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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了西南联大的出现。
她与抗战共始终，在昆明前后共计9 年，培养了大批人才，现在学术
界公认西南联大是战时中国最成功的大学。由于西南联大是由当时中国三所
著名的大学（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所以她的成功对于我们评价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道路是很有启发的。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以1928 年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为标
志），但现在大家公认，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
接轨，而这开端都是在当时政治未上轨道的局面下完成的。这一切我以为应
当归功于本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
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本世纪初，中国办大学的
那些人，都很开明，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这是中
国大学教育的幸运。也许是中国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在传统
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这是中西文化事例过程中，
较少障碍的一种转型，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能够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研究
中国教育史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本世纪初叶时，最早承担
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
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
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是个别人，也许是特例，但现
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叶恭绰在做交通大学
校长的时候，他在交通大学开学时有一个演讲，他说：“诸君皆学问中人，
请先言学问之事。鄙人前自欧美归来，目击其新潮，颇有思感。尝以为请君
修学当以三事为难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
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
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
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我国积习以衡
文为进取之阶，于是百艺均废惟儒术仅存。虽科举之制为其历附，亦由学者
不察，不能辨科名学术为两事也。美国工艺之盛甲于世界，然说者谓其偏重
出品之量及成功利益，以至学术之精神不敌欧陆，此又不辨利禄与学术为两
事，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
读书真乐，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离。”然后又说：“交通大学自成立
以来，积极改良已为有目共见，虽因出世甚晚，较之欧美先进相形见绌，然
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窥见，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
晋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是在我大学同人之努力矣。”（《遐庵汇稿》
第345－347 页，1930 年版）从叶恭绰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本世纪
初那些办大学教育的人的眼光，西南联大的成功就是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
的。
二、大学独立
西方的大学有点类似于教会，其主要特点是具有独立性，大学独立是
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从时间上说是晚了些，但中国现
代大学的起点很高，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是直接与现代教育接轨
的，这使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派生机。清华大学1925 年在原
有的留美预备学校里设立大学部，1928 年正式建立清华大学，但只用了10
年时间，到1937 年抗战爆发时，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可以从她的成功
中找出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她在开始时能够吸取现代大学的精华，就是
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这是现代大学的命脉。切断了这个命脉，大学的一切
就都要变形，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
的教授不买这个账。西南联大时期，陈序经先生一度做过法商学院院长，这
位当年挑起全盘西化论战的学者，身上有很浓的西方知识分子气质。他为人
正直，明辨是非，在学校里或社会上从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对政治上的是非
他心里是很清楚的。1941 年前后，国民党想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
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陈先生知道后淡淡一笑，对
他的一个学生很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
长！”（林元《碎布集》第41 页）后来也没人敢把他怎么样，而且当时许多
教授也是这样做的，也有一些教授入了国民党，但多数教授对此很不以为然，
那时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
但除了抵制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
那时的联大不能说完全实现了大学独立，但它做为一种理念，在西南
联大里是扎下了根的。
三、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的教授，特别是负责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长、系主任等，对
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一是因为联大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教授本身
对自己的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律。想在联大里有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除了在学术上要绝对有东西以外，在做人做事上面也得让大家看得过去，
而且不能有太说不过去的缺点。在旧大学里负责，真有点像西方做官，进入
公众视野，一般是不能胡来的，大学又不同于别处，大家是敢说话的。所以
旧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
关，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因为大学不是行政机
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教授才有大学，大
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抗战期间，国
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1941
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
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他
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
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
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
一份。（《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 页）这样的事，看起来虽小，但它反映出
的却是教授在大学里的重要性。因为是国立大学，从教育部一面说，为了维
持战时的教育，给那些院长和系主任一点补助也不为过，但对那些负责教授
来说，他们懂得教授在大学里的主导作用，所以从不愿意去伤害他们。尊重
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在西南联大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大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
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这一方面说明大
学的民主空气很浓，也说明了广大师生有很强的教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1939 年3 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
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
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
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
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 年6 月10 日，
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
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
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
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南开大学
校史》第260 页）。好在那时的教育部管事的人也多知道大学教授的厉害，
所以在许多时候，并不愿意得罪他们。旧大学里教授们反对行政当局的事是
常有的，因为那时的大学教授是自由流动的，在校内他们不必害怕校长，更
不必害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此处不留自有留处，整个心态是从容而
平静的，因为教授都知道自己的价值，管教育的人也都知道是因为有了教授
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这就是教授治校的传统，
王浩把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
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
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
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
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
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
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
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
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
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
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
也不怕谁的日子》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 辑第66 页）。西南联大的
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结合，这种结
合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我们再看一件小事。一位联大的学生曾回忆说，
中文系主任罗常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