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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快事，对《观察》来说多一个快手。我们之间的文字因缘就这样结了下来。”
他在1987 年为《山水·人物》所写的自序中，非常明确地说：这本书的出
版“算是我对一位老朋友的纪念。他是解放前创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先
生”。他在文章的最后借回忆自己少年时期的一篇文章，发出如下感慨；“我
并不想附会说，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预兆：空留缎带在人间。我不明
白一个14 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又何其适合于用来纪念我死得不明
不白的亡友储安平呢？”
怀念储安平，怀念《观察》，或许可以说是怀念自己青壮年时期的理想。
费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强的自由民主
观念。但岁月无情，历史难测，1957 年不仅埋葬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肉体，
而且将崇高的信念也埋藏进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了。费孝通先生晚年已不愿多
谈这些，但从他的散文，或者专业论文中，我们又时时能感受这种信念的强
烈。他在《八十自语》中说自己晚年的选择“志在富民”，但“‘志在富民’
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富了怎么办的问题。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究竟已
跨过了老年界线，留着这问题给后来者去多考虑考虑，作出较好的答案吧。”
这是一个历经坎坷的知识分子对未来含蓄的期望，我们能感受到支持这种期
望的信念是他年轻时的理想，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收在《逝者如斯》中的《红场小记》、《孔林片思》、
《〈史记〉的书生私见》是90 年代以后费孝通先生的少数几篇随感，但从中
却透露出费孝通先生的晚年心境，他在后记中说：“我写下这些感受并不是
想叫后代望而生羡，而是盼望这样的时代，不会一去不返。应当相信更好的
时代是在今后。让我再强调一句，我的大学时代，甚至其后在十分艰苦的抗
战时代，确确实实是靠了那么一批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的老师们，才使兢
兢业业的学风没有中断。我希望我这本集中多少能传达一些当时那种使人神
往的气氛。”这本《逝者如斯》，用费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自传的副本”，我
的感觉是晚年费孝通在精神上还生活在他过去的时代里，这是让今日年轻人
羡慕的，他曾有过值得留恋的东西，而我们呢？
寂寞钱端升
说寂寞钱端升，或许有些不确切。作为政治学著名学者，钱先生1949
年以后在他同时代的人中，遭遇并不是最惨的。他是许多届的政协委员，还
做过北京市政协的副主席。
虽然他没有逃过1957 年的厄运，但在同时代朋友中，还算是较为平静
的。说他寂寞，不是指这些俗世的浮名，而是说内心。我读过一点钱先生早
年的文章，尤其是他在40 年代写的许多东西，感到那是一个充满朝气，思
维活跃，见识不凡的学者在说自己的话。钱先生后半生几乎没有什么著作，
文章也极少，这些或许说明不了什么，但他内心装着的寂寞却在岁月的流逝
中越来越满。
钱先生1900 年出生，19 岁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1924 年
获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25 岁就做了清华大学的教授。钱先生的专业
是政治学。1934 年钱先生还在天津的《益世报》接替罗隆基做过一段时间
的主笔，是很能写文章的。1991 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了《钱端升学术论著
自选集》，书尾附一份12 页的钱先生主要著作目录表，1949 年以后的东西
不到半页，其中只有80 年代初出版的一本《政治学与政治科学》。作为世纪
的同龄人，钱先生在他的后半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想来他是寂寞的。
他在一篇自述中说过：“至于我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
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似乎有沉痛的东西在
其中。汪子嵩先生在《政治学家的天真》一文中说他“从现实政治角度看，
他的许多见解不免天真，但从高瞻远瞩的政治科学的角度看，我想，钱先生
给我们留下了一项很有精神价值的财富”。汪先生的话虽然委婉，当是的论。
其实这正是钱先生作为政治学家的价值所在，他要是不“天真”，就是政治
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了。政治家是讲现实的，而政治学家则必须“天真”，
不然谁给我们许多理想呢？钱先生30 岁的时候写过《法国的政治组织》，34
岁写了《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40 岁时主编了《民国政制史》，他
要不“天真”早干别的去了。钱先生说他这一生“主要以教书为业，也以教
书为主。但我一直是关心国内外政治的。我尝写过不少政治性的文章。。也
参与了一些政治性会议”。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派胡适、钱端升、张忠绂
去美、法、英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援助，虽是书生，但在危难之际，也
有一腔热血。张忠绂在《迷惘集》中回忆说：“到了美国，适之要端升和我
每月拿九百元的薪金作为国内家中用度，此外个人在美费用实报实销不用记
帐。
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端升和我也都谢绝领月薪。”那时这些读书人也
真是“天真”。
钱先生要是想做官，机会多得很。《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钱先生
致胡适的信，说他和陈布雷见蒋介石的情况。钱先生告诉蒋介石他将回北大
继周炳琳做法学院院长，蒋说这样很好。“但自蒋处出来时，布雷大感其窘，
盖布雷曾受人之托，欲另为我设法者也。”陈布雷何许人也，弄个官当不难，
但钱先生还是想回学校教书。在另一封给胡适的信中就说：“弟既蓄志教书，
自不能不想法求工作、以求有前进之可能。”整个40 年代钱先生先服务于西
南联大，之后又回北大，直到1952 年院系调整才离开。这期间钱先生曾在
1947 年到1948 年间在哈佛做客座教授，期满后谢绝了留在美国的邀请回到
祖国来，初期还很有心劲，1950 年应储安平邀请，给刚刚复刊的《观察》
周刊写了一篇长文《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以政治学家的身份
阐发新中国的政治设想，以后便不多写了。1950 年，钱先生50 岁，多好的
年龄啊。
钱先生在西南联大除教书外，还编刊物，编《今日评论》。在当时的《当
代评论》、《民主周刊》、《观察》周刊上大量发表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各种
专论。他对国家的未来有一套完整的设想。我查阅《当代评论》时见到他写
过这样一组连载文章，无法抄引原文，但看一下题目也能见出钱先生的风采：
《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一党与多党》、《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论自
由》、《我们需要的经济制度》、《我们需要的教育政策》、《青年的思想》。对
这些文章阐释的思想可以见仁见智，但看得出这是一个政治学家在独立地思
考，严肃地追求。政治学是科学，钱先生早年选择了它，后半生却没能再像
他青壮年时那样敢想敢说，对一个终身治政治学的学者来说，他的内心能不
寂寞吗？政治学是科学，但却是危险的科学。钱先生是寂寞的，当年清华出
身后来留美的一批政治学者哪个不寂寞呢？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等等，
都在寂寞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和他们比起来，钱先生还算是不寂寞的。
安福三才子
研究中国现代史，无论如何绕不开清华大学。因为在中国现代史上，
有相当多的人物是从这里出来。早年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一个孩子在这里
经过8 年的培训，然后放洋，再回来时，他们会有怎样的变化，大概有一个
基本的样式，一个人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一生的选择。
1995 年4 月30 日，我第一次来到清华，观察每年一度的校庆活动，我
特别留意那些早年毕业于清华的人，可遗憾的是他们已经很少了。再看年轻
一代，大部分是50 年代的清华学子，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已经多了新的色
彩，但不管怎样，在热烈的气氛中，看到清华人的风采，我就想，一个国家
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与她的大学教育是同步的，没有清华，没有北大，很难
想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会是怎样的。
清华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缩影。清华在50
年代初成了一所工科院校，这不仅是清华的损失，也是一个民族的损失，早
年清华，作为一所综合性的现代大学，在30 年代已经很成功，以后实际是
如何发展的问题，但想不到她的半壁江山很快会失掉。
关注清华是由于做西南联大研究，更是由于这里早年蓬勃的朝气。但
在对清华的关注中，我不大留意这里有多少得意的官员，而关心的是有多少
失意的人，也许这些人身上更多地凝聚了一个民族的苦难。我想到了安福三
才子的命运。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但在本世纪初，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却
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
文应。三个同乡，三个少年，谁也想不到他们后来的命运会是一种什么结局。
他们三人中，罗隆基最大，彭文应最小。当年是罗隆基这位学长，将王造时
和彭文应从遥远的安福第一次带进清华园的，而且二人的事业完全相同。罗
隆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造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
文应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三位安福才子，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
许是偶然的巧合，1957 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罗隆基、彭文应是全国五个
未获平反的右派中的两位，三个人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想来真是令人
心酸。
安福二才子，由清华放洋后，再回到国内都对政治表现出特殊的热情，
但三位才子�