续至一昼夜以上。我颇悔昨晚不去南站，否
则此
刻已在杭沪道上。
午后出去访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
言。从友人处出来，又上南站去打听沪杭车。晚上天又下雨，至法科
大学
上了一小时课，冒雨回至英界，向鼎新旅馆内投宿。
上床后，因想映霞心切，不能入睡。同乡陆某来邀我打牌，就入局打
了十二圈牌，至午前三时就寝。
六
郁达夫本人对日记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种文学手法。他曾写过《有
目的的日记》《日记九种·序》《日记文学》《再谈日记》等文专门论述日记
的价值。
郁达夫从他一贯主张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自叙传”这一观点出发，
认为日记、日记体和书简体是散文中最便当、最富真实感情的体裁。他说：
“在日记里，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什么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自
在地记叙下来，人家不会说你在说谎。。”而鲁迅对郁达夫的这一观点却不
同意，他在《怎么写》中曾顺便对郁达夫做了回答。鲁迅觉得，就文学的真
实性来说，“体裁似乎不关重要”，“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
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
而是真实。”倘若仅仅为了追求体裁和形式的真，以至“牺牲了抒写的自由”，
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鲁迅更注重“真实性”。所谓读者的幻灭，“多不
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一说，郁达夫后来也承认“此论极是”。
然而郁达夫对书简体、日记体的偏爱，同他注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
艺术态度有很大关系。郁达夫的自叙形式，自白口吻，事实上也确实增强了
作品的亲切感、自然、真实感。鲁迅也说过：“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
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可见鲁迅虽然与郁达夫对日记的观点有区别，但也有相似的地方，鲁迅的话
虽然对自己的日记不一定适用，但对郁达夫的日记，却是非常适合的。1933
年，郁达夫在《有目的的日记》中曾说过：“我因为我自己曾出过一本日记，
被人家攻击得体无完肤，就是到了七八年后的现在，这册日记也还在作各种
小报及什么文坛消息等取笑的材料，所以平时一见到日记之类，就非常注
意。”郁达夫偏爱日记远甚于鲁迅，比较鲁迅和郁达夫的日记，除了史料价
值的意义之外，对于了解这两位作家的文体风格，也是一个极好的途径。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世局虽艰，著述有成
一个时代的学风，从本质上映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梁启超论清代
学术“极绚烂”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即是“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
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这“自由之研究精神”
可以说是学术繁荣的命脉。言学术，自然离不开大学，言大学自然离不开教
授。西南联大是在抗战中由中国当时最著名的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北大、
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联合，为我们分析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传统，提
供了一个极好的个案。
北大、清华、南开在抗战中的偶然联合，使当时中国人文和自然科学
的多数第一流人才汇聚一处，人才的聚集自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群
体，在这个群体中自然形成的大体一致的学风，构成这个群体的学术传统。
我们今日研究西南联大，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研究这种传统的形成，研究这种
传统何以在战争环境下能够艰难生长，而最终成为这个学术群体彼此共同遵
循的标准。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主要由她的教授和学生体现。在当时，教授可
以说是传统的继承者，而学生则是传统的延续者。西南联大在其消失50 年
后，依然让人不断提起，而且充满敬意，即因为这个传统的核心价值是有生
命力的。这个传统就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中所说的“自由之意志和独立
之精神”。陈寅恪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相与天壤而日
久，共三光而永光。”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学术贡献，都是这种学术精神
的体现，舍此，学术必是荒芜的旷野。西南联大学术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中国三四十年代学术精神的缩影。
按照常规，战争带给学术的影响是深重的，但中国的学术界在战争中
的经历，却有它相对例外的一面，就是说，战争虽然对学术产生了影响，但
这种影响不是致命的。何以会出现如此的意外情况呢？我以为从大的方面
说，要从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从小的方面说，就是生活在这个时
期的学者，对于学术的热情和执著，是完全以“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去完成
的。谢幼伟在《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一文中说：“我们不要以为这七年来的
抗战，又把中国哲学的进展阻碍了。实际上，这七年来的中国哲学，比起中
国任何一时期来讲，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地说，中国哲
学是进步了。
这七年来的抗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贺麟《当代中国哲学》
附录，第143 页，1947 年胜利出版公司）谢幼伟举了这一时期重要的哲学
研究成果，如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本》、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章士钊
《逻辑指要》、冯友兰《新理学》、金岳霖《论道》，还有沈有鼎关于“意指
分析”的两篇论文。另外，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成书于当时
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所在地南岳掷钵峰下，钱穆的《国史大纲》则
完成于昆明宜良。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