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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来，羞羞答答，这至少不符合论战的基本规则。50 年前，储安平办
《观察》周刊的时候，特意将“本刊传统”期期印在刊物上，其中第二条即
为：“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这才是一个敢
于挑起论战的人应取的态度。这是从作者一面说。二说刊物。编刊物的人，
不能没有立场，就是主张中立，主张客观的刊物，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立场的。
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信仰，这不是坏事，我们不论你的信仰如何，但任
何刊物，应该遵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这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人类文明的
结晶就是无论什么政治信仰什么种族的人，在文明的基本点上是有共识的，
大家都在不约而同地遵守。对一个刊物来说，既然有人写文章挑起笔仗，而
且文章还是直接涉及具体的人和事，这样的文章不是不可以发，但发表时要
遵守规则，那就是文章是谁写的就署谁的名，不能用假名发表，有多少人写，
就署多少人的名，这样的文章，就是署一千个姓名，读者也是有兴趣的，不
嫌多。再就是你写文章批评了别人，刊物也发表了，对刊物来说，你必须同
意，或必须做好准备，就是如果被批评的对方要写文章回应，你必须做到一
是照登对方的文章而且篇幅不能少于挑起论战者文章的篇幅，二是必须以最
快的速度来刊载这样的文章。我们办刊物的人，不能先存了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的心理来编刊物，既然自认为真理在我手中（这也不是不许
可），但你不能不许别人说话，而且在明知道对方不能说话的时候，才挑起
笔仗，这不但是不守论战的规则，简直就是不近人情了，而不近人情乃大奸
大恶。
做人的底线
这一两年，经常听到朋友们在议论历史上许多失节的文人或者官员，
由此也多少涉及到对当代的一些评价，总的情绪是人都是复杂的，世事艰难，
每个人都不容易，都有一个底线，在底线内，都好说，都容易求得谅解，但
过了这个底线，再要辩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那么什么是底线呢？这个标准由谁来定？由谁裁判？我觉得底线虽无
明文规定，但这个线在人们的心中，它是无形的，但又时时制约着人们的行
为，特别是社会贤达的行为。
我所理解的底线有两条，一条是带有民族情感的，如外敌入侵时，应
当持一什么立场。中国人最讲这个，在这方面失节，通常不会被后世谅解。
一条是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如公然违反人类行为的准则，中国人好像不太
在意这一点，所以许多在这方面过了底线的人很容易被谅解，这是很悲哀的。
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那样的事给了谁都得做，环境使然，不做不行。
不管持这种观点的朋友有多少理由，我觉得过了底线，不管过去如何，总是
一大污点。许久以来，我经常听到朋友们为一些过了底线的人辩解，听听他
们的理由，好像也不无道理，但不能细想。如果照那种辩解的逻辑，似乎世
界上的事就只是利害，而没有是非了，这怎么可能呢？我读过周佛海的日记，
如果光听他说，那理由也很让人动心，但终究经不起一问。周作人出任伪职，
就北大当时的校产而言，是得到了保护，而且还有发展，但人们不会因为这
就原谅了他，如果多几个这样做了而被原谅的例子，以后再遇上大事时，肯
定选择周作人的路的人要多起来，那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这个底
线不能过。
当年燕京大学复校时，燕大教务长洪业曾替两人说情，一个是燕大图
书馆馆长田洪都，日据时期他继续主持图书馆，洪业说他为保护藏书，动机
是好的，但没法说服别的教授。
另一个是容庚，他在伪北大教了书，洪业说容庚一向在抗日运动里很
活跃，他还办过爱国杂志《火把》，很多教授都给他投过稿，他在伪北大教
书只是为求温饱而已，但洪业同样未能说服别的教授（陈毓贤《洪业传》149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如果这样的教授可以原谅，那当年跋山涉水去了重
庆和昆明的大学教授不是可去可不去吗？但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西南
联大回到当年的北平后，傅斯年代理胡适出掌北大，坚决不聘在伪北大供职
的教授，这就是底线，不能过。由于事关民族大义，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是有
好传统的。但我前面说的另一条底线，就不明显了，有时过了这条线的人反
而比没过线的人还得意，这是因为中国人在人道主义这条线上没有悠久的传
统，所以才有“宁可错杀而不放过”的传统。人道主义好像是西方的东西，
听起来很抽象，但我理解也很简单，就是行善，不要做绝事。什么是不做绝
事呢？就是人头掉了是不会重长出来的，如此而已。这个底线也不能过，谁
过了这个底线，或者谁原谅过了这条底线的人，好像都不会让后人谅解。不
管什么线，其实说到底是我们做人要先有一个最低的标准，过了这个线，就
不是人了。
学者的道德
前两年我见到一篇书评，是批评一个中国学者就有关南极问题研究抄
袭一位西方学者的专著，这篇文章是用对勘法做的，我虽是外行，但看得出
抄袭者的技巧。
还有一位上海某大学的学者，我至少见到两篇文章揭露他的语言学研
究，是抄袭外国学者的。但最近我见到一位从上海来的学者，说到这位抄袭
者，他也无可奈何，因为这位抄袭者，教授还照样做，还照样给学生讲他的
学术成果。
我忽然想起前两年的这两起剽窃事件，是因为我在刚刚来到的一期《自
然辩证法通讯》（1998 年4 期）上，看到李佩珊、薛攀皋两位先生的文章《是
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他们在文章中揭露了北京某大学生物系蛋
白质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实验室的6 名研究人员（文章署名潘爱华），在一
篇研究报告中，有1／3 抄袭了国外同行的研究报告。这篇文章也是采用对
勘比较的方法。文章的作者希望“把这一事件公诸于科学界，对端正学风，
促进科学水平的提高，大有稗益”。
这几起严重违反科学道德的事件，已经催人猛醒，我们今天从事自然
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的确面临一个重新确立自己的科学道德的问
题。与那些地方大学，小科研单位个别人为评职称而抄袭的行为不同，这几
位抄袭事件的当事人，本身并不存在职称问题，他们已经是教授，而且是中
国名牌大学的教授，是国家级科研机关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这样做，败坏
的不是自己的名声，而是中国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声誉，所以对这种
违反科学道德的可耻的行为，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在言论上对这种
行为穷追猛打，让这些抄袭者的名誉扫地。为此，我建议国家教委和有关单
位，对这类事件的发生，要给予高度注意，如有大量可信的论证材料证明确
系抄袭行为的话，至少要立即取消这些人的高级职称，并公布所涉事件当事
人的学术经历和真名实姓。如果说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手软，那是中国学界的
耻辱。发生此类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生之后不了了之。
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
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但青年毛泽东与胡适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遥
想当年北大，胡适是大学教授，而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员。用
唐德刚的话说，胡适这个人，天生是个教书匠。即为教书匠，难免好为人师，
不过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
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也有一个由崇拜到鄙视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
与自己的地位变化有关。毛泽东曾亲口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新青年》时
期，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忠实读者和祟拜者。但到了后来，这态度就变化
了，他对胡适说他是他的学生，一直耿耿于怀。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
了这样一件事。1959 年4 月15 日，毛泽东召集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等
科学家谈话，竺可桢在日记中写到：“他（毛泽东）说昨晚不能睡，因为看
了三个消息，一个是印度说共产党在失败，次则胡适硬说毛主席是他的学生，
毛主席只在邵飘萍那里听过新闻学课。胡适说日本人占中国四五年，他打不
入徽州，因是多山。。”（日记第4 册第303 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
东是不承认他是胡适的学生的，而且对这种说法颇为反感。其实这个问题涉
及很多史实，大体是能说清的。
胡适说没说过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呢？说过。这要从头说起。1945 年7
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访问延安，因为傅与毛是北大旧识，毛
单独同傅谈了一个晚上。傅在离开延安时，毛曾前往机场送行，并请傅转达
他对胡适的问候。此事在有关傅斯年的传记和回忆文章中经常提到。傅斯年
和胡适的关系那就不用说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问候转达给了胡适，这难免
使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产生一些幻想。当年8 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在重庆和
谈，胡适即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一开始就说：“傅孟真转述兄问候
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6 页）。这封信
是托时在重庆的王世杰转的，胡适对王世杰说；“顷忽起一念，拟发一电劝
告毛泽东君。乞兄与孟真一商。如兄等赞同，乞代为发出。此是闲人偶尔好
事，不必向外发表也”（同上）。
几天之后，王世杰给胡适发来电报：“速转胡适之先生：尊电已面转毛
先生矣”（同上27 页）。以胡适一生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推断，他是不会想到
要发这样一封电报的，但由于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的胡适，自然会想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